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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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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下台后,总统制度该如何改革?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来源日期:2020年12月27日

本站发布:2020年12月27日

点击率:39次


  How to Reform the Presidency After the Wreckage of Trump

  By Bob Bauer and Jack Goldsmith

  The New York Times

  作者介绍:

  Bob Bauer,拜登竞选团队高级顾问;

  Jack Goldsmith,布什政府国防部特别顾问

  本文编译:崔怡佳,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柯曼琪,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摘要

  美国大选结局已尘埃落定,拜登正式赢得大选,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十六任总统。然而,在处处“离经叛道”的特朗普四年总统任期结束后,美国总统制度亟待改革。本文聚焦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两大主体,提出了若干重点改革举措。

  特朗普离开白宫已经进入倒计时,而当务之急,就是改革总统制度。四年来,特朗普一直在以个人喜好重塑总统制度,参与竞选时也一心追求个人政治利益。这些年的经历表明,水门事件和越战后订立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需要彻底改革。

  任何改革总统制度的举措,都必须让位于健康与经济危机,同时也必须符合当下的政治现实。一些改革可以由行政部门来实施,另外的则需要立法部门介入。此外,这些改革至少得在参议院获得两党一定程度的支持。

  考虑到以上制约因素,结合实际情况,总统制度的改革议程应当包括以下重点事项:

  行政部门改革

  行政部门改革的重点是恢复法治体系的完整性,特别要防止总统为自我保护或攻击政敌而干预执法。宪法赋予总统以行政执法权,因此大部分改革必须由行政部门来实施。行政部门内部的改革没有强制性法律效力,但可以订立或加强规则来约束总统,即便爱破坏常规的总统也不得例外,能制约总统下属的规则尤为有效。

  由于特朗普常常挑战这些规则,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司法部甚至有时也会如此,很多人便对规则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但实际上,这些规则的约束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强。比如,尽管特朗普强烈反对,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还是完成了他的调查;纽约的联邦检察官在调查特朗普相关事务时也得到了保护;此外,由于这些规则的约束,司法部门没能如特朗普所愿起诉其政敌。

  改革措施应当包括以下方面:在执法过程中,强化司法部门监管,避免政治偏见;反干扰调查的部门规范应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并包括司法部长;明确总统及竞选调查规则,减少调查步骤或者声明产生的政治影响,如临近大选时采取的行动;强化特别顾问的独立性,使之摆脱司法部长的控制,能向国会和美国人民汇报有关总统或行政部门高级官员犯罪行为的可信指控。

  国会改革

  国会应以法令法规补充行政改革。其中,三项改革理论上会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特朗普下台后,共和党议员投票通过应该不难。

  首先,国会应尽快将约束总统的反腐败规范转换为法律。长期以来,反腐败规范已经得到了两党的支持,但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却遭到藐视。这些规范包括:要求总统及总统候选人及时公开纳税申报表;禁止总统在可能触犯刑事的情况下,参与企业监管;取消总统保密委托,因其在当下情况中,有悖于公正透明的核心原则;建立国会监管机制,防止总统取得来自外国的“薪酬”。

  第二,国会应当明令禁止总统为保护自己、家人或干扰大选而妨碍司法。同时,国会还应规定,总统实施赦免以换取贿赂属于犯罪行为,包括在法律程序中通过沉默或行贿来获得宽大处理。

  第三,国会务必加强防范外国势力干预总统选举,这是美国人民和美国情报机构共同关心的问题。国会应当规定,任何与竞选相关的对外联系,竞选团队均需向联邦调查局报告。国会务必明确,外国政府不得提供如针对反对党的调查等对选举获胜有利的信息,总统竞选团队也不得索取或者接受这类信息,国会还应规定,总统竞选团队和外国政府之间达成互助协议属于犯罪行为。

  现在,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存在一个尖锐矛盾,即行政部门空缺职位的管理规定,现在正是解决矛盾的大好时机。许多往届政府都曾绕过参议院决议过程,通过单方面指派的方式,直接任命行政部门高层管理人员,特朗普政府尤其如此。

  这种策略其实是在钻联邦职位空缺法的漏洞。更棘手的是,经参议院确认的行政部门职位数量已增加至约1200个,但近几十年来,参议院却频繁拖延,推迟或不予确认这些新增职位的人选。国会应大幅减少需要确认的行政职位数量,从而有效削减总统临时任命空缺职位的权力。

  衡量总统实力,要看其行政领导效力。特朗普之不负责任前所未有,他对约束性制度又不屑一顾甚至大力践踏,两者密不可分。上述改革措施,将加强对总统大权的制度约束。

  这些改革也将同时保证“行政部门的力量”,又确保这一力量始终受到“行政权力滥用问责制度”的制约。前者曾是美国国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所定义的、善治的主要特征;后者则是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坚守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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