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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君:冷战岁月的中朝关系(1949-1991):历经波折但持续向好的大方向始终未变

作者:于洪君

来源:首席战略官、察哈尔学会

来源日期:2019年07月01日

本站发布:2019年07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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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中朝建交时,双方领导人都确信,两国建交并加强团结合作,对双方今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莫大贡献。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爆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朝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两党两国间的密切合作,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一、中朝两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建立起“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朝鲜1910年被日本吞并以前,曾作为统一的封建王国存在近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苏两国约定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区占领朝鲜。1945年12月,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决定,由美苏两国共同筹划成立朝鲜临时政府,把朝鲜变成一个独立国家。但是,1948年5月,南朝鲜方面在美国策动下举行大选,成立了国民议会,7月通过大韩民国宪法,选举产生了国家总统。在这种情况下,北方于8—9月间也进行了选举,正式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从此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

  当时,新中国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相当艰巨,恢复国民经济和组织新社会的工作百业待兴。但是,美国发动对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国土上,直接威胁到朝鲜的独立和自由,威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威胁到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在战火已经烧到家门口,朝鲜领导人急切期望并直接请求中国出兵帮助作战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感到,对于朝鲜所发生的事情,无论从爱国主义角度来说,还是从国际主义角度来说,中国都不能袖手旁观。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中国领导人为维护本国安全和主权、保卫东北亚及世界和平与稳定,于1950年10月8日发出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

  朝鲜战争是新中国千方百计力图避免但最终不得不介入的一场大规模的区域性战争。自1950年6月美国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命令其海军进入台湾海峡时起,中国为防止局势恶化曾经作了多方面的外交努力。譬如,毛泽东主席曾警告美国:“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中国政府多次谴责美国的“武装侵略”,反对联合国通过支持美国武装侵略朝鲜的决议,要求联合国制裁美国侵略并采取措施迫使美国从台湾和属于中国的其他领土撤军。中国还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决定派志愿军到朝鲜参战,还有一个更深邃更长远的战略考虑,这就是争取使朝鲜半岛的局势朝着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有利的方向发展。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周恩来在苏联就此事进行磋商时,毛泽东发去的指示电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种看法。但总的说来,中国抗美援朝没有私利,因此,毛泽东曾亲自下令,要求志愿军必须“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

  1953年7月,在朝鲜战场上焦头烂额的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在这场2年零9个月的战争中,中朝两国军队共同歼灭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侵朝部队和南朝鲜军队总共109万人。中国为朝鲜提供了援助物资560万吨,开支军费60万亿人民币(旧币),死伤志愿军36万余人。中朝两国人民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和新中国的国威,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和侵略气势,有力地维护住了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稳定。另一方面,这场战争也增大了美国对新中国的仇恨,强化了美国控制台湾的决心,增大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但总的看,这场战争是维护正义、反对强权的英勇壮举,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壮丽诗篇,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程建树的历史丰碑。

       二、中方为朝鲜战后重建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朝鲜战争后,用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得到全面发展。1953年11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华。周恩来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朝方代表团进行了多次会谈。双方在会谈中商 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传统友好关系,以保障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保卫远东及世界的持久和平;愿为和平统一朝鲜而与一切相关国家合作;中国帮助朝鲜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文化交流。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国决定,自朝鲜战争爆发至1953年底中国向朝方提供的一切物资和现金全部无偿赠给朝方,未来4年内,中国再向朝鲜提供8万亿元(旧币)赠款。

  访问结束时,两国签署了经济文化合作协定等一系列文件,双方高度评价中朝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金日成在庆祝协定签字的讲话中说:中国人民在朝鲜最困难时期给了朝鲜人民以血肉援助,现在恢复经济时期又给予巨大援助,将成为鼓舞我们走向新胜利的力量源泉。毛泽东在宴请朝鲜代表团时说:中国与朝鲜是互相帮助的,“没有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中国是不会安全的”。因而,朝鲜战争的“胜利是共同取得的”,“是国际性的”。他还谈到,朝鲜“处在第一道防线,我们是处在第二道防线,是个后方,因此,他们打了胜仗,就是对我们的帮助;他们恢复了经济,也就是对我们的帮助”。

