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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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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刚:中国热衷高学位背后的制度根源

作者:郑志刚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来源日期:2019年03月06日

本站发布:2019年03月06日

点击率:547次


演员翟天临“学位门”事件再次激发了公众和媒体对国人热衷追求高学位现象背后深层次原因探究的热情。应该说,在中国,热衷于通过在职学习方式获得与他们目前从事的职业也许有关但并不太大的博士头衔,甚至博士后,在自己头上戴上耀眼的光环的人士并不在少数。演员翟天临只是其中众多的热衷者中“不幸”弄巧成拙不小心曝光的一位。

博士项目设立的初衷是为大学和研究机构培养科研教学人才,而博士后则只是在研究人员找到正式工作岗位前为未来研究开展进行相关准备(例如,等待博士期间研究成果发表)的一种研究制度。博士已经是目前国际通行的学历教育的最高学位,并没有在国人眼中似乎比博士更高的“博士后”这一学历头衔。

在西方一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接受在职教育的往往是需要通过工作来筹集学费和生活费,并没有形成稳定的职业发展预期的年轻人。所选择的专业大多集中在偏重应用的工商管理(MBA)和各种工程类。这些年轻人往往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扩展社交网络等为主要目的,希望通过在职学习积累未来新的职业发展所需要的技能和素质。因而,以翟天临为代表的一部分“热衷者”一方面本身已经功成名就,另一方面却占用十分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在职学习的现象在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都将是十分罕见的。

那么,为什么翟天临们如此热衷于追求高学位呢?

剖析这一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我们不禁发现,其中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因素,而且有现实的制度根源。

首先,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士大夫”的崇拜文化有关。在中国传统社会,一旦成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的士,即使不是官吏,不仅“同官吏一样,其特殊的称呼、饰物、顶戴、服饰都不同于平民百姓”,而且当地官宦会秉持“为政不得罪于巨室,交以道,接以礼,故不可权势相加”的态度,士大夫将受到不同与平民百姓的对待(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而“士大夫”的地位是需要通过考取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

尽管“以古人的智慧为基础的中国教育”在一百多年前的传教士明恩溥看来,既“没有为道德败坏提供对策”,而且“它们太杂乱,太局限于自己的范畴了”,甚至“警句式的道德箴言、自传片段、政治经济的小结、历史碎片、礼仪规则,以及大量其他各式各样的主题,都被无计划、无规则、无进展地混合在一起”(参见明恩溥,《中国的乡村生活》),但每位梦想成为士大夫的读书人必须砥砺孜孜以求景行景止。

其次,这与封建社会统治者刻意维护阶层分化的制度设计有关。

在明清时,得到士大夫地位最低一级学品被称为“生员”。之所以称为“员”,是因为每个州府县经过考试录取的学生数额是固定的。张仲礼引用相关材料表明,“中央政府利用这种竞争为手段来控制绅士(士大夫)。在绅士内部集团间搞平衡,以便将他们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所谓“二桃杀三士”。生员之上更有“举人”和“进士”。


在士大夫集团内部引入竞争,“搞平衡”的一个典型例证是,通过科举考试正途成为士大夫的读书人瞧不起通过捐纳这一“异途”获得功名的同样读书人。张仲礼对此评论道,“‘正途’出身的绅士(士大夫)尤为强调这种差异,从而在面对‘异途’竞争时保护其来之不易的既得利益”。按照明恩溥的观察,“士大夫的学位头衔使其在每个村庄上成为村庄婚礼或葬礼的常客,处于重要位置的头面人物,不仅经常与县官保持联系,而且常常被请去帮助解决村庄的各种争端”。而对于那些由于教育资源有限而从未受过,甚至接触过教育的农民来说,他们“一直都对学问怀抱盲目的尊敬,有时达到顶礼膜拜的地步”。

