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0年9月4日 |
 |
章立凡精神家园
山西黑窑儿童奴工事件激起举国公愤，媒体上的声讨一浪高过一浪。本人觉得需要从人权的角度有所探讨，特地访问了官方中国人权研究会的网站“中国人权”，却发现这里分外谧静。
网站的头条新闻是：“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团访美 就人权对话进行交流”，国内新闻头条是：“山西：举起法律利剑为广大农民工维护权益”，还有一条新闻位列十八：“山西各地进行‘打击非法用工 解救被拐农民工’行动”。这三条新闻是6月17日更新的。经检索，又发现四条关于黑窑奴工的新闻，分别是6月14和15日上网的。七条信息全部来自新华社等官方媒体，体现的是“坏事变好事”、“劣迹变政绩”的传统思维。
主流经济学家们对奴工事件的态度，我从一开始就不抱希望，或许尊敬的人权学者们对此事会有所评论？但在“中国人权”网站查不到。我又试着用百度和GOOGLE分别进行了搜索，结果同样令人失望——两部分学者集体罹患了“失语症”。这使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90年代初，一位朋友莅临寒舍，他此时刚刚荣任层峰专用“文胆”之一。喝茶时谈起我国的人权状况，他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污蔑攻击义愤填膺：“我们反对抽象的人权，建国以来，我国保护的是具体的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
我遵循他的思路，请教了两个历史问题：一、“大跃进”引发了大饥荒，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人口出现上千万的负增长，那些饿死的人，有没有生存权？二、“大跃进”加“文化大革命”，延误中国的现代化至少二十年，发展权如何体现？
他顿时“失语”，少顷便不失风度地转移了话题，事后又私下对另一朋友表明雅量：无论立凡提多么尖锐的问题，我都能理解……我们党确实犯过错误。我也自我反省了一番：是否太不给朋友面子？结论是——真理比面子重要。既然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实践证明的失误就应该认真总结，以避免今后重蹈覆辙。有些历史错误至今不允许讨论，为了“面子”而掩盖“里子”，终将“里”“面”尽失。
转眼十多年过去，我国的经济一直高速增长。当媒体热烈讨论“大国崛起”时，我又插了一句话：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大国”，要看它是否善待自己的人民。本月，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在“敏感时期”被曝光，其中有无更深的官场博弈背景，我们无从确定，但无疑击中了中国社会的软肋。这一事件不仅是对中国人权的羞辱，也是对执政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羞辱，由此不难理解中国主流学者们的缄默和执政党高层的震怒。
网友们谴责山西倒退到了奴隶社会，媒体人笑蜀先生将事件形容为一场叛乱。问题在于，这种现象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孤立的，奴役劳动（包括强迫妇女卖淫）在时空上也不仅限于山西，背后都有大小利益集团的保护，且美其名曰“发展地方经济”。若将一切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事件都作此定性，则范围将变得宽广而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共和国历史上广泛地以言治罪、发动内乱推翻国家主席等事件，这在当前语境下都是不可言说的。
国家意志在政治上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在经济上强调发展而忽视民生，都是有惨痛历史教训的。50年代先是“以俄为师”，靠剥夺农民发展重工业；继而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大跃进”造成巨大“人祸”。80年代转到“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后，发动了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批判；进入90年代，又出现了盲目追求GDP、罔顾民生的偏向。
GDP的增长究竟属于政府还是人民？我们无从解答；而基尼指数标示的贫富差距加大，无疑与共和国的建国理想相悖。社会主义社会在理论上被理解为高速发展的社会，但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生态危机。人类社会发展了，理论若是一百年不变，就难免动摇自己，更谈不上“科学的发展观”。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若仅将人视为生产力的一个因素，漠视人的价值和权利；或片面强调经济的高速发展，漠视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公正，则矿难事件、奴工事件及化学污染、生物污染等大大小小的人道和生态灾难，还会周而复始地重演；“权贵资本”发展权吞噬弱势群体生存权的“人权悖论”，还会继续下去。
本届执政党领导人有许多关注民生的身段，赢得了舆论的赞赏；但请勿理解为“民生换民主”，因为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互替的“好东西”。我国长期实行一党执政，如果公民未能切实地行使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等基本权利，仅靠执政党自查自处，官商勾结的腐败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遏制与监督。
对人权的理解要全面：发展是硬道理，生存是更硬的道理，有生存才能有发展；如果我的生存权被剥夺，你的发展权与我何干？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会使用工具和有语言思维；劳动创造了人，但如果只许劳动、生存而不许说话，也不像是人的权利。民生与民主不可或缺，保障人权的社会才有和谐。
2007年6月17日 风雨读书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