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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远:胡耀邦与中国未竟的现代性转型

作者:王明远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2019年04月16日

点击率:1142次


自从1970年代末以来,构建一个现代性的社会成为中国发展转型的最重要课题,80年代的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现代性”相较于“现代化”而言,是更高层面的一个概念,它是对现代化本质抽象的结果,包含了思想自由、社会多元、政治民主、社会法治和市场经济等元素。

历史表明,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或手段,其结果未必是建立社会的现代性,这是由于现代化的内涵往往被异化,比如,在中国语境中现代化被描述为富国强兵、工业化等物质和效率层面的东西,只有以“现代性”作为目标的“现代化”才是完全意义的现代化。

所以,“现代性”是比“现代化”更明确严谨的概念,中国的社会转型更应是“现代性转型”。

在转型、变革作为时代主题的语境下,具备现代性特质的领导人是特别重要的“稀缺品”,因为,仅靠社会自发力量不可能完成现代性转型的使命,一个现代性的领导人对于在稳定中实现秩序再造特别关键,尤其是从旧体制走出来的现代性领导人,更容易带动社会实现转型。由于中国社会传统性根深蒂固,导致现代政治中不缺乏雄才大略的领袖,而缺乏具有现代性的领导人。

像胡耀邦、蒋经国这种能够看得清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并能主动推动历史发展的人少之又少,因此,他们长久为人所怀念。

秦晓说“中国现代史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变奏”,这是对百年历史的很精准概括,80年代就是双重变奏交织最激烈的时刻。关于改革目标,胡耀邦更侧重于现代性转型,而邓小平更侧重于中国语境下的现代化。由于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主导下,最终“现代性转型”让位于“现代化”。虽然现代性转型中断了,但它遗留下来丰厚的遗产,既是对目前改革的激励,也可对未来改革提供借鉴。

胡耀邦与意识形态现代性转型的尝试 

到70年代末以后,中共的意识形态现代化已经不可避免,这是因为改革前的意识形态实质是西方前现代思想与中国社会传统思想的混合体,并不能适应建设现代性社会的需要。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前工业时代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发展的产物。由于中共受苏联的影响,19世纪末以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性创新都被视为“修正主义”,被排斥在思想正统之外,因此,改革前奉行的意识形态更多是一种前工业时代的意识。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革命战争以后,农民成为党员的主体部分,中共的意识形态中融合的传统社会的思想越来越多,比如民粹主义、文化排外、崇尚权威的思想。

这两种意识合力的后果是,中共在执政后并不能适应中国迅速工业化、建立市民社会和顺应全球化的时代需要,反而成为生产力的破坏者,到1976年,已经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党自身的危机。也就是说,是意识形态缺乏现代性导致了系统危机。

1978年胡耀邦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政治神学的枷锁,开启了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型。此后10年可以说是中共意识形态飞跃的10年,这是建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意识形态重塑。总之,80年代中共对意识形态问题保持了高度的开放性,不同程度地接纳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促使中共真正地从一个破坏性的革命党向一个建设性的执政党转变,奠定了此后40年执政的理论基础。

具体来讲,在经济上开始尊重个人财产权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巨大突破,因为东欧国家一直不能突破这个理念,总是在放开搞活国有企业中间打圈圈,所以避免不了覆灭的命运。民主、分权、法治和宪政的思想也被接受,并且被不同程度地付诸实践。在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经过胡耀邦的力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承认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并正面肯定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这是个提法是空前绝后的,也是胡耀邦的绝唱之作。

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转型,促进了80年代社会启蒙运动的出现,这个时代的知识界在思想解放的亢奋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经历了80年代的启蒙运动,虽然没有完成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现代性的转型,但现代性价值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此外80年代文学、诗歌、绘画、电影、音乐等进入黄金期,也是社会启蒙运动对人性、自由的肯定带来的成果。

胡耀邦作为一名政治家在这场意识现代性革命中,起到了无人替代的关键角色。一方面,意识形态现代性转型的大门就是他强力推开的,他领导的真理标准讨论击溃了思想专制主义的防线;他成为党的领导人之后,又营造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使得现代价值的萌芽,在80年代可以很快发展成为百花齐放的局面;胡耀邦作为党魁,还出色地发挥其角色,尽量推动现代性理念上升为党的政策或国家的指导思想。

另一方面,80年代现代性转型也并非一帆风顺,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激烈碰撞,并反映在高层政治当中,相继出现电影《苦恋》风波、“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反对精神污染运动等政治风波,胡耀邦在新旧的博弈中,担当起现代价值捍卫者和保护者的角色。

