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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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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二)​

作者:诚言

来源:来函照登

来源日期:2016年04月04日

本站发布:2016年04月05日

点击率:2442次


【作者简介:1965年入读湖北大学(现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970年7月毕业。在工厂当过会计。1978年后从事金融工作,2007年10月,退休,从2011年起上网,一直用笔名“诚言”发表文章。】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一)


  四、 我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

  1.1、工作组包办成立“文革委员会”取代校系党组织

  没过几天,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发表了。虽然党的副主席只剩下林彪一人,刘少奇从中央第一副主席降到常委中第八位,因为我以前从不知道刘少奇被毛泽东当作过继承人,对刘少奇在党内排位的下降并不感到吃惊,对国家主席我仍然怀着尊敬的情感。我的同学们对此也没有什么议论。哎,下层民众,哪里晓得高层的政治斗争?不过,对《十六条》的若干规定,我还是很高兴的。比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领导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等等提法,我觉得真还对味口。《十六条》一方面含含糊糊地要求“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另一方面又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琢硺磨后一层意思,我不由怀疑,我们学校前个阶段工作组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老师和学生,是不是有问题?

  《十六条》公布不久,我们学校成立了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按《十六条》规定,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像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但在我印象中,从群众充分酝酿到群众反复讨论再进行选举的程序,我校基本都省了。因为最后公布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竟然是“六.二〇O”事件那天登台大骂“狗崽子”的漆林同学!如果经过酝酿和讨论及投票的完整程序,思想已经活跃些了的师生一定会因他而产生争议,他也不可能顺利当选为校文革主任。因此,对以漆林为首的校文革,不少师生不服气,认为这是即将滚出去的工作组无视民意暗中操纵的结果,后来干脆称之为“伪文革”。在校系文革会成立后,我们班也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我班在选举过程中,虽然大家各怀心机,有冷场,有争议,有弃权票,总的来说,还算一次成功。原团支部书记梅大姐、和我关系不错的原班长许科甲、关系密切的二组团小组长陈兴旺三人当选。三人之中,梅一贯受上面信任,许的立场持中,陈是我们几个人力挺进入班子的,这算是全班同学尚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吧。

  审视文革初期党中央作出派工作组到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到《十六条》规定用巴黎公社式的方式选举产生“文化革命委员会”,再到中共中央随后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这个全过程,你还会相信后来官方主流舆论一直灌贯输的“造反派大搞踢开党委闹革命”吗?存在了十多年的好端端的党组织,手无寸权的一般群众怎么可能撼动它?此时还未诞生的“文革造反派”怎么可能“踢开”它?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正是最高层以毛泽东为首的执掌实权的班子!

  2.2、毛泽东首次接见的是“老红卫兵”

  8八月18十八日,毛泽东等一干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集体接见了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五十万师生。《人民日报》作了充分报道,还登出了中学生宋彬彬(其父宋任穷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给笑容可掬的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醒目照片。北京电影制片厂把这次接见迅速制作成了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在此之前毛泽东抽晚上时间视察中央文化大革命接待站时,曾煽情地向在场人员发出过“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殷切召唤,不免使人产生一种我们如果再不关心“国家大事”,就会出现“主席危矣!中国危矣!”的大麻烦。时过短短几日,毛主席又进行这种史无前例的隆重接见,怎能不更激起我们“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壮志豪情?于是, “生为毛主席而战斗,死为毛主席而献身!” “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等狂热词句,成了媒体和红卫兵革命小将的口头禅。

  后人在谈起前朝文化大革命时,总是通称“红卫兵造反派”。殊不知,这是两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并不完全属于一个范畴的概念。