  此后,中国一直将朝鲜视为维护本国和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战略屏障。中朝两国关系被比喻为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双方在各个层面的友好交往,就像“走亲戚”一样频繁。例如,1954年朝鲜一个代表团访华,成员多达420人,在华逗留长达43天,参观7个城市55家工厂。当年秋天,金日成来华参加新中国国庆活动。1955年,中国副主席朱德访朝,参加朝鲜“8·15”解放10周年庆典。1956年4月,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率中共代表团出席朝鲜劳动党三大。同年秋,朝鲜次帅崔庸健来华参加中共八大。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增进了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为不断巩固、发展和丰富两国关系,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三、中朝缔结友好条约使两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利用在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之机,向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提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的问题,双方进行了初步讨论。1958年2月,朝鲜提出了一切外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的建议,得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支持。中国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平壤具体商讨相关事宜。双方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1958年底以前全部撤离朝鲜,朝鲜方面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声明同时还特别指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有着休戚相关的利益,帝国主义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侵犯,中国人民过去没有,今后也绝对不会置之不理。”当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期全部撤离朝鲜,只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留下代表,目的是要与朝鲜人民军代表一道,监督停火协议的执行。但是,美国没有理会朝鲜的建议,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仍然留在半岛南部,并且还不时地制造紧张局势。

  美军拒绝撤离朝鲜,使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始终面临威胁,中朝两国决定以缔约方式加强双方的传统友谊,以共同保卫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维护东北亚地区的稳定。1961年7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来华,双方就缔约问题交换了意见。经过谈判,中朝两国于7月11日签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方十分重视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在朝鲜驻华使馆为此举行的庆祝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题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祖国》讲话。他盛赞这部条约“以法律的形式把我们两国人民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加以肯定”,认为“这个条约对于全面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保障两国共同安全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都将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同年9月10日,该条约正式生效。

  中朝签署友好条约后,两国在各个领域中的交往与合作进一步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和配合的力度也进一步加大。但此时正值中苏关系恶化,国际共运发生分裂,由于对苏联的认识不同,中朝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虽然如此,双方仍保持着高层接触的传统。1964年新中国建国15周年时,崔庸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来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领导人全体出面会见朝鲜客人。双方的传统友谊至少在外界看来是坚不可摧的。

       四,六十年线后期双方力排干扰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回归正轨

  1966年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迅速泛滥,中朝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两党两国关系急剧降温,领导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各个领域的合作基本中断。尽管如此,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事关朝鲜安全和主权,事关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问题上,中国仍一如既往地站在朝鲜一边。例如,1968年1月,美国武装间谍船普韦布洛号被朝鲜人民军俘获,朝美关系骤然紧张。中国政府毫不犹豫地发表声明,旗帜鲜明地支持朝鲜的正义行动。这件事为中朝两国重新靠拢并恢复传统关系创造了重要前提。

  1969年9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出访越南后途经北京,就改善中朝两党两国关系问题与周恩来总理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表达了愿意改善关系的良好意向。当时,中国特别警惕苏联倡导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朝方就此明确告诉中方,朝鲜不支持这个建议。这一表态为双方加强互信,共谋合作创造了良好气氛。这一年,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片混乱中迎来了建国20周年,没有邀请任何外国代表团来华参加国庆,但对朝鲜,中方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做法。9月30日下午,中方突然通知朝方,决定单独邀请其代表团访华,朝方立即接受了邀请。当晚11时,朝鲜高级代表团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受到中方极高规格的礼遇。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与崔庸健团长进行了友好交谈。针对当时美国与日本加紧靠拢、朝鲜对此深感忧虑这一特殊情况,毛泽东对崔庸健表示:美国同日本、南朝鲜、台湾拉得很紧,目标不仅是朝鲜,同时还有中国,“所以我们两国要靠紧,”“咱们关系不同,应该搞好关系”,“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毛泽东与崔庸健的亲切谈话,为中朝两党两国重新加强高层领导人的直接交往创造了良好气氛。1970年1月,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访问朝鲜的计划。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专门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1970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时隔12年后第一次访问朝鲜。访问期间,周恩来与金日成进行了四次共16小时的会谈。双方相互通报了1965年以来各自国内的情况,就两国关系、东北亚局势和国际形势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谅解和共识,发表了充满团结战斗精神的联合公报。双方都认为,这次访问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传统友谊和合作作出了新贡献。

