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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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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精神家园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整风问题，最后提出：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并说：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1]
一石掀起千重浪，毛泽东的这个公开表态，在党内外引起了震动。人们纷纷猜测：毛泽东为什么不想当主席了？中共党内反映谨慎，而在党外人士中，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党外人士的两封上书
领会领袖心态比较到位的党外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第二天就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二老在信中说：
昨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顺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变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予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我们期期以为未可。至于代行职权，亦可在宪法上规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前年委员长已代行过职权，接见外国使者，本来应该在宪法上加以修改。此事关系重大，应请先由党、政府慎重考虑，暂不透露。特以密陈。并请考虑应否及时邀集昨在场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陈毛主席，同时我们相约勿遽外传。
四天之后，毛泽东对此信加了批注，重申不连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提出“可以考虑修改宪法”，并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说：“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行。”并要求将此信及批注印发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2]
半个月之后才听到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内容传达的民革中常委陈铭枢，却在5月18日上书毛泽东，对他的不连任动议表示热情支持：
昨在民革中央听到传达您4月30日讲话中有将于明年大选时辞去主席职务一节，初觉突然，旋思以乃至美至喜之事。非目光烁射俯察寰区，照见未来者，决不足以有此。……
目前党中央领导核心空前团结，政权在握，内外翕和，党内济济多士，全国亦不乏上驷之才，革命大业，来日方长。您乘时引退，率天下以谦让，矫末俗之竞奔，开贤路以待后起，留有余以补不足。此天下之至公，大智、大勇、大仁之所为也。华盛顿以开国元首，当国八年即行引退，卒奠定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今历史家犹乐道之。您所建造的伟绩，以及此项出乎此类、拔乎其萃的智举，所含意义之深且广，华盛顿瞠乎其后矣。
自大革命失败以还，您首创农村根据地，中经十年内战。八年抗日，三年解放战争，卒以旋乾转坤，翻开历史新页。以往数十年，您无一事不首当要冲，无一日不躬上斗争前线，亦无一日不与民休戚，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亦尽知之矣！解放后，国家草创之初，万端待理，您殚精竭虑，有加无已。其后国家规模日具，体制日备，您以党的最高领袖，而兼国家元首，礼仪接待之际，不免受形式的约束。且一日万机，纵使巧手安排，亦难有从容宽裕的暇日。正由于此，自不免于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事理乃尔，虽固无损君子之大德，而施济的宏效，与瞻瞩的境界，盖尚有足以提高者在。苟于此时，暂息仔肩，以国事付刘、周诸领导人物，以在野之身督察国家大事，深入工农群众，体察民间疾苦，并与知识分子促膝谈心，且利用这暇豫心绪，增加深潜宽博的修养，更加强健身心，这不只有益于默察时宜，洞悉民隐，从旁补漏救弊，且为再度重任国家冲要的准备。由于宁静致远，眼界开拓，对国际局势的演变亦能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使社会主义阵营与人类和平事业愈加巩固发展，此固非常之功，非常人之举也。
陈铭枢除了举华盛顿为例，还谈到德国的俾斯麦和日本的伊藤博文功成身退的故事，且复述了俾斯麦向威廉一世提出辞职的理由：
在位日久，将易主观臆断，耳目失聪。一己为珍惜声名，事有未放手，对相随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马勋劳，纵有不肖．不忍也不能去之。继起新锐，新鉶初试，必能割此痈疽，一扫颓习，己则从旁监督，旨锐力于将来，更为有利。
毛泽东对此信没有表态。两周后发动的“反右”运动中，陈铭枢因这封私人信件而受到严厉批判，最终戴上了“右派”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