  有资料证实,早在1966年5月底6月初,高干子女麇集的重点中学清华大学附中、北京大学附中里,一些十六、七岁血气方刚的学生就暗中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秘密组织。这些人大都出身于高干、军官家庭,自认为血统高贵“自来红”,是天然的接班人!在当时充塞官媒的“永保江山红万代”、“防止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党夺权”的喧嚣声中,他们以“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责无旁贷地冲杀到“向旧世界宣战”的第一线!当时流布全国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的对联,就属于他们原创。7七月份,已经小成气候的中学红卫兵连写三篇论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向最高领袖献上要紧跟、要捍卫、要造反的赤胆忠心。他们在“一论”中写道:“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糟糟的,越乱越好!”可怜这些小糊涂虫们,哪里会料到最高领袖只不过利用他们“大乱天下”后,马上要拿他们的老子开刀?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8月1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这样给他们复信:“你们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地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情支持”。请各位读者注意,毛在给这些娃娃们的回信中,一直没有点明下一步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派”!毛主席亲自写信支持,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又马上转发这三篇“雄文”,之前毛夫人江青还专程到北京海淀区中学学生代表会上转述过毛泽东“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的讲话,这批天之骄子岂不更加胡作非为?

  正是在毛氏夫妻一手支持下,这批“天兵天将”开始打人,杀人,抄家,武斗,把职工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狗崽子们”驱逐出京,对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当成“牛鬼蛇神”揪斗和“横扫”,以“兴无灭资”“破旧立新”的名义大肆破坏文物,拆毁教堂道观寺院,挖掘名人坟墓捣毁纪念碑。他们还对准了社会上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什么“特殊化”、“香水”、“飞机头”、“细裤腿”都归入扫荡之列。这种野蛮的“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行动很快波及全国,形成风气。他们不仅不认为是犯罪,还无耻无畏地把暴力行为夸耀为“红色恐怖万岁”!如导致打死中学校长卞仲耘、逼作家老舍投湖自尽的事件就发生在此时。他们挑动天下大乱的惊人壮举,一直受到高层鼓励和保护。1966年8月26日北京市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如下讲话:1.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抄家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由于当局的默许和怂恿,在“红八月”以来的40多天里,北京市的红卫兵打死了1700多人,成为全国大面积打死逼死无辜者的第一道冲击波。这批红卫兵完成了“大乱天下”的历史使命后,因血缘关系要“保爹”“保妈”,成为毛泽东要进入“打倒走资派”战略阶段的绊脚石,才被毛江弃用。这一群开头秘密组建、继之不可一世、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垮台的红卫兵,习惯上人们也称为“西纠”“东纠”“联动”或“老红卫兵”。从广义上说,他们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实属不折不扣的“造反”,但后来并没有人把他们称作“造反派”,社会舆论普遍称他们是“保爹保妈派”或“保皇派”。这批人的组织被摧垮后,个体均当即受到高层开恩善待,过了几年又被陆续解放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疼爱,不少人开后门参军或当上工农兵大学生。文革结束清理“三种人”时,官方也没有把他们定义为“造反派三种人”。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追究,还因“不会挖祖坟”而受到重用!如薄熙来、谭立夫、宋彬彬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

  毛泽东于8月18日首批接见的红卫兵及学生队伍,正是以这批老红卫兵为骨干!

  我之所以重提这段前尘往事,除了澄清“红卫兵”这个文革怪胎的来历外,还想说明,究竟是谁开了“打砸抢烧杀”一系列恶行的先河?究竟是谁率先“砸烂”了公检法?

  3.3、我奉命批判徐时澍老师

  在我校文革会成立后,尽管“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主题突出了,但实事求是地说,我校党委书记赵抱一、副校长林山都算不上走资派,很少有人贴他们的大字报,校文革也没把他们当“走资派”批斗。对现任当权派抓不住多少把柄,校文革会根据《十六条》“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的精神,老师教授就是下一轮捕食对象了。

  于是,学校出现了一两张揭发历史上“分裂”过党的罗章龙、五七大右派马哲民的大字报。他们俩人虽然名声大,但早已是“死老虎”,在我校处于隐居状态,没有新的罪行,成不了运动焦点。我们系门口出现过一张揭发系主任谭寿清教授的大字报,内容是他宣扬过:你们入学后要安心学习,不要急于谈恋爱,只要学好知识,还愁以后找不到对象?就是要谈,快毕业时也来得及。事实揭发后,接着就是一通批判。在去年入学的全系新生大会上,谭主任确实讲过这个话,大字报上升到 “诱导我们走白专道路”,“成名成家”,“腐蚀年轻一代”,“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高度严词批判。看了这种大字报,我暗暗冷笑,人家明明说的是好话,你们不听也就算了,岂能把好心当做驴肝肺呢?