  在朝访问期间,周恩来多次申明:“共同的利害和安危,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面对美日反动派新的侵略和战争威胁,中朝两国人民必须紧密团结,加强战备,共同对敌。”他还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的战斗友谊和团结而努力。此后,中国多次表态,支持朝鲜方面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包括在高丽联邦框架内实现民族统一的建议。

       五、中方调整对美政策但始终坚持维护中朝共同利益

  1971年7月和1972年3月,周恩来又先后两次对朝鲜进行了内部访问。第一次访问是为了向朝方通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的情况,第二次是为了通报中国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情况。朝鲜第一副首相金一,也曾专程来华,通报朝方对中国即将接待尼克松的看法和朝鲜关于半岛问题的最新立场,希望中方在中美高级会晤时予以转达。两国的相互信任和理解进一步加强。

  当时,亚洲地区形势仍相当紧张,美国不断扩大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全面加强了同日本的军事合作,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迅速抬头,亚洲邻国,特别是中国和朝鲜深感不安。朝中两国都把反对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政策,反对美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当作国际斗争的一个重要任务。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利用与美国领导人会谈的机会,向美方转达了朝鲜关于和平解决半岛问题的政策和主张。由于中方的努力,尼克松访华后双方在《上海公报》中专门载明:中国“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1971年4月12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

  1972年,金日成就国家统一问题提出了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三项原则,促成南北对话并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中国对此表示积极支持。1973年11月,由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争取,联合国大会就半岛局势通过了有利于朝鲜的决议。1975年,中国又联合阿尔及利亚等43国,推动联合国通过了《在朝鲜把停战转变为持久和平、为促进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创造有利条件》的决议。中方始终注意朝鲜的安全,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坚持原则立场、捍卫中朝两国共同利益的做法,得到了朝鲜方面的肯定和赞赏。

1975年4月18日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家中,中国毛泽东主席(左)和朝鲜金日成主席见面后正在握手.jpg

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接见到访北京的金日成

  1975年4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率党政代表团正式访华。这是金日成1961年以来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正式友好访问,也是金日成1972年出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国外。当时,三国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越南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实现了国家统一。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社会对金日成访华意图议论纷纷,西方有人甚至断言,金日成此访目的是要说服中国支持武力统一半岛。中朝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在半岛问题上,中方坚持一贯立场,重申继续支持朝鲜方面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双方在联合公报中确认:中朝两党两国之间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友谊和团结完全符合中朝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六、中国改革开放前夕的中朝关系与高层互访

  1976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朝方为中国三位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举行了隆重悼念活动,对华国锋就任中国最高领导职务表示热烈祝贺,同时对中方粉碎“四人帮”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两国高层交往没有立刻恢复,各领域交往与合作,仍相对沉寂。

  这期间,朝鲜半岛局势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北南双方1972年开始的多层次多渠道对话,由于重大问题未能解决,外部势力不断干扰,最终半途而废。其次,美国总统卡特做出的从朝鲜半岛撤军的承诺未能兑现,取而代之的是美朝韩三方会谈建议。半岛形势新变化,促使中朝双方恢复了高层交往与合作。

  1978年5月4-11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访问了朝鲜。这是中国新领导人首次出访,也是中国“文革”后中朝两国首次举行峰会。中方报道甚为高调,朝方接待异常热情,国际社会极为关注。当华国锋代表团乘火车从丹东驶入朝鲜时,举目所及,到处是画像、鲜花、旗帜、标语与歌舞。金日成率大批高官到车站迎接,举行了10万人的欢迎集会,安排了5万人的《朝鲜之歌》团体操表演和盛大国宴。

