十年前逝世的邓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1962年 7月2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包产到户”时引用的四川谚语。后来被讹传为“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文革”中更被冠以“猫论”的罪名而遭批判。邓的形象从此与猫结下不解之缘。

    “文革”结束，邓小平二次复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务实的“猫论”提升为治国方略。邓小平不同于毛泽东之处在于：毛似乎是一个天生的秩序破坏者，任何不喜欢的东西都可以推倒重来；而邓则是秩序的建立者，不会凭着浪漫的革命诗思横扫一切，而是脚踏实地，朝着现实目标探索前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口号由此应运而生。

     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最大贡献，在于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结束了那种随时“触及灵魂”的革命，实现了“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转移。他以快刀斩乱麻式的果决，使国家迅速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推动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才有了今天经济上的骄人成就。与此同时，中国承袭毛的外交思路，利用冷战时代东、西方阵营的对立，将自己定位于第三世界，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第三极；并通过对外开放，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国际孤立状态，迅速融入国际大家庭。国际外交格局因邓小平而改观。

    为推动国家的现代化，邓小平发动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坚冰，“思想解放”成为80年代最响亮的政治口号。邓小平作为执政党的领袖，对维护本党的执政地位同样不遗余力。在对“凡是派”的斗争占据上风后，他迅速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坚持保住毛泽东的偶像地位。虽然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相对保留了对“反右”的评价。这两个历史问题至今仍是禁区。

    总设计师的遗憾

    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曾力图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当时朝野的共识。但民间诉求操切，僵硬的意识形态则不时吹动寒流，迫使邓在执政地位与政治改革之间作出抉择。不按指令捉“老鼠”，当然够不上“好猫”，社会矛盾的加剧令冲突日增，导致他的两位亲密助手先后下台。1989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后，邓小平淡出政坛。

    进入90年代，当邓的改革开放路线再度受到严重挑战时，这位自称为“平民”的老人拍案而起，用颤抖的声音和手势发表“南巡讲话”，最后一次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和历史功业。他以政治余热开创了一个政治学上罕见的先例，至今无人有勇气和能力仿效。

    “北京风波”以及叫停“姓社姓资”的争论，使国人自毛时代以来养成的高度政治热情被强力退烧；作为化解手段，邓机智地撬动经济杠杆，将全民推入了一场风起云涌的经商大潮，“一部分人先富”成为最时尚的口号。50-60年代被消灭的民营经济，自90年代迅速崛起。一些失意精英的政治怨愤，也从经济发迹中得到补偿。政治体制改革处于停摆状态。

    邓小平在淡出政坛前作了这样的检讨：“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总设计师作为执政党领袖所表达的遗憾，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哲学所须付之代价。在“文革”造成的社会道德真空状态下，将全党全民推入经济大潮；直到他逝世，未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和道德重建的任务；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历史遗产中的债务

    全社会追求物欲的急功近利心态，使执政党内腐败风气上升，知识精英社会责任感沦丧，其道德后果在邓逝世十年内日益凸显：领导为彰显政绩而罔顾民生，官员因谋求私利而贪赃枉法，商人因追逐利润而摒弃诚信，学者为出名出书而弄虚作假，百姓因蝇头小利而你争我夺，企业为追求效率而忽视安全环保……

    邓小平早在20年前认识到：“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作为邓时代的遗产，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与民主监督功能的缺失，使转型中的社会逐渐失衡：一党执政体制下的“权力寻租”，造成普遍的权钱交易和官场腐败；“诸侯经济”的迅速崛起，令执政党的各项政策面临“下有对策”的挑战；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种种弊端，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而日见突出。

    邓小平早年受过传统和新式的教育，青年时代有着在法国工厂务工四年的履历。严格的工业化启蒙训练，使他超越了“国际农民工”水准，具备了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革命家的素质，并有着不同于毛泽东式农民领袖的眼界。对设计师而言，工业化设计的思维是缜密而务实的，目标明确，不受浪漫理想的支配，注重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和制造工艺。

    与当今世界多数发达国家领导人的法学、政治学教育履历不同，自上世纪末起，中国逐步进入了“工程师治国”的时代，邓的“猫论”在继任者手中持续发扬光大。历经江泽民时代之后，作为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在继承经济遗产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政治遗产中的债务。

    胡锦涛、温家宝等现任领导人所面临的，是大量前任及隔代遗留的问题，权力垄断下无数因侵权引发的群体事件，经济诉求的对象是政治体制。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依靠传统威权以及法律等技术手段，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现代化的高速列车，已不再是“技治主义”手段所能驾驭，需要引入更多的人文理念，从道德和政治层面解决社会难题。

    有鉴于此，在承袭固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胡锦涛去年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试图以“八荣八耻”的设教，重建社会道德标尺；继而重拳出手，惩治贪腐诸侯，重振中央权威。关注民生和社会公正的举措与姿态，年来也频频出现于媒体。但基本上都属于执政党自查自处。

    改革的危险来自内部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国际资本大举进入中国，重回计划经济的后路已断。国内市场经济化催生的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促使法律逐步健全，人民的财产权利意识日益苏醒。与其说“改革不可动摇”，毋宁说已无回头路可走。

    从经济民主走向政治民主，虽仅一步之遥，行进却无比艰难。如果说邓小平、胡耀邦等第二代领导人所遭遇的改革阻力主要来自上层，则当今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局面要复杂得多：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科层化”的弊端尾大不掉，自中层上下，已膨胀为一种利益盘根错节、规模庞大无比的官僚体制，且不断有新生代踊跃跻入。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没有人民的支持不会成功。

    1989年“北京风波”后不久，发生“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近年又出现了第二轮的“颜色革命”浪潮。所谓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无非是对执政地位而言。去年智囊们提出“一党执政，党主立宪”等策论，也是围绕这一主题做文章。最担心会失去的，往往是最有可能失去的。足以动摇改革和颠覆执政地位的危险，并非来自什么“国内外敌对势力”，而是蛰伏于执政党体内。

    毛泽东走了，“两个凡是”失效了；邓小平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结束了；今后“猫捉老鼠”光靠“目的正义”和威权利爪不好使了，要讲究“程序正义”了。社会没有民主不会健康，改革要使大多数人获益才会成功，政治家要有历史感才可拥抱未来。

    政治上实现社会民主，经济上实现分配公正，将远近积累的历史问题作个了断——这是邓小平身后留下的三道待解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