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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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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从贸易战想到的

作者:思想家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2019年10月22日

点击率:651次


黄:从去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发展到今天,总是感觉形势越来          越危机恶化,看不到有什么好的解决的办法,在这方面很想跟你探讨一下,听听你的意见。

 

       胡:我也想能有人一起来探讨一下,因为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是为了什么别的什么目的,也不是为了个人,毕竟你我还远没有到吃不上饭的地步。虽不敢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我们总还是有家国情怀的吧。

现在不仅贸易战,就像中国的所有问题一样,都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也被称作族群撕裂。以官方的舆论导向,认为我们不怕打,甚至还提出贸易战能够促进中国自力更生,能够完善补齐我们工业技术和科技上的短板。而贸易战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否会导致下降?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会有重大影响?这些则很少见到研究。而我觉得今天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今天才突然冒出来的孤立的新问题,而是由来已久,说得更严重些,是一个指导思想是整个系统的问题。让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加久远,就可以体会,我们在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是以民为本,还是以朝廷为本?这是根本对立的,这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取向,是价值观的问题,在历次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能找到今天的影子。可惜的是,我们对待历史对待党内的重大路线斗争,历来采取的是闻过饰非掩盖真相封锁消息的办法,这次贸易战是对历次的重大决策,没有认真研究分析,没有认真总结经验的又一次爆发,究竟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到今天依然没有一个大家都信服的标准,更没有汲取以牺牲了多少开国元勋和无数党的优秀儿女,付出了惨重代价换来的宝贵的历史经验。

解放以来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打倒彭德怀元帅。彭总认为不管是大跃进还是人民公社,不管你说的多么伟大多么漂亮,在没有外敌入侵的下情况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出现了饿死人,而且是大面积的,这一定是出现了错误,一定要纠正,这是不需要证明的再明白不过的道理。而毛主席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饿死人没有关系,我声明这可不是我瞎说,现在网上都可以查到,他说:他们抓起(饿死人)这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你看看,毛主席认为饿死人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黄:62年7000人大会后的那个会议纪要里有这个记录),但是彭总认为饿死人饿死中国老百姓是天大的大事。所以这两个血淋淋的截然不同尖锐对立的观点,就这样摆在了全党的面前。因为上庐山开会的人是全体中央委员,这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体中国共产党员选出来的精英。但是为什么只有彭黄张周(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把中国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为什么其他的中央委员都没有挺身而出呢?他们都有亲人在农村,我不相信他们没有看到听到,他们不知道饿死人的事实,但那时候为什么却真的竟无一人是男儿呢?他们还是精英吗?几十年来,这个残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不错,在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中,党中央为彭总平了反,但仅仅是平反而已,对于整个庐山会议的历史事件,却没有深入研究,没有汲取彭总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这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这首要的问题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造成的灾难。在刚上庐山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实事求是,都赞成彭总的意见。但当毛主席发言批判彭总之后,整个会议的风向和所有参会人员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为什么同样是这些人大家的是非观就变化了呢?当然是因为毛主席批了彭总,为什么毛主席一批,大家原来认定和提出的问题就不能实事求是对待了呢?这是最要命的问题,这里面原因就很多了。首先从1942年延安整风就开始了造神运动,开始了个人崇拜,而中国革命不断地取得了伟大胜利,在各级领导的心目中从对领袖的热爱发展到敬佩到崇拜,并不断加深了毛主席在党内不可撼动的地位,最后独立思考少了,甚至发展为谁要独立思考,谁就是大逆不道,竟然不保持一致,竟然敢于妄议。于是就形成了毛主席一言九鼎,定于一尊的地位,国家兴亡系于他老人家一身。按照政治局委员柯庆施的话讲,“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是多么危险的路数。然而人吃五谷杂粮,再伟大的历史人物,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很快事实就证明,在庐山会议上彭总是对的,在历史上是站得住脚的,错误地批判了彭总,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文革后耀邦书记在1980年11月19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总结历史经验时說:“搞个人崇拜这个东西,是我们党的一大教训。搞个人崇拜,第一,根本谈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第三,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复辟。可以说,危害之烈,莫此为甚。个人崇拜永远不能搞了。” 个人崇拜无法以民为本,如果在领袖和老百姓之间做选择的话,那么谁也不敢选择百姓为重,因为那是非常不安全的,所有的人都会选择被崇拜的对象,老百姓的利益在个人崇拜的高压中无足轻重,就成了“不惜任何代价”中的那个代价了,我想这可能就是在庐山会议上,除了彭黄张周四位硬骨头之外,竟无一人是男儿的原因吧。我也想起,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发生恶性火灾事故,当火起时一位官员高呼让领导先走,于是离门最远主席台上的领导无一伤亡,而参会的中小学生造成325人死亡、132人受伤。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价值观出问题了。