  关于这次访问,两国没有披露领导人会谈内容和成果,只是简单地表示: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诚挚的会谈,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是,通读华国锋在群众集会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中方支持朝鲜内外政策的原则和立场一以贯之。华国锋赞扬金日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同朝鲜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和坚持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把朝鲜的革命和建设不断引向新的胜利。”鉴于当时朝鲜半岛两个政权仍截然对立,华国锋重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朝鲜唯一合法的主权国家。

  当时,国际社会对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仍议论纷纷,似乎中朝两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存在分歧。对此,朝方解释说,联合声明可发可不发,同时又表示,他们“不知道”中方“反对霸权主义这个词出于什么考虑”,朝方反对“支配主义”,而支配主义“意味着某个国家想把自己的政策、思想等强加给其他国家,并进行控制的一切倾向。”法新社报道说,中方通过此访,向朝鲜提供了经济援助,包括以“友好价格”增加石油供应。但中方对朝实际供油多少,双方从未公开。

  中方对华国锋此次访朝给予极高评价。当时的《人民日报》以《中朝友谊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为题发表社论,称此次访问“对于进一步发展中朝两党和人民的兄弟关系,促进两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促进第三世界人民团结战斗的共同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社论同时赞扬朝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支配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社论表示:“中国人民为有朝鲜人民这样的英雄战友感到十分自豪。”

  华国锋访朝后,中朝关系重新升温。当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8周年时,中方《人民日报》以《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为题发表社论,赞扬华国锋不久前的访问将中朝关系推向新高峰。社论表示:“在华国锋主席和金日成主席的关怀下,中朝友谊之必将开放得更加绚丽多彩。”两国有关方面当时举行了多种活动,共同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

  当年9月,华国锋与叶剑英委员长联名致电朝鲜领导人,对朝鲜新政权建立3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人民日报》以《光辉的战斗历程》为题发表社论,再次阐明中国支持朝鲜自主统一的原则立场。社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顽固推行‘两个朝鲜’的民族分裂政策,鼓吹所谓南北‘交叉承认’南北朝鲜,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以及南北朝鲜‘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等谬论。”

  为了彰显中朝友谊的坚实性与可靠性,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与时任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彭冲,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了朝鲜国庆30周年庆祝活动,受到高规格礼遇。这是邓小平第二次访朝,朝方派总理和一位副总理全程陪同。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在酝酿之中,大批团组到西方参观考察,带回许多新信息新理念,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中日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全面展开。邓小平在与金日成举行会谈会见时,除反复表示中方支持朝鲜自主统一祖国的原则立场外,还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他表示: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是我们奋斗七年的结果,但不能说问题全解决了。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他表示:有人说我们好战,不是我们好战。“我们希望二十二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他还谈到:“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搞现代化的出发点。在公开讲话中,邓小平表示:“我们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共同前进,我们双方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合作都有了新的发展。”“不断加强中朝友谊和团结,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完全符合亚洲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利益。”

  七、中国改革开放后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中朝两国高层互动更加频繁,各方面交往更加密切。当年5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访朝,出席咸兴市周恩来铜像和纪念碑揭幕典礼,受到热烈欢迎和高规格接待。中方对这次访问也做了非常广泛的宣传报道。

邓颖超访问朝鲜,出席咸兴市周恩来铜像和纪念碑揭幕典礼.jpg

  邓颖超访问朝鲜,出席咸兴市周恩来铜像和纪念碑揭幕典礼

  1980年5月,金日成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实现半岛统一五项方针:第一,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创造统一祖国的和平环境;第二,拆除分裂壁障,实现北南自由往来和全面开放;第三,北方和南方在创造有利于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国际环境的原则下发展对外关系;第四,发展旨在统一祖国的对话;第五,形成争取祖国统一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鉴于半岛局势开始酝酿某种重大变化,进一步拉近中朝关系,成为两国外交上共同努力的重要方向和目标。这一年,朝鲜劳动党召开了六大。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率团前往祝贺,同时参加该党建党35周年庆祝活动。