由于传统力量太强大,历史留给胡耀邦的时间亦太短,他无力完成思想现代性革命的使命。然而,胡耀邦为中国打开了一扇大门,再退到原地已经没有可能。


制度现代性转型的探索

得益于意识形态的解放,80年代中国制度改革空间也被释放,这期间进行了很多空前绝后的制度现代性转型的探索,也就是逐渐告别专制、人治,构建一个更符合民主、法治和效率原则的良性政治制度。在党内民主方面,1980年胡耀邦主持通过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打破了党内一贯强调“集中”的传统,提出保障党员权利,反对个人专断,实行真正党内民主选举。

1984年,当马文瑞退休引起陕西省委书记空缺,中央第一次拒绝了派遣新的省委书记的请求,提议陕西省委自主选举书记,民望最高的白纪年当选。在1987年“十三大”上实现了差额选举,很多代表不喜欢的领导人就是被差额掉的。

80年代党政关系、党群关系也逐渐走向法治化的轨道,比如胡耀邦支持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行使自己的权利,1984年召开的中国作协“四大”,代表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出领导机构,夏衍先生称之为“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1986年胡耀邦提出了系统的政治制度改革主张,表现在五个方面:党和政府、人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关系,以及人大、民主党派定位问题,虽然之后不久胡耀邦辞职,但“十三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都是在这些范畴之内的。

与此同时,基层地方改革探索的也活跃起来,比如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上海交大和深圳大学进行的教育改革,进行了校长负责制、民主治校等试验,出现了刘道玉、朱九思、罗征启等著名的教育家。此外为人熟知的还有海淀区人大代表直选,深圳蛇口工业区推行的群众选举管委会领导的试验,浙江温岭等地方的预算民主试验和浙江台州椒江党代表常任制试验等。这些改革多数都是受到胡耀邦的默认或肯定的。

与后来的技术性修补的改变不同,80年代整个中国上下都在向接近现代制度文明的“良治”方向前进,呈现出20世纪历史上少有的朝气蓬勃的气氛。 这些探索极大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让人们看到中国人有能力搞好自己的民主。

从政治学意义上讲,80年代的现代性转型,也是执政合法性再造过程。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普遍解释为根源于骄人的经济成就,经济成就固然是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意识形态和制度的进步,也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时候比经济成就更重要。通过思想和制度的再造,改变了“文革”末期后意识形态与人民期待严重脱节的情况,执政能力也空前增强,其政治权威得到人民的进一步认可。

可以说一直到现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享受着80年代改革带来的合法性红利。

胡耀邦留给未来中国的遗产

80年代虽然渐渐远去,胡耀邦和其他改革初期关键人物也已经作古,但是80年代开启的现代性转型仍然是未完成时。鉴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惊人的成就,一些人认为中国已经独辟蹊径,找到了一条完成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或“中国模式”。

然而,苏联东欧的经验表明,任何国家完成工业化之后,都面临社会现代性转型的问题,如果一味回避或坚信可以绕过这个问题,仍然面临被时代抛离的危险;拉美等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表明,如果没有现代性的社会做基础,经济现代化的成果也不能得到保障。所以,不管经济发展走得多么超前,都逃离不了要对80年代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补课的问题。这方面胡耀邦为未来中国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其一是他的价值遗产,即80年代的思想启蒙已经让包容、民主、自由、法治、平等这些理念深入人心,这些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心理的底线,任何个人、组织机构都不敢再做出公然违背这些价值的事情来,这无形中也是对公权的约束和对私权的保护。

其二是他的道德遗产,胡耀邦一生恪守不恋权力、清正廉洁、无私忘我、胸怀若谷、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操守,被视为“中共的良心”,胡耀邦的道德形象既是后世政治家的模范,也是对他们的鞭策。

其三,胡耀邦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政策遗产,对未来处理改革的重要领域或尖锐问题有参考价值。比如,对于处理言论问题,他提出理论不设禁区,对待不同意见,不要随便抓人、不要随便点名批判、不要乱打棍子;对于国有经济改革,他提出要防止“全民所有”变为“全民所无”,主张国有资源的利益全民共享共有。胡耀邦当年的言论思考和他领导制定的改革方案,至今读起来都振聋发聩,说深度和前瞻性是后世未曾有过超越,也不是溢美之词。

对于一个政治家,只有当他所坚持的政治理想已经实现,或者脱离这个社会的需要时,他才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历史人物。从这个角度而言,胡耀邦不是历史的过去时,是现在时,也是将来时。这也是他去世后30年的今天,人们仍在怀念他的原因。

(注:作者是中国改革史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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