几十年的革命历程,在党内从来就是讲阶级讲立场,好像一讲阶级立场这个高大上,这个无比威严的革命词句,其他的一切比如实事求是,老百姓的生活,都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所以当彭总看到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心情无比沉重,因而为民鼓与呼。然而这时就有人会讲,你到底站在哪个立场上?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还是站在彭德怀这一边?每当一祭起阶级立场这一斗争神器时,所有的铁一般的事实,竟然不堪一击立马灰飞烟灭,实事求是的作风也荡然无存。而抛弃了实事求是的同志们,也得到心理上的安慰:虽然饿死了人,虽然彭总可能是对的,但是我坚持了无产阶级立场,坚持了毛主席的立场,我问心无愧。所以颠倒黑白的情况就在神州大地上愈演愈烈,阶级立场打败了实事求是。我们这辈人在文革中,当你不同意打倒所谓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时候,如果有人说你到底什么立场,难道你要站在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吗?谁也顶不住这压力,大家只有立刻投降。久而久之我们这个民族我们党,就逐渐远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弱化了分析事物的本领,只会跟人跟线,整个民族素质都退化了,还美其名曰我有立场我坚定。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假话大行其道,说真话,要被删号,甚至要冒着坐牢的危险。所以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文革中的施暴者对他们打老师,斗同学,破四旧,搞武斗,毁坏公共财物,迫害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批斗领导干部,践踏人权草菅人命,……并不认为有什么错误。甚至还振振有词:我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有什么错?只讲立场,不讲事实,是极难沟通极难转变的。不以实事求是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中华民族还将要蒙受更大的灾难。

为什么毛主席认为饿死人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样显而易见的错误论点,会被所有的中央委员以及在批判彭德怀反右倾斗争中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呢?我猜测不管是毛主席还是中国老百姓,当时革命心气高涨,都认为在人的生命之上,在老百姓生活幸福之上,一定还有更神圣更伟大的东西,所以为了这个无比神圣无比伟大的目标,人的生命,老百姓的幸福生活,通通都可以牺牲,通通都可以为之而让路。例如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在接着召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主席发言说: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近似疯狂的荒谬想法呢?我想可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诞生成长发展起来的,为了全局利益牺牲局部利益,为了多数人的生命牺牲少数人的生命已经成为常态。例如红军突破湘江时的阻击部队,例如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82烈士,……见的牺牲多了,对生命的敬畏也就看淡了。如果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不是生命不是幸福而是某种最高理想时,当我们工作中出现错误,造成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甚至出现饿死人的问题时,往往不从自己的工作中找原因,而是自认为这是在向理想社会前进中,所要付出的必要的代价。就像为了消灭帝国主义,世界人民要付出一半人的生命为代价一样。再比如说文革中物质供应减少生活水平下降,四人帮控制的宣传部门就会说,这比旧社会强多了,我们不应该只看眼前,这是枝节问题,应该看长远看根本,最大的问题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如果你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那你就是吃的再好穿的再好我们也不能走,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纯粹是不讲理智胡搅蛮缠的胡说八道,但是今天文革并没有被清算,这种胡说八道的余毒在今天也还是随处可见的,而且人数还在增加,例如宁可全国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他们还自认为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如果谁要理智地不同意这样的胡说八道,就被冠以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如果这些人仅仅是愤青,老百姓也就罢了,但在这非理性的酱缸文化(借用柏杨先生的一个词)中浸润了几十年,我们的高级干部也被培养成了这种非理性的极端的样子。比较典型的例如当年主管农业的陈永贵副总理,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改革不符合毛主席的路线,不符合社会主义道路,在提到胡耀邦的时候,陈永贵非常生气地说:“他是一个胡日鬼,好多鬼点子都是他提出来的。”(永贵大叔的话虽然粗鲁,但是副总理的话毕竟说明了,中国农村改革绝不是有个什么总设计师某一天设计出来的)他认为他最大的使命最大的责任是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他大骂“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可是什么是他认为的正确路线呢?什么是他认为的社会主义道路呢?是不是已经被苏联人民所抛弃的列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说清楚,不但陈永贵副总理没说清楚,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没有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陈永贵一直到临去世前还认为:我一辈子跟定了毛主席,我问心无愧。但是我想问,你是一个管农业的副总理,最基本的职责总还是应该让全国老百姓最起码能够吃上饱顿饭吧,再好点儿要有蔬菜水果副食吧,如果更高的境界要有足够的鸡鸭鱼肉蛋奶吧?全国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他却没有丝毫的愧疚感,这样当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究竟合不合格?称职不称职?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我们究竟是为领袖一个人负责,还是为全体中国老百姓负责?但是很不幸经过解放以来几十次的政治运动的教育,我们党选择了领袖优先,而舍弃了老百姓。这就是今天族群分裂的核心问题。