  这一年,朝方出现访华热。朝鲜劳动党、社会安全部、祖国战线、军队等诸多部门的代表团纷至沓来。其中包括国家副主席来北京出席亚运会开幕式,政务院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981年,中朝两国总理实现了互访,影响很大。但这一年双方最重要的高层互动,是4月18日金日成对中国的内部访问。邓小平特意赶到沈阳与金日成举行会谈。时逢中方正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就此向金日成作了详细通报。他说,中国党写此决议有三个目的:一是树立毛泽东思想旗帜;二是恰如其分地讲清错误;三是向前看。他还说,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党内、在人民中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富贵财富。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当时,朝鲜方面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改革很感兴趣。当年11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兼国际部部长金永南时,详细而坦诚地介绍了中国国内改革情况。他说,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体制改革,官僚主义在中国是发展了而不是减少了,解决问题困难重重。

  1982年4月,78岁高龄的邓小平赴朝进行内部工作访问。这是他第三次访朝,也是最后一次出国。陪同他访问的是胡耀邦。邓小平胡耀邦与金日成举行了多次会谈。当时,中国刚刚开始着手解决香港问题,朝方对此很感兴趣。邓小平表示,香港问题已提上日程,解决该问题的前提是主权。中国的方针是1997年整个香港都收回。“在这个前提下,维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由爱国者自己组成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金日成听后,对此表示赞成。也就在这次访问中,双方将中朝关系定位成“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1982年两国关系中的最重大事件,是当年9月金日成对中国的访问。时值中共十二大召开不久,金日成时隔7年再度访华,中方高度重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党中央主席职务被撤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主要领导人,悉数前往车站迎接。在当晚举行的欢迎盛宴上,胡耀邦高度赞扬两党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赞扬金日成“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和朝鲜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赞扬朝鲜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支配主义和殖民主义,为发展不结盟运动、加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和合作,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朝鲜领导人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三原则、五点方针以及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胡耀邦均表支持。他说:“美国驻军从南朝鲜撤走,合情合理,实现朝鲜国家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历史的必然,是任何力量也抗拒不了的,它终将冲破一切障碍,直到最后胜利!”

  金日成在答词中表示,朝中两国党政领导人经常来往,互相交换意见,加强团结,共同斗争,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世时就已形成的良好传统。他赞扬中共十二大树立了新的里程碑,高度评价“最近几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地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实现了全国的安定和团结,进入了在所有部门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历史阶段。”他表示,朝鲜全面支持“中国人民争取用和平的方法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正确方针”,“将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朝中友谊,做出一切努力。”关于朝鲜半岛问题,他表示:迫使美军撤出南朝鲜,制止和粉碎美帝“两个朝鲜”政策,是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最重要问题。他痛斥“南朝鲜是毫无民族主权的、地地道道的美国殖民地”,断定南朝鲜当权者是“法西斯集团。”他此次访问中国,目的是同中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充分的协商,取得更加一致的意见,来进一步加强今后的斗争。”

  这时,中方领导人对金日成的尊重一如既往。他在京期间,邓小平亲自到国宾馆看望。他到四川陕西两省参观时,邓小平全程陪同。藉此机会,邓小平详细介绍了中共十二大有关情况,介绍了中国党批判“两个凡是”、实行工作重心转移等问题。他说:国家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战胜资本主义?”金日成对邓小平的思想主张高度认同。他在成都群众欢迎大会上明确表示:“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议纲领是一个革命的纲领,它反映了过去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一切工作,是完全符合革命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要求和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的政策。”

  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在四川参观访问期间,英国首相撒切尔来访。邓小平为接待撒切尔,提前返京。胡耀邦总书记接替邓小平,亲自担任金日成主陪。访华结束前,金日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答谢宴会,胡耀邦、邓小平等中方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

  当年10月,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习仲勋访问了朝鲜。这是中朝两党交往中的一件大事。