在上述动机下,原本知识的学习逐步演变为“最终为获取某个学位而考试”。面对通过有意人为的社会分层所带来的士大夫阶层优越感的强大吸引力和日益固化了的社会分层,如果底层社会的读书人希望鲤跃龙门,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才有希望改变身份。按照明恩溥的保守估计,在乡村学堂,甚至不到3%的读书人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成功。而其他97%的学子也不得不按照一定的惯例行事,仅仅是因为“这种惯例是人们所了解的唯一的有可能让他们获得成功的方法”

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幻想自己成为那幸运的“3%”,20个学生中有19个学生不得不戴上“铁枷锁”,来陪伴那幸运的第20个学生。以至于,这些可怜的学子“似乎每天在思考,并且在他生活的每一天都不停歇”,即使变成“不器”(不具“一才一艺”)的“君子”也在所不惜。

然而可悲的是,不计其数的人正如明恩溥所指出的那样,“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从他们的学堂教育中受益”,“一些尽管在学堂待过一年到十年不等的时间,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原来学过的知识,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

从上述文化传统和制度根源中,我们似乎并不难理解为什么已经功成身就的演员翟天临会去读设立初衷仅仅为培养从事教学研究的科研人员的博士后了。

如果说像翟天临这样成名的演员却依然选择在职读博可谓凤毛麟角,那么,在现实中,更多选择在职读研的很多来自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据《南方周末》早期的报道(2013年12月20日),在中国27个省的副省级和地级市的286位现任市委书记中,高达83%(237/286)的官员具有硕士及以上文凭,但其中73%(173/237)的官员是靠在职读研获得。长期以来,由于准入门槛低、学习质量差、同时占用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官员在职读研受到社会广泛诟病。

除了张仲礼和明恩溥给出的文化因素和制度根源,信息严重不对称下现行政府官员选拨和晋升制度导致的激励扭曲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制度诱因。

官员选拨和晋升制度是中国行政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保障制度之一。建立相对公平有效的官员晋升制度在激励官员努力工作、维护行政有序运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作用十分重要。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中国官员晋升制度文件的相关规定,官员晋升除了需要符合基本要求外,上级组织部门还鼓励所选拔官员应该在学历水平和专业素质等个人资质方面具备某些优势。

例如,200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中要求:“要逐步提高对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的要求。提任市(地)、县(市)两级党政领导职务,一般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应达到一定比例,提任省部级领导职务一般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有较宽的知识面,有与履行岗位职责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善于学习,不断更新知识,能够适应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对本职工作的新要求;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具有运用理论和有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上级组织部门对所选拔官员的学历水平、专业背景等方面的鼓励和偏好可以追溯到邓小平时代对“干部四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和革命化)中对“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要求。这一方面反映了在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上级组织部门重视能够推行经济改革,与现代政府管理需要的匹配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上级组织部门由于缺乏当地信息而存在的有效识别人才的困难。

例如,对于如何才能称得上是“知识化”或“专业化”,无论在上级组织部门和所选拔官员之间,还是在上级组织部门内部往往很难形成一致认识。当希望获得政治晋升的官员与有权决定官员升迁的上级组织部门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时,一个新的纳什均衡出现了:对于上级组织部门,希望通过由第三方(例如,教育部门)提供的相对客观的文凭、证书来证明所选拔官员的能力;而对于希望政治晋升的官员,则希望选择成本相对低廉的在职读研的方式向上级组织部门传递自身学历高能力强的信号,以帮助加快政治晋升速度。

虽然我们不能排除部分官员读研的目的是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实现终身教育的目的,但对于很多政府官员而言,读研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得可以用来向上级组织部门证明其学历高能力强的文凭和获得成为“士大夫”的传统社会文化认同。出于上述动机,官员放弃目前的工作(以及相应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来全职学习,甚至未来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显然并非明智之举。

特别是,在中国官员晋升的相关文件(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并没有对学历取得方式加以严格限制,官员在职读研所获得的硕士、博士学位同样可以成为该官员传递自身学历高能力强的信号。

同样重要的是,由于为了获取权力背后的政治经济资源,一些教育部门不惜降低门槛,甚至主动配合官员进行学术不规范行为,使得在职读研成为官员获得文凭成本相对低廉的一种实现方式。

