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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回应外界疑虑 中国调整手法推动一带一路

作者:观察家

来源:亚洲世界

来源日期:2019年04月21日

本站发布:2019年04月21日

点击率:421次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潘永强:中国进行全球战略布局有其‘必然性、合理性’,但‘一带一路’项目存在设计与执行粗糙,而且事前研究不足的问题。(李志扬摄)

面对“一带一路”项目出现的现实问题与争议,中国推进项目的手法也有了调整。

去年8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一带一路”要从绘就“大写意”转为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注意实施雪中送炭、急对方之所急、能够让当地老百姓受益的民生工程。这番新表述,间接回应了外界对“一带一路”的疑虑与批评。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向第七年,受访学者预见,早期大跃进式的做法将会收缩规模、放慢节奏,转变成可持续和遵守商业规则的推进模式。

研究没做足 决策较粗糙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副院长潘永强受访时指出,从宏观角度看,中国国力、经济和军事力量达到一定阶段后,走向世界进行全球战略布局有其“必然性、合理性”,然而从过去五年的实践观察,“一带一路”倡议在顶层设计和具体执行面的确都存在问题。

潘永强指出,“一带一路”在许多方面的决策比较粗糙,“算是一种粗放型的对外经营的战略”,所涉及的项目资金投入非常大,不一定具有商业可持续性,加上很多项目或投资都在高风险地区进行,比如威权国家、腐败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所以在很多地方都出问题”。

再者,中国虽有决心、企图心想透过一带一路走到世界各地,但中国的研究功课显然没做足。潘永强分析,“一带一路”战线拉得很长,地域拉得很广:从东南亚到中亚,一直到非洲和南美洲。然而中国在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掌握其实并不足够,对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国情都不理解。

相比之下,日本推行“南向政策”时,对东南亚都做了充足的研究。一个世纪前英国或西方国家殖民全球时,有许多西方外交官、传教士在外做各种游记与记录,带动国内的区域研究。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时所选择的合作对象,也有“交友不慎”的问题,例如与腐败或威权政府合作,导致这类合作项目非但不能为中国的形象加分,反而引起更多问题,在一些国家进行的“一带一路”项目也没考虑到环保、人权、法律等等因素。

潘永强还指出,中国中央政府对于各个“一带一路”项目没有很好的主导和监管,加上中国惯常采用的指标考核制度,造成“一带一路”概念下的项目泛滥,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各有一套,“基本上是很凌乱的,不是宏观的、有规划的,以及有部署的安排。”

他说:“我们在马来西亚就有感受到(这些凌乱),前几年每个月都有大大小小的中国团体带着一带一路的名义来访问、来考察……招商的、经贸的,也有很多是搞艺术的、文化交流等,名堂都冠上‘一带一路’。”

他感叹,早前有人将“一带一路”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但两者实际上天差地别。

“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是要重建欧洲,进行得很谨慎,有长远眼光;中国(的“一带一路”)却是粗放型的,决策比较粗糙,中央地方各有形态,各行其是。”

批评提醒中国做具体调整

针对“一带一路”项目在多个国家卷入当地政治,自2013年以来即追踪“一带一路”发展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认为,这些问题说明中国推行项目“不光要和当局打交道,还要跟反对党、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打交道”。

他也指出,一些项目面对指责,不排除是做了东道国本身问题的“替罪羊”,但批评也反过来提醒中国,“一带一路”要行稳致远,更好地绘制习近平所说的“工笔画”。

从最近的具体发展可看出,中国政府也做出具体调整,既保留“一带一路”项目,同时与有关政府重新谈判合作条件。例如,中国本月同马来西亚达成新的东海岸铁路协议,将建造成本从655亿令吉(214亿新元),大幅缩减三分之一至440亿令吉。这被视为对马来西亚让步,同时也展示了与马国共同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

此外,中国也在引入第三方力量,携手推进“一带一路”长期、稳定和可持续,比如同新加坡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金融服务互联互通、第三方市场和专业服务这四个平台上展开合作。

对于“一带一路”的调整方向,王义桅认为,这包括走高标准道路,遵循市场规律,强调竞争中性,项目推进也得符合国际法和所在国法律法规。此外,未来“一带一路”须更集中,未必要做大规模基建,而是在境外开展经济合作园区,扩大私企参与空间。

长远前景取决于国内外局势

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的前景取决于中国的内外部环境。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债务问题凸显,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前途未卜情况下,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一带一路”能否长期为继充满未知。

潘永强说:“只要特朗普给中国的压力没停,中国的国内财政未必有能力继续以过去五年那种规模,持续支持对‘一带一路’的投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本周在《联合早报》发表的文章中也指出,资本、产能和技术“走出去”都是为了内部的发展,一旦内部发展受到负面影响,外部发展就没有了基础。他认为,国家主导的“走出去”项目尤其要注意其经济能力可持续性,否则“一带一路”可能因国内因素,沦为另一个“郑和”项目。

中国史书记载,明朝航海家郑和带着庞大远航舰队七下(也有历史考据认为超过七次)西洋,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宣扬国威,但终因“耗费巨大”叫停。

郑永年也提醒,金融、互联网的重要性已超越传统地缘。在陆地地缘和海洋地缘的投入,在现今世界格局下未必能发挥影响力,中国评估“一带一路”国内外角色时应对此有客观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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