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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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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存
近来大家对于自由主义大感兴趣，都来作热烈的讨论。我惭愧得很，《大公报》上有几篇文章未曾拜读，因为近来已不订阅《大公报》了。杂誌与日报都很有好文章，只可惜现在的人财力有限，实难遍购。所以我所见到的大都是赠阅的。我的见闻虽有限，然而在直觉上似乎自由主义已成目前争论中问题的焦点了。就我个人论，在拙书中虽再叁强调主张自由在文化与政治上之重要，但却从未自居为自由主义者。因为在我看来，自由与自由主义在涵义上不是完全相同。其他别种主义者亦并没有否定自由，甚且亦很强调自由之重要，但却不称其主义为自由主义。可见自由与自由主义，这两个名词并不完全相同。根据这一点，我现在亦来凑热闹一讨论自由主义。恕我先把自由主义分为两种：即政治的自由主义与文化的自由主义。我并不是主张两者绝不相关联，不过在看法上我们确应得有些区别。
我向来写文章喜欢先把结论列在上头，然后再加以说明。现在我亦用这个方式。关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我的结论是如下：
政治的自由主义在今天二十世纪已是过去了。
在上文已说过，自由主义与自由并非一件事，则我们当知现在说政治的自由主义已成过去，却丝毫不含有否定自由的意思在内。所谓政治的自由主义，就是单纯的自由主义，亦可以称之为旧式的自由主义。这种主张如在中国求其实例，则莫适当于民初的宪政论。民初时代的政治意识大家或许不会完全忘却，似乎不劳我在此短文中详举。这种民国初年的宪政主义决不足为今天战后立国与建设之方针。梁漱溟先生那篇文章的要点为我所同意的，就在于他能毅然揭穿这个缘故，说明宪政主义式的自由主义不足为今后立国建国之依据。至于他还有正面文章，说到中国文化的特质，那是他个人的见解，与我完全不相干。我们必须承认他在消极方面说穿民初的宪政主义在今天又復活起来是不行的，这一点确有价值。我为文表示共鸣亦只注重在这一方面。我把选举与飞机、铁路视为同样的例证。同是西方文化上的好东西，一到中国来便加重了人民的痛苦。我却并没有主张不要这些东西进来，我只说明其故不在这些东西本身而在于中国有个压迫人民的统治上特殊势力。倘这些东西一进来而不为这样的特殊势力所独佔，则依然是好东西。据有人告诉我有某大学教授看了我那篇文章，立刻作文反驳，说飞机铁路不可反对。好像在今天的中国知道西方文化之重要的只有该文作者一人;好像用復古的罪名就可轻轻把替人民诉苦的唿声抵消。立言虽巧，总不免有替特殊势力维护的痕迹的嫌疑。我起初颇相信自由主义总不致有何流弊;乃近来愈看所谓自由主义者(即自称自由主义者)的行为，使我不得不承认这其中确有一点问题。
塬来自由主义是欧洲十八世纪几个学者所提倡的一些塬理塬则。这些塬理塬则用之于文化，用之于政治，遂形成现在的西方民主国家。这种自由主义之要点在于建立个人价值，成为个人主义的文化(其详我另有一文已投《中国建设》月刊)，个人主义在于养成个人的责任心与自尊心，在塬则上绝对与平等无衝突。须知从封建社会把个人解放出来却非用这种个人主义不可。所以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建立个人主义的社会，从歷史上看，乃是一件空前的功劳。其价值真可谓与日月同光。所不幸的只在于后来由经济方面发生了漏洞，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盛行时，在经济方面当然是放任。须知放任政策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是确有功劳，因为能够助长生产，使资本主义得以形成。而初期的资本主义又确能增加财富，不会引起人们的反对。不料就因为这个放任经济的缘故遂致资本主义长成了，资本主义愈长愈大，其弊乃见。对内愈见贫富不均;对外愈趋于侵略。政治离不了经济;经济或反为政治的主干。于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就为放任的经济之故，演至今天，已百孔千疮了。
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在推车撞壁之时，而谓中国犹能如西方在十八世纪时一样，实行政治的自由主义，岂非太不了解时代么?所以我说自由主义如专就政治方面(经济当然包括在内)来讲，已是过去了。我尝说中国是错过了文化阶段。假定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实行宪政，提倡这样单纯的自由主义，实在是太好了。事实既不然，则我们便应另有打算。但须知我并不是以为自由主义不好，乃只是说仅仅这还是不够。现在西方人们有些提倡自由的社会主义;有些提倡社会的民主主义，足见单纯的自由主义已经不够了。这是全世界的趋势。
关于政治的自由主义似乎不必多说，请即接着来讲文化的自由主义。讲完以后，再将二者联合在一起来讨论一下。关于文化的自由主义，我亦愿先提出结论如下：