 

 

黄:我感觉耀邦书记的最大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以民为本,你现在能不能说一下耀邦书记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在工作上的一些做法?

 

 

胡:我们都知道耀邦书记从小就追随毛主席闹革命,是在毛主席的关心培养和提拔下,从一个红小鬼逐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像所有的红军将领一样对领袖充满感情并由衷的佩服,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并不迷信。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这可能就是他跟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其他干部最大的不同。他不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而始终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勇敢探索。在改革初期面对臃肿低效的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改革的任务千头万绪,要不要改?如何改,全党谁都没有经验,也没看见有哪一个总设计师拿出一套现成的方案。在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就后,1983年120日,耀邦书记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中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相配合。改革是一场革命,甚至是很深刻的革命。改革的总方针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有领导有步骤地改。”既要改革就要出台新的理论概念,新的方针政策,就要对过去所熟悉的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正确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有所否定有所调整,但所有这些内容哪些是对,哪些是错的呢?用什么做标准来判定呢?如果要从本本到本本,那就永远争论不清,就像从共产国际派来的王明,李德都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他们按照本本按照教条领导中国革命就只有失败,只有实事求是中国革命才能走向胜利。所以对于采取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什么样的方针政策,耀邦书记说:“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可能是后来南巡时很有名的“三个有利于”的最早的版本吧。我觉得这三个有利于很具体很直观,就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简单的道理任何人都可以理解都可以掌握,可以说是把某些权力交给了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开透明公正。三个有利于不是为了哪一个人,也不是为了哪一个集团,但是在一些老革命家那里受到抵制,以至于他这个讲话被胡乔木,邓立群所扣押,甚至作为反对党的领导的证据。



黄:我们能不能设想,在今天的贸易战中,耀邦书记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



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我们作为朋友聊天也可以不妨假设一下。简单地说,耀邦书记处理任何问题首先是实事求是,其次是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政策取舍的原则。我们国家说是美国政府特朗普总统首先挑起了贸易战,是的,特朗普指责中国没有遵守WTO协议,所以他认为他的前任总统克林顿、奥巴马都应该为此负责。我虽然不懂外经外贸、国际关系法,可是我记得2000年,吴仪副总理代表中国和美国商谈加入世界关税贸易总协定时,表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跟WTO的成员国一样实行统一对等的低关税,需要有一个对国内企业的保护期,但承诺在15年的保护期之后,实行统一对等的低关税。在吴仪副总理的坚决要求下,美国给予了中国“最惠国待遇”,为此吴仪副总理在国内外享有了“铁娘子”的称号,也就是中国的商品以低税率进入美国,而美国的商品仍然像以前一样以高税率进口到中国。15年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了厉害国,按照国内专家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在已经全面超过了美国,而且我们对非洲、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国的援助,给予数百数千亿的外汇金钱,免除的应收回的债务已经是天大的体量,远远超过了最发达的美国,我们还能说是第三世界吗?有这样的第三世界吗?是不是中国应该兑现15年前的承诺了,是不是应该降低自己的关税门槛,实行WTO统一的低关税税率了?当然我们的媒体都没有披露过是否有这些原因,但总是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个问题,承诺要兑现,签了字要履约吧。