  在我的记忆中,计统系女教授刘寿鹤 、我们系教授徐时澍的家都被抄过,我们系还开过一次对徐老师的批判会。批判徐老师前,系文革委、班领导小组指定我代表会计专业六五级学生作批判发言。为什么会挑中我呢?大概是他们觉得我作文写得好、家庭出身和一贯表现都还不错吧。徐老师并未给对我们讲过课,以前我根本不认识他,叫我揭发批判他,何其难哉!?在考验革命立场是否坚定的关头,良心可以不讲,但起码批判材料要有一点吧?见我犯难,系文革会把他们整理的材料交给我匆匆看了一遍。我从中选了徐老师在三年困难时期如何吃特供、如何下馆子、如何把皮鞋擦得锃光瓦亮、如何把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苍蝇也站不住脚等等细节,在前面加了几个“正当”的排比句。什么“正当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努力战胜自然灾害”啊,、什么“正当苏修对我们封锁逼债,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之时”啊,、什么“正当全校革命师生奋愤发图强,与全国人民共度难关的紧要关头”啊,用以反衬他当时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个人享乐主义“何其可耻”,行文风格完全照搬流行批判体。

  批判大会在一间大教室里进行。一开始,徐老师自然低头站着。轮到我上台发言时,他的头仍然低着,可能他还不知道我是谁,事过后也不认识我。但当时作为批判者的我,却没有勇气正眼看这个已经臣服了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眼!因为我明明知道那几年严重困难时期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有标准高低不一的照顾,明明知道正常的人都会收拾得干净整洁一点,明明知道并非除了徐老师以外全国人民都在如何如何,发言真是诛心啊!当我急急忙忙念完批判稿下来时,主持人还很满意,当场夸我的揭发批判有一定战斗力!

  但我并没有圆园满完成任务后的喜悦,而是深为自己没有勇气拒绝这个任务而羞愧。徐老师的那些言行,明明是你们告诉我的,能算我站出来“揭发”的吗?正是有了这种深深的自责,造成了我对校系“文革委员会”的逆反心理,觉得它们是在唆人作恶,背离了运动大方向,为日后脱离和反对校系“文革委员会”领导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果说我在文革中伤害过谁的话,与我没说过一句话的徐时澍老师是我直接伤害得最重的一个,甚至是唯一的一个!多年来,我对此一直愧疚于心。无论徐老师记不记得,是否还健在,我现在都要公开向他道歉,说声“对不起”!正因为有了这次切肤之痛,以后我多多少少认识到官方不少活动的虚伪性,对上面的安排少了几分盲从。

  五、赴京串联归来首批加入造反派“八.三一革命队”

  1.1、我是全班首批赴京大串联者之一

  在八一八8.18毛泽东接见首都红卫兵之后,我校及武汉市各大专院校也照葫芦画瓢地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与第一拨首都老红卫兵不同的是,这次普遍建立的红卫兵组织完全是官办的。我班第一批当上红卫兵的只寥寥几人。我认为自己家庭出身及各方面条件都不比他们差,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第二批才被批准,心中未免有些不快。经过两批发展,全班只剩下几个家庭成分坏的同学被排除在红卫兵大门之外了。在大搞“阶级斗争论”时代,对外宣传上总是说党对“黑五类子女”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实际上哪有那回事?我们第二批红卫兵只比第一批红卫兵晚当了两二、三天,也就是这两天的差距,使我感觉到“上面”还是对同学们搞了分类排队,因而对梅同学及那几个头批加入红卫兵的“左派”心生芥蒂。现在回想,假若当初校系文革委员会对同学们一视同仁,说不定我也不会跟他们离心离德了。

