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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普数据解读:中国人口如何增长、流动和集聚

作者:郭晓菁、聂日明

来源:陆家嘴评论

来源日期:2021年06月07日

本站发布:2021年06月06日

点击率:74次


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力度进一步加大,但调整落实的速度和流动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需求依旧不相匹配,户籍制度所附加的种种限制依然阻碍着流动人口在当地长期居留和进行相应的生活规划,进一步影响当地城市的政策选择和未来发展空间。
 
5月11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主要数据结果。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与2010年六普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2020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8.50‰,出生人口连续三年滑落,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世界的较低水平。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与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
 
今年关于流动人口的数据,有两个方面值得分析:一是流动人口的增长规模,二是流动人口的省际分布。过去十年来,全国总人口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发生了爆炸式增长,并且主流从城-乡流动逐渐转向城-城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程度进一步提高。
 
▌流动人口继续快速增长
 
根据人口普查的定义,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包括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根据七普数据,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这意味着,我国14.1亿总人口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离开户口所在地,在异乡长期工作、生活,而由于种种原因,他/她的户籍并没有迁往现在的居住地。
 
▲ 数据来源:五普、六普、七普数据以及2005年、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下简称“小普查”)
 
对比历次普查数据市辖区内人户分离、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的数据,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
 
第一,城城流动人口的比重在几年内大幅提升,一直以来,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是从农村迁往城市,但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年时,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2亿人,而外出农民工为1.23亿人;到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6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70亿,10年间,外出农民工仅增长不足0.5亿人,尤其是2015年以后,外出农民工规模几无增长。由此可见,七普相对六普的流动人口规模增长的1.56亿人,可能主要是由城城流动人口构成,但具体原因尚不明确,是2015年全国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不准,还是15年之后到现在发生了新变化?城城迁移的机制与乡城迁移的原因有很大差异,这是城市化进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的新趋势。
 
▲ 数据来源:段成荣等,2019,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人口研究,2019年第2期。
 
第二,和六普数据相比,七普的市辖区人户分离的人数增加了近两倍,这样大幅度的增长是扩区所致,还是其它原因导致了市辖区内的人口流动?为什么在市辖区内人口倾向于居住地和户籍地分离,而不将户籍迁往居住地?这些都需要新数据加以解释。
 
从分省常住人口的变动来看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改革开放后,市场化经济和城市化发展不断深入,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在过去的十年里,人口增速有所下降,但流动性进一步增强。从流动方向看,人口的流动总体上呈现出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心城市为主的城市群集聚特征,西部地区的人口也有所上升。人口流动的另一个特征是,从原来的乡—城为主到现在城—城流动比例大幅上升,尤其是中西部省内迁移越来越向省会等中心城市集中,成为人口迁移的新现象。城城流动以后,已经城市化的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不会改革,从而进一步体现了城市群的集聚效应。
 
但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结果显示,其相对六普,新增的流动人口、市辖区人户分离人口的规模较小,很多学者从中得出结论,人口迁移的增速面临拐点,农民工返乡、就近就地城镇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但从七普数据来看,2015年小普查流动人口数据的准确性没有很好地刻画人口迁移的趋势,人口流动的活跃度依然很高。目前尚且不知道,人口迁移的规模是否到达了拐点,未来人口迁移的变化是向上增长,还是向下滑落,这些都需要未来通过更丰富的七普数据进行释疑。
 
人口流动性的快速增长也对城市的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他们在新的居住地不仅要工作,也要生活。尽管绝大多数工作岗位不再以户籍作为门槛,但在很多情况下,户籍身份仍然是获取当地公共服务的重要标识,而这些公共服务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伴随着生命历程中几乎每一个重要阶段。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提出推动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但很多完成城市户籍转化的人口会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他们依然会因为户籍被拦在本地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同时市辖区人户分离过于普遍,即便是在同一个市,这些人在孩子学区入学等问题上所受的待遇也往往与外来人口无异,这也意味着以户籍为主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比想象的要更大。
 
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力度进一步加大,但调整落实的速度和流动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需求依旧不相匹配,户籍制度所附加的种种限制依然阻碍着流动人口在当地长期居留和进行相应的生活规划,进一步影响当地城市的政策选择和未来发展空间。
 
 
▌人口省际分布呈现马太效应
 
▲ 数据来源:七普数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20)》。按人口规模差异的大小进行排序。蓝色柱形图表示人口规模数量,对应左侧数轴,橙色折线图表示差异规模占统计年鉴估算规模的比重。
 
在人口自然增长呈现低速的背景下,快速增长的流动人口改变了人口的空间分布。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1.20个百分点。
 
具体到各省市,我们将七普公布的各省区常住人口数据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20)》公布的2019年末各省区常住人口进行比较,观察各省区常住人口的高估与低估情况。即便是考虑到在统计年鉴截止的2019年末到七普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期间的人口可能的流动规模,这两个数据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多年来人口持续净流入的省份,统计年鉴的数据大多存在低估现象,比如七普中广东多了1080万人,浙江和江苏两省合计多了1012万,而人口持续净流出的省份,人口萎缩规模比非普查年份数据显示的更大,比如黑龙江和吉林分别减少了566万和283万人。
 
七普数据反映出,中国人口的集聚程度比人们想象得要更高,各省市之前的统计年鉴所估算的数据存在一定误差。这一现象是符合常规的认知的。 
 
▲ 数据来源:五普、六普、七普数据。图中的红线分别为两次普查的十年间31省区总人口增长率的平均值,2000至2010年间为5.86%,2010至2020年间为5.69%。
 
王桂新等(2012)基于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省际人口的迁移模式,人口的迁出和迁入都呈现了更强的集中化趋势,即“强者恒强,强者更强”。
 
根据五普、六普、七普的各省市人口数据进行绘图,可以直观地看到21世纪前两个十年中国各省市人口变动的情况。图中的红线标志了全国所有省市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其中第一象限(右上)和第三象限(左下)的省市最为典型,第二象限(左上)和第四象限(右下)的省市较不典型,说明在人口的流动和集聚上,普遍存在“强者恒强”的现象。
 
位于第一象限的省市,在2000年-2010年、2010年-2020年两个十年期间的人口增速均高于平均,其中位于上方的北京、上海、天津,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但在2010-2020年间人口增速明显放缓,最近十年,人口增长的热点转向广东、浙江、新疆、西藏等东南沿海和西部省市。位于第三象限中的省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人口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东北省份人口持续流出,黑龙江、吉林在过去的十年内人口萎缩速度明显加快。
 

目前七普公布的有限数据显示,人口向东部发达地区集聚的趋势未变,前述判断整体依旧成立,城市级别的人口变化还需要后续省市县人口普查公报的数据进行验证。


作者郭晓菁、聂日明,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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