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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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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精神家园
在1月23日“博客中国”网站举办的“大国崛起与文艺复兴研讨会”上，我和一些老朋友对刘军宁先生最近的提出“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观点提出商榷，军宁当场作了回应。近日，他将对我的回应整理成《中国文艺复兴答疑录之四：病重了，请抓紧吃药！》。
军宁将我的意见归结为三点：一、在中国主张文艺复兴，用心虽好，但是会被利用、被误解，故不妥。二、在当代中国，文艺复兴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八十年代是最好的时机，可是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既然时机已经错过，在今天已断无文艺复兴的可能了。三、在中国发生文艺复兴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今天条件还不具备。在今天如此令人沮丧的氛围里，且慢奢望文艺复兴。应该先消解文化专制，才有文艺复兴。
需要说明的是：军宁总结的第一点是不错的，第二点中“既然时机已经错过，在今天已断无文艺复兴的可能了”的理解有歧义，第三点的“消解”一词，不是我的原话（“消解”是个中庸的说法，原话是“推倒”，但被好心的编辑更换了）。而海外一些媒体对我观点的报道，也有不准确的地方。现逐一答复如下：
一、关于被利用和误解，军宁说：“我担心的不是误解与利用，而是中国的文艺复兴道路上极可能碰到的两个陷阱”（即“国家化的陷阱”和“学院化的陷阱”）。其实无须我再提示，前者正是“利用”，后者则可归入“误解”。这个问题的结论已经由军宁自己说出来了。
二、关于时机和可能性，我的原话是：“如果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也许存在文化建设的空间。自90年代以后，原本宽松的空间日渐狭窄。进入21世纪以来，管理者将一切与思想有关的东西泛政治化，在2007年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请注意，我在论述中没有使用“文艺复兴”的概念（关于这个概念的不确定性，我在后面还会谈到）。我认为“在可以随时封杀文艺创作自由的体制下”，军宁所主张的“中国文艺复兴”，从时间、空间到人，条件都不具备，现实已经作了最好的回答。
军宁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不是文艺复兴的最好时机”，也“根本不存在文艺复兴的可能性”。在那个时代，大家“仍然是在茧壳里跳舞”；“到了90年代，走出精神牢笼的人越来越多了，尽管走出的过程非常痛苦，尽管走出来之后，充满绝望”。我想提醒的是：牢笼不打破是走不出来的，即便走出个人的精神牢笼，还有更大的牢笼罩着。我从来不曾绝望，是因为信息化的时代已经来临，提供了打破牢笼的工具。
三、军宁说：“文艺复兴这副药中国早就该吃了。质疑中国需要文艺复兴的观点认为，病太重病人不能吃药，要等好了再吃。我认为，病太重，要赶紧吃药，吃了才会好。” 本人的观点则是“不破不立”，文化专制的痼疾，用“文艺复兴”的慢药无用（这句话不是在反对中医），不进行外科手术，就只有死路一条。
军宁以吃药为喻，为中国开出药方，请容我也打个比方：中国有句老话叫“皇上不急太监急”，如果皇上病急，但周围的太监只许太医请脉，民间方剂不获进用，是所谓“皇上急太监不急”。李长吉诗云“人间正道是沧桑”，良医不妨继续在民间悬壶济世，无须为进药而自宫。军宁既已认定“文艺复兴的事业是民间的事业”，继续传播他的理念亦无不可，只要不掉入“国家化的陷阱”就可以了。
讨论了这三个问题之后，再来谈谈“文艺复兴”的概念。军宁认为“文艺复兴作为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只要没有实现，就永远不会过时”。他似乎把“文艺复兴”看作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但在当代中国，股份制民主带动了权利意识的觉醒，互联网的普及形成了广泛的个性化互动（军宁也承认博客文化的进步意义，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否只有“文艺复兴”一途？“中国文艺复兴”的概念究竟指什么？
军宁在研讨会上承认，自己是借用了“文艺复兴”的外来概念。这恰恰是“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的口号易生歧义之处：是用中国的瓶子来装外国的酒？还是用外国的瓶子装中国的酒？
军宁对“中国文艺复兴”的诠释是：“摆脱权力对个人的身体和灵魂的钳制”。照此逻辑，如果理解为“中国需要一场欧洲式的文艺复兴”，则中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权力对个人的身体和灵魂的钳制”，几千年来不曾间断过，值得复兴的是什么？若被理解为“借用欧洲文艺复兴的模式以复兴中国文化”，则不免落入百余年来“中体西用”的窠臼。历史不可复制，军宁要复兴的东西究竟在哪一方？请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
我在发言中曾主张：“大国崛起”要与军国主义划清界限，“文艺复兴”要与文化保守主义划清界限。我并不不反对广义上的文艺复兴，但须以“推倒文化专制”为先决条件和当务之急。在“权力对个人的身体和灵魂的钳制”被推倒前，个人既无从摆脱，文艺更无从复兴；与其坐而论道，莫如身体力行。
军宁关于博客文化对个性解放之积极意义的评论，我有一定的认同感；但这应属于互联网科技对人类共同文明的促进，如果归入“中国文艺复兴”这个不甚明确的范畴，未免格局过小。
“博客中国”举办以“大国崛起与文艺复兴”为主题的研讨，用意似乎也是要将国家主义与个人价值作一对照，与会的不仅有自由主义学者，也有“新左派”学者。两派学者在同一桌面上讨论交流，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良好开端，说明在建立社会公正的理念上是有共识的，只是在解决的方法上各有思路，对话的水平在总体上也还有待提高。
面对道义相砥的老朋友，继续已开始的文化探讨，确实是一件快意之事。谨以此文与军宁及各位朋友共勉。
2007年2月1日 风雨读书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