  这时,得风气之先的北京学生开始了大串联。在武汉市各大专院校中,我校离武昌火车站最近,交通最方便,自然而然成了南下串联学生驻扎的首选。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新鲜消息。一天,校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幅作家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封面及批判文章。文章绘声绘色地分析欧阳海拦惊马的图像是一幅中国地图,哪是首都北京,哪是一柄利剑,又怎样剑指北京,作者如何包藏祸心等等,说得活龙活现。经文章一指点,我的思维不由得也跟着转了。《欧阳海之歌》可是最走红的名著呵,也有这样严重的问题?太可怕了!还有首都中学红卫兵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传单及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立夫大肆宣扬“血统论”的一份讲话,我一一大致读过,觉得与漆林那次讲话的有些观点相似,只不过更全面、更理论化一些。还有其他一些传闻,都足够刺激,使人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除了武汉市,别的大城市我从来没有去过。此时本可乘机以串联的名义到两个姐姐居住的广州市和广西柳州市去看望她们,可我只想到北京去。大概不少同学和我怀有同样的念头,我班十多个人一商量,决定到北京去串联。我们班文革领导小组本来就缺乏足够的权威,再加上别的班已有人行动在先,我们也就没有请示,在8月26号成为我班大串联的先行者。在我们班首批赴京串联人员中,有与我同室同组(每个组7名男生)的原副班长欧本刚、李玉华、樊令文、吕佰鉴,一组的原团支部宣传委员田光荣、行政组长向东(文革初期在改名高潮中改的名字)、团小组组长马铜铃、万学华,二组的刘邦华、刘春生等人。这批人家庭成分都好,一半来自农村,只有两人不是团员。我们组行政组长杨奉祥、刘绍烈二人平时与我关系很好,就是不爱关心政治,没有参与我们行动。就是这样,我们寝室也是全班头批外出串联最多的。此行没有明确的牵头人,纯属自发组织。

  此时的武昌火车站已是人山人海,大多数是学生红卫兵,我们好不容易才挤上了一列北上的火车。说是“挤上”,有点不太准确,因为车厢里面已经挤不进去人了,车门也关不住,我和另三位同学开始就坐在上火车的阶梯上,手紧紧地抓住上车的扶手。当时气候炎热,车厢内的热气汗臭直往外冒,车厢门口站着的同学挤得一头大汗,苦不堪言。相比之下,我们四个坐在车厢外边的,火车一开大风刮的凉悠悠的,还感到十分幸运哩!

  2、在北京串联的活动

  一路千辛万苦,车到北京时已是晚上。我们十几个人谁也没到过北京,经一路打听,才步行到天安门。这时,天安门广场上已是行人稀少,灯光昏暗,与我心目中的“中国人民的心脏”实在不相符。不远处的天安门城楼在空旷的广场映衬下,既孤独又冷清,也跟平时歌中唱的“雄伟壮丽”“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有很大差距。在广场上我们略作休息,在晚上11点左右摸索到附近的一所中学。他们还没接待过串联连学生,经校方同意,我们将就在教室的课桌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商量住到哪里去。这当儿,李玉华悄悄地把我拉到一旁,低声说:“章尔连是班上派来的特务,怎么办?”我听了不由大吃一惊!我认真打量了一下十多个同学,只有他与梅书记是一个组的,也当过团小组长。他们寝室只来了他一个人,他也是来的同学中唯一一个首批当上红卫兵的,平时城府较深,与我们不算交心,在我们酝酿来京时他也没有参与。虽然我感到李玉华的判断不无道理,但没有证据。再说,我们此行光明磊落,有什么可保密的?怕他侦探到什么?这些念头一闪过,就坦然说:“我们又不干坏事,怕他汇报啥?他愿意跟着我们,还能赶他走?”我这一说,李玉华也就不吭声了。等我俩过来,刘春生说,我有个老同学在北京政法学院,我们找他去。于是,我们拎起简单的行李,时而步行,时而搭乘公共汽车,因为不少街道在“破四旧”时改了名称,问路极不方便,中午时分才找到了政法学院。政法学院不算大,刘春生很快找到了老同学。当时,政法学院同学外出串联的很多,这个同学很容易给我们找到了空床位,又领着我们买了饭票,我们就住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到一所大学去看大字报回来吃晚饭时,吕佰鉴说:我打听到了,某处设得的有专门接待站,统一安排进京串联的,吃饭不要钱。吕佰鉴是六四届高中毕业的,非团员。他说他上年考上洛阳机械学院后因嫌这个学院是学制造拖拉机搞体力劳动的,就以患了肝炎为借口退学了。在刚入学评助学金时,系里指定各班由团支部负责,各组由团小组长负责。他可能有上一次入学的经验,故意摆穷,不仅吃上了全班最高助学金,而且连床单枕头都是申请学校发的。后来他父亲来看他,给他送来了床上用品,他竟当着我们好几个同学的面,催促他父亲把这些东西又拿回去了。因为他一贯自私,全室同学没有一个瞧得起他。听了他一番介绍,我心想在学校吃饭不也要花钱吗?何必这好占便宜?见大家也都不吭声,我就说,算了吧,转来转去的,多麻烦!李玉华说,我的风湿腿犯了,不想动。领我们到政法学院来的刘春生自然不愿意辜负他同学的一片盛情,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中午在外面吃饭,一天只在这里吃得上一顿饭,算那个小账帐干啥?这样一议论,吕佰鉴不做声了。