对于贸易战的具体打法,我们不妨以耀邦书记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来看一下。加入WTO后我们一直不理睬美国的关税对等原则,不兑现15年后降低美国的进口关税的承诺,还要继续享受最惠国待遇,川普总统就认为中国不诚信,所以美国就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输美商品,实行惩罚性关税。关税增加了,中国商品的价格也就上去了,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纷纷撤离到成本更低廉的国家和地区,外向型的中资企业尤其是民企,则大量的倒闭老板跑路。要知道每撤离每倒闭一个企业,就是企业的高管和员工失业,每一个员工失业,就影响一个家庭没有了收入,生活就没有了来源,就必然不富裕,不幸福,这就不符合“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的原则,这是耀邦书记绝不能接受的做法。

当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放弃了与西方的对抗,停止了支持亚非拉的革命(即推翻亚非拉国家的民选政府),加入到世界大家庭中来。西方也取消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贸易禁运,于是我们基本上能够在国际市场购买到各种高精尖的零部件元器件,迅速成为全方位的制造大国,世界工厂。例如华为公司能够在全世界采购到最先进的芯片、屏幕和其他零部件,任正非总从5万块钱的初始投资起家,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的电子设备供应商,年销售额到达几千亿美元。1985年成立的中兴通信公司,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奋力拼搏,成长为全世界第四大的电子设备供应商,这些都是符合“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的原则。而中美贸易战以来,由于中方企业未能遵守与美国供应商所签署的,禁止销售含有美国零部件的设备给伊朗的协议,断供了某些芯片,就使得中兴、华为的生产受到了很大影响,产量下降,收入减少,听说还有裁员。这是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的,也是不符合耀邦书记提出来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的。所以贸易战都不“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也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我想耀邦书记是不会赞成的。

一直到今天,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事实是我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每年是5000亿美元,美国出口到我们的商品每年是1300多亿美元,所以中国对美国市场的需求比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需求要更大,在中美贸易战中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光说我们有14亿人口消费,美国一定害怕丢失这个巨大市场,是没用的,还是要用数字来说话。从商品的品种来讲,我们出口到美方的5000亿美元,大部分是服装鞋帽、儿童玩具、家电百货、电子机械产品,基本上是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密集型产品。就算是大量出口的家电,电脑,包括汽车基本上还是处于装配阶段,大量的芯片,显示屏幕,发动机还是需要进口。所以替代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国家多的是,东南亚南亚国家,一直虎视眈眈,做梦都要从我们手中抢夺美国的进口订单,订单丢了,外汇少了,这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呀。而我们从美国进口的大宗的粮食,大豆,猪肉……等农产品数量之大,是没有替代国的,就算世界大国苏联,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等加到一起,也差的远了。芯片、发动机、飞机、软件、开发工具……基本上是无法替代的。我们为了让美国生气,让美国农民生气大选不投特朗普的票,不买他的大豆,不买他的猪肉,但是我们的大豆猪肉都是刚需,大豆80%都是进口,于是我们真的培养了大量的国际二道贩子,从美国进口加价卖给中国,高价大豆除了榨油,大量的副产品是作为精饲料的豆粕,高价的饲料毫无悬念的提高了猪肉价格,涨幅之高,反正够吓人的。而不进口美国经过严格检疫的猪肉,转而进口俄罗斯的,结果非洲猪瘟大面积在中国迅速蔓延,对中国的生猪养殖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所有这些都不符合耀邦书记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我也想不明白。但我经常听到看到我们的广播、电视和其他媒体中宣称,为什么我们打贸易战,是因为我们要保卫我们的“核心利益”,可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核心利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我们的核心利益就应该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富裕幸福。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吗?这不就是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核心利益吗?是不是在这三个有利于之上,又有了更伟大更神圣的别的我所不知道的“核心利益呢”?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宣传部门也没有给我们讲清楚。

2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创立者之一的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创造了中国最辉煌的盛唐时期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多次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过。当然了,在几千年后今天的现代社会,我们最先进的政党,最先进的社会主义绝不会“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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