  1983年6月,金日成之子,此时已出任朝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的金正日访问了中国。为了增进朝鲜这位政治新秀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解,邓小平出面会见并深入交谈,详细阐述中国的国情特点和改革开放问题。他指出:“中国的特点是落后、贫穷,地方很大,人口太多,问题十分复杂。”“由于问题很多,我们要经常调整各种政策。要处理好这些政策的结果所引起的同其他方面的关系。”他还特别指出:“即使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今后也还会有失误,不可避免地还会犯错误。不过我们现在可以说,今后我们可以避免犯大错误。”

  金正日访华后,当年7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杨亨燮也访问了中国。中朝双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交往也日趋活跃。

  八、中方微调半岛政策但始终维护中朝两国友好大局

  中朝两国频繁进行高层互动,两党总书记互访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和影响。1984年5月,胡耀邦总书记对朝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这是他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也是他本人近三年内第三次访朝。朝鲜出动50万人上街欢迎。考虑到金正日此时已身居高位,胡耀邦一踏上朝鲜国土即明确表示:“我将同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增进中朝友谊交换意见。我相信这次访问对加强中朝友谊将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这时,中国一方面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全力支持和帮助朝鲜的既定方针,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现实,适时调整对半岛南方的政策。早在1982年7月,中国外交部即将《关于在国际多边活动中调整对南朝鲜做法的请示》上报中央,获得批准。中国开始实行与南朝鲜适当接触的新政策。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积极支持半岛政策调整,亲自做有关方面工作。他多次与外宾强调:中国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具有战略意义:一是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二是可以牵制日本;三是可以孤立打击台湾当局;四是有利于半岛局势缓和。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朝鲜,邓小平特意请他向朝鲜领导人讲清楚,中国与韩国改善关系对朝方也有好处。

  1984年11月,金正日以内部非正式访问方式来华。他此时仍不是朝鲜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但其特殊地位和影响不言自明,中方从维护和巩固中朝两党两国传统友谊的大局着眼,接待标准极高。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彭真等多位领导人参加了会见、会谈和宴请。中方还为金正日安排了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专场演出。金正日离京前,邓小平亲自到宾馆与其话别,胡耀邦总书记为其举办了饯行午宴。

  1985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应邀访朝,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35周年纪念活动。金日成当时表示,此次纪念活动不仅是为了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向世界显示朝中关系的亲密,而且也是为了教育朝鲜的年轻一代和国内人民,因为“这是全世界哪里也找不到的国际主义。”1986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朝鲜时,金日成在欢迎宴会上高度评价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新的长征”。他没有使用“改革开放”一词,但赞扬中共领导核心“老练的领导”,赞扬中国“历史性变革”和“威力的加强,对增强世界反帝自主力量、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平和与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1986—1987年,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杨亨燮相继访问中国,双方高层互动更加频繁。1987年5月,金日成又一次访问中国。邓小平在钓鱼台会见并宴请金日成时深情地说,“我们之间相互了解是最深的”“我们两家都有一个统一的问题。你们解决同南朝鲜的关系问题,或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关键都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自己要搞好。”“要体现出我们的社会制度确实优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超过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他还结合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进一步指出:“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在较长的时间里避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要利用机会,借助一切力量,把经济搞好。”

1987年,邓小平(前左)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金日成.jpg

  1987年,邓小平(前左)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金日成

  5月24日,当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陪同金日成去天津访问时,邓小平又到钓鱼台国宾馆与金日成亲切话别。金日成深受感动。回国前夕,他自天津致电中方领导人,对中方盛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说:“我相信,我们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的兄弟友谊和团结今后必将世世代代地进一步全面繁荣发展。”

  时隔半年,朝鲜政府总理李根模来访,双方讨论的重点是经济技术合作等实际问题。1988年5月,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也访问了中国,两军交往的频率和质量进一步提高。除谈军事问题外,邓小平还就朝方特别关心的中国改革开放一事专门做朝工作。他在谈话中说:“我们党的十三大和人大七届第一次会议,精神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他以当时国内外普遍关心的物价问题为例,明确指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虽然要担很大风险,但“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他特别强调:“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

  1988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国家主席杨尚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等中方领导人,也分别率团访问了朝鲜。1989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出访朝鲜。这也是赵就任总书记后首次出访。金日成在欢迎讲话中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此次访问,证明了中方对朝鲜的信赖,证明了朝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多么深厚!