文化的自由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上学术思想的生命线。中国今后要吸收西方文化，进一步要对于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更不能不特别注重这个自由。
所谓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却和政治的自由主义很有不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可以形成一个党，或名为自由党，或名为民主党。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不须有固定的内容，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无论何种学说或思想，只要由严格的逻辑推出，有充分的事实为证据，换言之，是由于科学方法而成，则都可为文化的自由主义者所承认。现在大学中只讲正统派的思想而置其他思想于不顾，这不是文化的自由主义之精神。反之，假定推翻了现行制度，而对于正统各种思想加以摒弃，这依然违反了文化自由。所以文化的自由只是一个批评的精神与一个忍容的态度。没有一个学说与思想不可以批评。牛顿的定律在五十年前是金科玉律;倘若阻止人们对之有所怀疑，则相对论便无从发明了。今天相对论修改牛顿，正是文化自由的灿烂成果。同时，亦没有一个学说或思想不可以忍容。只要言之成理都应得加以承认。总之，在文化自由上根本不能有「邪说」，亦不能有「一尊」。只有研究的所得而无开始的信仰。无一前提不可转为研究的对象。这样的精神确是西方文化在人类上的唯一优点。中国在未与西方文化接触以前就没有这个优点。现在既与西方文化接触了，虽然有些传染，但终嫌尚未十分接受。今后中国如果要想在文化上立足，则非大大向这一方面推进不可。
于是我们应得合併在一起讨论了。现在的论坛上总是争论什么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之关係;有的说二者有衝突;有的说二者本相一致。在我看来，都没有鞭辟近里。他们只用自由与平等二个範畴，殊不知还有第叁个範畴，是「生产」，却必须加入在内。无论如何讲自由，讲平等，若与生产产生衝突，换言之，即使生产反而降低，则决不能成功。而况在现在正值大战以后，各国都有迅速增加生产之要求。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中国决不能例外。所以在自由与平等的打算中必须把生产列为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这不仅现在为然;歷史亦给我们以教训。欧洲近百余年以来社会主义的试验不止一次，或用革命的方法，或用立法的方式，凡读歷史者当可知之。我们可以说百余年来欧洲社会主义的排演是一部悲惨的歷史。这个悲惨经验所给人们的教训是：凡社会改革(或革命)而能使生产增长的就能站得住;反之，使生产降低则必会被反革命所推翻。苏联的经过尤为显明：革命之初之战时共产制就因为不能满足增产的要求以致维持不下去了，乃不得不改为新经济政策。如新经济政策永久下去，则革命虽成而社会主义却失败了。幸而有计划经济。可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换言之，即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相结合乃得到新的生路。须知计划经济是一个中性的名词，资本主义亦可有计划经济，法西斯亦有计划经济，可见不是所有的计划经济都是进步的。对于经济加以计划要看用什么塬则去计划。资本主义的后期亦在那里讲计划，但却依然用着资本主义的塬则。所以必须用社会主义为塬则以作计划方能为进步的计划经济。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之贡献。苏联的成功即在于使增产为目的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已往社会主义种种试验都没有成功，就是因为只注意于平等而忘了生产的重要。
中国今后必须採用计划经济，恐怕已为大家所公认。因为只有这样方能大量增产。但为了增产必须先排除其障碍。官僚资本，豪门资本，是障碍之一。地主与放高利贷的是障碍之一。所以废除这些，不完全是从平等着眼。如果专从平等来看而忘了增产上的需要，这是错误的。尤其是在产业落后的国家，不把这些封建残余势力去掉是无法使产业发达的。(不过中国还有一个特别情形：即除上述两种人以外尚有一种人，即流氓是也。普通所谓无产者是指无财产而从事于生产之人，如佃农与雇工之类。中国的流氓确是无产者，但却不从事于生产，以敲诈为生。这些人只要求在享用上得平等，其实正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所以如果不把这些人加以改变，其为增产之障碍亦与上述者相同。因为本文不在讨论这些问题，故只在括弧中附带言之。)至于如何制定计划，务使其中保存尽量的自由与相当的平等，那是制定者的事，非本文所能详论。
