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电话采访时提出：良好的民间慈善需要有三个层面的土壤，法律、道德和文化。话题是围绕“中国母亲”胡曼丽展开的，我很几分感慨：胡因百余万元人民币善款的帐目不清，搞到身败名裂；近年4000名贪官携带500亿美元外逃，至今仍在海外逍遥。
与4000名外逃贪官相比，胡曼丽只是一介小巫。5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900亿元，人均贪污12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9750万元。这只是冰山一角，已被查办的或许有统计，至于尚未显形的贪官贪了多少，只有天知道。
胡曼丽掌管的善款和政府掌握的税款，虽然一是来自捐助人，一是来自纳税人，但都属于委托管理的性质，善款要用于指定的慈善用途，税款要用于为人民谋福利。开支帐目不透明，管理者不会有公信力可言。
这位“中国母亲”不算大人物，被提供捐助的“美国妈妈”告了7年才告倒，是因为美国的法律对捐款的使用有严格的监督，不提供开支去向是不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是美国法律扳倒了“中国母亲”。回过头再看我国纳税人的税款去向，中国法律未能阻止500亿美元的赃款外流，更没遏制住每年超过9000亿人民币的公款消费——“明规则”斗不过“潜规则”。
我宁愿相信，胡曼丽在创办孤儿学校时是有爱心的，也未必有明确的私利目的；我也宁愿相信，贪官们刚走上工作岗位时也曾想过要清正廉洁，在百姓中赢得好口碑。但在实际工作中肯定会与现实发生碰撞：法不责众，别人都捞得很容易，我为什么不可以？
过去常被教导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历来是从圣、从权、从众，当神圣偶像倒塌，当权力不受监督，当贪腐成为风气，产生“不捞白不捞”的心态就不足为奇了，洁身自好者反倒成为危险的另类。新闻报道中常有这样的场景：巨款洒落一地，有人带头护卫或带头哄抢，后果会截然相反。问题在于：谁带了这个头？
中国历史的“周期律”，是农民起义胜利者轮番“打天下坐天下”，以国家名器为战利品，自称“代天临民”，从来没有“受人民委托管理国家”的意识。近代中国“走向共和”走了一百多年，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和民治、民享、民有；毛泽东说找到了民主新路，提倡人人起来监督政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早就写进了共和国宪法，何以“铁打的江山”还会生出蠹虫呢？
入梁山泊聚众造反、流血拼命，进忠义堂“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某些传统绿林基因，在革命胜利后也被带进了新政权。所谓公款吃喝，无非是“血酬”心态之一种，且后继有人。早年国家经济底子薄，到了有条件腐化的年代，从吃喝到嫖赌，渐至包二奶三奶四奶，到澳门再到拉斯维加斯豪赌，终至一发不可收拾。当公款消费仍不足以满足贪欲时，利用手中权力贪污受贿，也是探囊取物般潇洒。
“共和”意味着共同确立游戏规则。管理者一旦破坏了规则，滥用公权力且不受监督，则社会公正天平的倾斜，必将带来普遍的心理失衡，莫怪他人仿效。胡曼丽当年草创孤儿学校也算历尽艰辛，出名后接受各方捐助，逐渐把学校当成了自家产业，将社会公器变成了敛财钵子，也是化公为私的“血酬定律”（吴思先生语）结出的怪胎。当你谴责倒掉的公众偶像“中国母亲”时，别忘记盯住那些衣着光鲜、常在媒体露面的公仆，注意他如何支用你付出的税款。
被国人以“母亲”相称，在共和国可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殊荣。母亲要成为子女的道德懿范，方能不负其伟大称号。谁都承认母亲孕育子女的艰辛，但孩子不是母亲和家庭的私产，而属于整个社会。
生儿育女易，母仪天下难……
2007年母亲节 风雨读书楼
2007年5月19日 《南方都市报》
章立凡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