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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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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精神家园
今年是邓小平逝世十周年，海内外各界和媒体都在纪念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我将这样回答：实事求是，不搞“凡是”。
“实事求是”是执政党引以自豪的光荣传统。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拨乱反正，发动对“两个凡是”的批判，通过解放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从“阶级斗争为纲”转为“经济工作为中心”，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但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官员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群体事件”日增，社会矛盾加剧。对改革中的公仆擅权、分配不公等问题，各方面的批评都很多：有人归咎于“一部分人先富”，认为侵害了多数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有人怀念威权时代的平均主义，但“均贫”的苦日子没人愿意再过；有人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目前尚缺保障民主的体制……
马克思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到2007年，马克思已逝世144年，列宁逝世83年，毛泽东逝世31年，邓小平逝世10年。世界在变化，历史在前进，主义仍在，问题不少。过去凡是中国的问题可以“以俄为师”，如今老师之国已不存在，而各位伟人没有预见到的问题，靠“凡是”解决不了，只能靠后人“实事求是”。
比如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提出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是权衡当时党内的多种观点，仅就起草决议一事而言，并不是一切工作的指导原则。出于统一党内认识的需要，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有保留地承认了“反右扩大化”，将毛泽东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
自90年代以后，“宜粗不宜细”逐渐被曲解成一种新的“凡是”，一提共和国的历史就宣称“宜粗不宜细”，严格限制对“文革”、“大跃进”、“反右”等历史问题的反思、研究和回忆，“违规”就要挨“棍子”。这是违背“实事求是”传统和邓小平的本意的，也不是政治文明的表现。
“宜粗不宜细”只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特定事项的特殊举措。实现现代化要靠科学这个“第一生产力”，没有任何科学是“宜粗不宜细”的。我曾提出“历史既然是科学，就不可能是‘宜粗不宜细’的”，有的同志不同意。其实何止历史研究？法律上“宜粗不宜细”，就要出冤案；管理上“宜粗不宜细”，就要出事故；军事上“宜粗不宜细”，就要挨打；文化上“宜粗不宜细”，等于粗制滥造……。这样的浅显的道理，小学生都明白。
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他说过：毛主席的功过是三七开，我是五五开。文革我也投了赞同票。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还作了自我批评：
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惟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页）
刘少奇在与毛泽东争论“大跃进”的错误时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近年一些健在和刚去世的老同志，不断提出认真总结毛泽东的历史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民间已自发建立了“文革”博物馆，去年“两会”也有这样的提案。至于“反右”给广大知识分子造成的身心创伤，总该有所抚慰，以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邓小平说过：“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92页）这段话是29年前说的，隔代看得更清楚，当今社会的许多现实问题，都与历史上承袭下来的政治体制有关。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留下了需要后人解决的问题。拒绝反省历史，现实中的包袱就会越来越重，只要历史的创口还在滴血，社会的和谐就无从实现。不仅需要实事求是地反思从建国到“文革”的历史，也需要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并在适当的时候再作决议。
继承遗产，摆脱债务，是一种政治技巧；“以史为鉴，可知兴亡”，是一种政治智慧。“科学发展观”离不开求真务实，“摸着石头过河”正在走进历史，“绕开历史走路”无助于开创未来。
纪念邓小平的意义，要在实事求是，不搞“凡是”。
2007年2月10日 风雨读书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