  九、苏东剧变推动中朝两国加强高层互访与政治互信

  1989年也是国际局势发生重大转折、东西方冷战走向终结之年。当年5月,中国与苏联实现了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但时隔3个月,苏联政局突变,苏共被解散。在此前后,东欧地区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放弃了原有的发展道路,东德完全并入西德。有的国家在政权更迭时发生了流血冲突。受苏东剧变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进程进入低潮。也就在这时,中国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此为由,对中国进行“制裁”。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

  朝鲜方面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非常关注,派国家副主席李钟玉来华参加中国国庆活动,以示政治支持。10月1日,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李钟玉谈到了北京风波,谈到了中国党的基本看法和立场。他说,“发生那件事是坏事,但归根到底对我们是有益的。过去一段时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我们党一些同志把思想阵地也交出去了。经过这件事,我们清醒了。我们的秩序两个月前已经恢复,但还要保持必要的警惕。”在此之前,中方派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率军队代表团访问了朝鲜。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金日成于1989年11月5-7日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重要访问。时年85岁的邓小平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人一起,亲自到车站迎接,令金日成非常感动。次日双方举行会谈时,邓小平说:“我们是朋友之时的来往,所以一般的礼仪都可以简化。”金日成表示赞同,认为可以“简单一点。”邓小平还特别指出:“我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今年除了一些重要的国家元首来华时我出来见见面外,其他一般就不见了,也不出席宴会,也不去机场,也不经常出面谈话。”双方在会谈中通报了本国情况,并就双边关系和重要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在会谈中,重点分析了当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他表示:“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两个总书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政治思想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错误。现在实际上换成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会谈中,邓小平通报了他本人申请退休并且即将获批等有关情况,同时还肯定了新任总书记的江泽民的工作情况,赞扬他“这四个多月的中央工作很扎实,而且这个人比较民主。”

  金日成对中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努力表示坚决支持。邓小平也对朝方为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缓和朝鲜半岛局势而进行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这是邓小平与金日成的最后一次见面。

  1990年3月,江泽民访问了朝鲜。此访既是他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也是对1989年11月金日成访华的回访。访问前夕,朝方即对此访表达了热切希望,赞扬江泽民是在“两国人民的友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时候访问朝鲜的,”强调“朝中友谊是阶级兄弟之间的友谊”。访问期间,朝方按照传统,组织了盛大欢迎仪式和多种群众性友好活动。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和会见。金日成表示,朝中友谊是经受了历史的种种考验的。这次江泽民访朝,是对朝鲜人民的巨大鼓舞,必将进一步促进朝中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江泽民重申,中方完全支持金日成提出的“打破南北的壁障,实现北南自由往来和北南相互全面开放”的建议,中方始终不渝地支持朝方“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事业”。他表示,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江泽民访朝后,《人民日报》从中朝两国“友好邻居、亲密战友”的历史定位出发,发表社论,赞扬“中朝友谊是经历了历史的严峻考验的,是深深扎根于两国人民心中的。”社论表示:“发展中朝友谊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江泽民访朝后,中朝友好交往再度全面升温。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中国监察部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友好参观团、中国青年代表团、总政歌舞团、最高人民检察院代表团、中国旅游局代表团、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中共山东省代表团、辽宁省代表、中国科技代表团、中国农科院代表团、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中国外交部代表团等络绎不绝,竞相访朝。

  当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9周年,朝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发表文章,赞扬“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是年底,朝媒报道外国领导人新年来贺情况,第一次将中国放在苏联前面,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这说明,当年苏联与南朝鲜建交引起了朝方不满。在朝鲜外交布局中,中国的地位已经超过苏联。

