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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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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精神家园
最近，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作协大会上提倡：“文学艺术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这种没有讲稿的谈心式讲话，平易近人，毫无官气，已经久违多年了。一个国家的总理亲自提倡讲真话，确实发人深省。
记得老记者杨继绳先生曾提出一个“两头真”的概念，来形容一些敢于讲真话的老同志，据说这概念的第一个原型是李普。后来，张劲夫发表一篇《我也是个“两头真”》（2004年《炎黄春秋》第11期），他也是我尊敬的革命前辈，读后感慨良多。前年任仲夷以92岁高龄逝世，逝世前仍在不断发表文章，关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
于光远、杜润生、田纪云、胡绩伟……，这种“两头真”的老人还有不少；又如李锐、李慎之、何家栋等，在政治生涯中途因讲真话获罪，就发不出声音了，但晚年仍坚持讲真话。这些前辈有的已故，有的健在，无法一一列举，但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近年一些年届退休或刚刚退休的领导干部，也开始讲真话：前年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退休前夕痛批“教育产业化”；去年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直指“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
“两头真”远比一生作伪可敬，但我仍为这些老同志的生命感叹：早年投身革命，为理想而奋斗；中年本是有所作为的年龄，却沉浮宦海失去自我；晚年“脱却乌纱真面目，拈来直笔向黄昏”。生命诚可贵，有效的生命更可贵，为什么两头可真，中间却失真了呢？——关键在体制。
有一位逝世多年的中共重要领导干部，“文革”中曾遭到残酷迫害，晚年痛定思痛，谈到59年的“庐山会议”时自责说：如果我们这些中央委员当时能够集体抵制毛主席的错误，党后来就不至于犯更大的错误！
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的错误时说：
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302页）
毛泽东1956年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在1957—1959的短短两三年间，党外党内民主先后失踪，形成了“一言堂”局面，导致全党全民说假话。邓小平曾对此自我检讨说：
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
邓小平对1949年以来的政治体制的反思是深刻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也曾致力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树立宪法监督的权威，制约对公权力的滥用。但从90年代起，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经济工作成了唯一的中心。“一切向钱看”导致全社会的道德沦丧，“权力寻租”造成普遍的官场贪腐。据说退休后的总理朱镕基，也对任内滋生的腐败现象痛心疾首。小说《镜花缘》中有个“两面国”，我接触的一些在位官员，私下交谈时不是不讲真话，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也敢直言点评，忧党忧国忧民的大有人在；但一坐进办公室，为了待遇、升迁、老婆、子女，就不得不在另一套语境中生存，甚至说违心话，做违心事。
以上说的是良知未泯的官员，未必上得了新闻。在新闻报道中更有众多贪官“前仆后继”，平时挂羊头卖狗肉，东窗事发甚至死到临头还振振有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竟会使人格在昼夜之间人鬼两分？
当“权钱交易”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反思教育就与反思政治体制同样重要，教育官员则比教育人民更重要。返观今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公务员职位的现象，我不敢说所有的年轻人都没有理想，但这理想中有多少是官场利禄的诱惑？又有多少是“为人民服务”？“长江后浪推前浪”，社会价值观已经改变。我无法想象：“两头真”的特殊历史现象，在官员完全换代后会不会成为绝唱？
“官身不由己”，位重权高不便说，位卑言轻不能说，内外有别不可说。卸下权力，讲出真话，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无奈，因为有职有权的岁月，已经“把一切献给党”。在位不敢说，甚至不许别人说，到自己退位欲说时，能说到什么尺度，也得审时度势；有些在过去还能批评的历史，如今却不可评说矣。在位不说者也难免作茧自缚。
“有禾入口，人皆能言”，方谓之“和谐”。“经济工作为中心”不可忽视分配公正，言论自由与生存权同为基本人权，并无官民之别。目前真话仍属稀缺资源，“压倒一切”未必稳定，诚信的社会必然和谐，人人讲真话并一直讲下去的制度氛围不可或缺。
“两头真”是对历史的反思，但主政时的历史感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