我们研究团队利用中国2005年-2013年地级市(含副省级)市委书记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官员在职读研与个人政治晋升实现之间的关系,为官员围绕在职读研所体现的政治晋升中的激励扭曲问题提供了较为直接的经验证据。我们的研究发现,拥有在职研究生学位,特别是在职博士学位将使政府官员与同僚相比更早获得晋升。平均而言,拥有在职研究生学位的官员比没有相应学位的官员年轻1.50岁成为市委书记;其中拥有在职博士学位的官员与没有在职研究生学位的官员年轻2.62岁成为市委书记。

然而,我们进一步考察在职读研的官员与其所服务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绩效表现之间的关系时发现,那些具有在职读研经历晋升为市委书记的官员并未显著改善所服务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表现。这与政府官员通过在职读研提升其知识和技能后更好地履行市委书记的角色,使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实现显著改善的预期并不一致。不仅如此,我们的研究同时发现,具有在职研究生学位的官员甚至在未来更有可能涉及腐败等案件受到党组织、司法机构调查处理。

基于上述研究的有限证据,我们倾向于认为政府官员热衷在职读研背后的更为强烈的动机是:向信息不完全但有权决定官员晋升的上级组织部门传递自身学历高能力强的信号,提高政治晋升速度,以实现快速政治晋升目的。而官员在职读研很大程度上是对其政治晋升有利的“镀金”而非个人能力真正提升的“真金”。这种片面强调高学历的晋升选拔机制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官员的行为,抑制了政治晋升对官员原本的隐性激励作用。官员在职读研由此成为中国政府官员政治晋升中存在激励扭曲问题的典型表征。

我们看到,中国在职读研学生中不仅充斥着翟天临这样成名的演员,而且还有为数众多的各级政府官员。这部分官员一方面继续从事所负责的党政工作(其中很多政府官员居于领导岗位),另一方面则成为在教育部门注册的学生来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轻易获得在普通人心目中需经历“十年寒窗苦”才能换取的读书人、文化人身份或者说传统中国社会“士大夫”(硕士、博士文凭)的文化认同。

不仅如此,在这些在职读研官员中,选择的研究领域五花八门,追求的学历高低不同。一些官员选择需要大量实验室时间投入的工学,甚至理学专业作为研究领域;一些在职读研官员选择研究方向与早期大学教育毫无关联,却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获得学位;一些官员甚至为了证明自己独具一格的学识与能力和树立学者型官员的形象,不满足于获得博士这一学历教育的最高头衔,进一步进入博士后流动站,来获得被中国社会一定程度上认同为含金量更好的学历。

例如,天津市前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党委书记武长顺获得某大学工学博士文凭并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云南省前副省长沈培平本科期间学习中文专业,却用3年时间于某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并于5个月后被聘任为兼职教授;江苏省前南京市长季建业获得某大学法学博士后的头衔。这些高低不同的文凭成为日后政府官员早日实现政治晋升的敲门砖,在职读研也相应成为政府官员提升晋升速度的捷径。

基于我们研究团队的上述研究,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除了强化货币薪酬在官员激励体系的基础性地位(例如高薪养廉),通过推进公务员的职业化相应淡化政治晋升的隐性激励作用外,在官员政治晋升的决定环节上应强调由缺乏当地信息的上级部门决定转变为信息更加对称的基层民主选举产生;在官员政治晋升的考核内容上相应从以往关注便于量化考核的文凭等转为更加重要的实际工作能力等的考察。

我们上述研究也同时提醒教育部门乃至整个社会应该将在职读研回归到提升知识和技能、实现终身教育的本意和初衷上来,而不应成为帮助官员实现政治晋升的捷径与镀金的工具。正如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所指出的,高等教育名额,特别是博士名额是稀缺资源。如果在职官员占有了,则在学术上会排挤一些更有学术追求与能力的学术竞争者;在官场上,则可能排挤一些实际工作能力更强但是没有高学历的竞争者。官员在职读研的低质量不仅损害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名誉,事实上也是国家科教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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