  1990年也是朝鲜劳动党成立45周年。为展示传统友谊,中共中央发出贺电,对拥有400万党员的朝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同时高度评价金日成领导朝鲜党,带领朝鲜人民,在废墟上建立起“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社会主义国家,赞扬金日成的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为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与此同时,中方也充分肯定朝鲜北南双方总理当年举行的第一次高级会谈,认为会谈“将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与稳定、对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产生积极的影响。”关于中朝关系,贺电表示:“不论今后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坚持不渝地维护两国人民用鲜血结下的战斗友谊。”。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还专门率团赴朝,参加朝党45周年党庆活动,并对朝鲜进行了友好访问。

  这一年,同时又是中朝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9周年、中朝文化协定签订31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40周年。双方纪念活动高潮迭起。譬如,为纪念志愿军赴朝作战40周年,中国多个代表团同时访朝:一是政治局委员率领的党政代表团,二是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另外还有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代表团,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军烈属代表团。朝鲜对所有团组均热情接待。金日成会见了几乎所有中国代表团。

  这一年,中朝两国还举行了其他许多友好活动。譬如,朝鲜的延亨默总理、杨亨燮委员长等人访问了中国。连接中国丹东和朝鲜新义州的大桥,被朝方命名为“朝中友谊桥”。朝鲜江源道一所高中,被命名为“黄继光高等中学”。更重要的是,朝方出版了朝文版《邓小平文选》,此外还编辑出版了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的告别信。中朝关系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的新形势激励下,一时全面升温,逆势而上。

  十、面对时代变化新挑战双方加强政策沟通与务实合作

  1991年,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更加严峻。东欧地区所有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都已进入“转型”轨道,加速向西方世界靠拢。曾经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号称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风雨飘摇,气势将近。自以为在冷战中“不战而胜”的西方政客,为他们所说的“历史终结”弹冠相庆。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总理李鹏于当年5月访问了朝鲜。当年10月,年事已高的金日成访问了中国。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中方领导人又一次亲临北京车站迎接。这是金日成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有文章回忆,此次访问时,金日成曾表示:苏联解体,东欧转向,美国却挟海湾战争胜利之余威,很可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迫使剩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范。中国应该担负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责任,与美国抗衡,同时要求中国帮助其发展弹道导弹。中方表示:“中国决不当头,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世界已进入多元时代,美国不可能为所欲,如果朝鲜受到军事威胁,绝不会坐视不顾。”

  邓小平会见金日成时,重点谈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格局等大问题。他说:我们搞改革开放,要在两手下功夫,即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手中最核心的是发展生产。我们的改革是先从经济上做起。在宣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我就说过,不赞成美国式的民主。我当面对布什以及其他美国人多次讲,我们不会学美国。我们不赞成西方民主,但是我们也确实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

  谈到国际问题,邓小平指出: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还没定。恐怕要成十年、成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付。孤立中国,谁也办不到。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没起什么作用。七国集团从宣布对中国制裁的第一天起,就不一致。因为在美国宣布对中国制裁的同时,布什就宣布中国是不能孤立的。他还以1990年中国政府成功领导抗洪救灾为例,明确指出: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好。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因此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包括自我教育,干部起模范作用,不搞特殊化,这是过硬的东西。他还表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东欧、苏联的事件帮了我们,坏事变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

  在苏东剧变导致国际形势天翻地覆的情况下,朝鲜与原苏东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受到巨大冲击,经济建设和民生事业遇到严重困难。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不断加强对朝经济技术援助。虽然由于历史惯例,双方很少公开经济技术援助与合作的具体内容,但有材料透露,自1989年4月双方成立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时起,中方十年间实施了许多对朝援助项目,如平壤地铁工程、烽火里炼油厂、清川江火力发电厂、顺川火力发电厂、海州造纸厂等,还为朝鲜提供了大豆、粮食、原油等各种援助物资。朝方则向中国出口无烟煤、水泥、钢材和某些有色金属,以满足中方市场需要。据中国海关统计,1988—1992年间,双方贸易额一直保持在7亿美元左右,中方通常拥有较大顺差。例如,1992年中方对朝出口5.41亿美元,朝方对华出口1.55亿美元。1981—1992年,中国为朝鲜培养各学科毕业生和进修人员,共有1200多人。

  作者系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原中联部副部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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