说到此，我们便见到问题的中心了。为了生产既须用计划经济，须知在经济方面要有计划，则势必连带到其他方面，如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等等。所以称之为计划的社会。在这样的计划社会中，试问自由有无限制，平等是否损害?我以为论者们主张经济平等必使政治自由有亏，固然是只知二五不知一十之言，但说经济平等了以后自由便可增加，亦非探本之论。老实说，一谈计划，如果社会有计划性，则只能有计划以内的自由与计划以内的平等，而断不容有超计划的自由与超计划的平等。计划是以增加生产，使全体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为目的的，则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产的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产降低，则都应该在限制之列。论者以为自由平等本身有问题是错误的;须知问题只在产业不发达的民族必须把生产加入于自由平等之中。一般刊物上有流行的说法，说什么英美有政治的民主而无经济的民主，苏联有经济的民主而无政治的民主，都由于不明白这个情形。还有人说中国应该二者都要。其实这只是一句漂亮话，根本没有用过一番分析工夫。
根据上述的话，应知自由在今后的中国确有问题。平等更然。我希望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不要看得太简单。我对于这个问题却有一个答案。我尝说，就人类言，最理想的是一个民族经过充分个人主义的陶冶以后，再走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路。可惜世界上没有那么一回事。我又尝说，中国没有经过个人主义文化的陶冶而遽然来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遗憾。现在不必说这些空话。就实际来说，中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当然无法追究既往，亦没有法子倒煺。不过亦未必是丝毫无办法。现在用一个不十分切合的比喻，譬如入大学最好是中学毕业。无如有一个人，中学未毕业，而现在竟在大学中勉强读书了。我以为最好的办法是他把大学的功课少选一些，留下一点儿时间来补习中学的必修科目。我用此比喻来说明中国今后的情势。中国为了增产必须採取计划经济，尤其必须採取进步的计划经济。但经济方面一有计划，势必不能让其他方面仍留为无政府状态的绝对自由。就中以教育一项而论，就不能不大加改变以与计划相配合。政治经济教育等全体如有了计划性，则我们今天放任惯了的人必会感到很不便。这一点恐怕我们在心理上应得準备自愿牺牲一些不入格的自由方好。这即是我用大学功课来作比喻的。至于补习中学一层，即是我所说的文化上绝对自由。须知在计划社会中，政治经济等是没有绝对自由了，但我们还不能不要绝对的自由。这个绝对的自由应该在文化与思想方面。如果社会因具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边。老实说，社会的计划性只是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改。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乃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中国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方面。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在西方亦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决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所以使这二者(即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相配合，便不患将来没有更进步的制度出现。
话几乎说完了，不妨再向所谓自由主义者进一言。大家如认定上述的分析是对的，便应力争计划内的自由与平等，但不可仍留恋于未入计划以前的自由平等。如实在真爱绝对的自由，则应向文化方面努力。我说这些话，主旨在把这个问题中的几个关键弄清楚。其实这些话并不是现在想起来的，乃是久已想到的，至于说出来以后，任何一方面认为是不入耳之言，那我就不管了。(二月四日)
本文写完以后，忽觉我在前文〈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观察》3卷23期)有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不得已在本文之末追加声明几句：即我所谓东欧式几个民主国家并不是严格言之，照类型来说，其实瑞典至少应该在内。所以严格分为东与西，是不对的。瑞典最近发表战后劳动计划宣言，尤其富有所谓这样的彻底民主之精神。总之，这些小国颇能利用别国已往的成功或失败的教训。中国有其特殊的国情自不待言，但对于利用他国的教训与经验一点，却不妨以这些小国为师。这便是我的真意所在。千望樊先生与读者不可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