  余下来的日子,我们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有揭批北京旧市委的,也有控诉新市委工作组如何迫害学生老师的,最多的是围绕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的一次讲话双方展开的激烈辩论。我们收集了几张传单,摘抄了几份“首长讲话”。其中毛主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及林副主席“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等伟人语录,给我们极大振奋!抽了一天空,我们有几个人到天安门广场照了一张手持语录本的单人相,我和李玉华还合了个影,下午到北京动物园逛了一趟。其余时间都用在革命上了。

  3、参加中央领导8、31接见

  8月3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要接见红卫兵,我们都非常高兴!谁知李玉华的风湿腿真的地痛狠很了。不知哪个同学说了句走不动就不要去了吧。我见李玉华面露犹豫,猜他心里还是想去,只是怕万一有意外给大伙找麻烦。我就说,那怎么行!来北京不就是想见毛主席吗?我们这么多人背也要把他背去!我这样一说,有两个同学随声附和。于是,我们跟着政法学院的同学一起上了他们的校车,车快接近长安街后下车步行,一边一人把李玉华架着走到广场上。在进入广场的时候,人群一阵骚动,争相传播着一个惊人的喜讯:蒋介石死了!

  那一天中央领导人是先坐敞篷车接见了广场外边的红卫兵后,再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广场上的红卫兵的。我们站的位置靠前,清楚地见到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青这么多的大领导,我好兴奋,觉得回去后有了向人炫耀的资本。虽然那时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利的议论已有所闻,但我给在向广州军区工作的大姐大姐夫写的信时中,仍然把见到的上述首长的名字一一写了出来。事后,大姐夫还说接到信后很担心,怕我政治上不敏感犯错误。再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只见毛泽东频频招手,其他领导人招手的很少。毛泽东招手时,广场上山呼万岁,真还有人一边蹦着看一边流着眼泪。等毛泽东招毕手后,全场稍微安静些,林彪发表了讲话。林彪的黄冈岗话我还适应,觉得他音调很尖很高,每一个字拉得很长,仿佛使尽了全身的气力。他讲的内容跟报纸上的社论差不多,有一句话我印象最深最好,那就是他代表毛主席欢迎我们到北京来,称我们是革命小将!我心想,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回去后就不怕有人说我们私自非法来北京整我们了!回到住处后,欧本刚讲了一个笑话,他说在广场上人挤来挤去,一个说方言的外地同学大声吵嚷“我的鞋(háai)子掉了!”,有个说普通话的女同学在旁边责怪他:“出来串联你还带着孩子来?”

  9九月2二日,我们顾不上去其他大学和颐和园故宫长城等风景区逛一逛的原定计划,满怀急欲把北京的收获带回去的激情,在上午离开了北京。唯有吕佰鉴说他想到上海去,脱离了集体。在火车站广场排队时,看到一群群的红卫兵或手持木棍或手拿皮带,站在头发散乱的老太婆和老爷子身旁,不像是外出串联的。我不由得好奇地问身边一个旅客,他们这是做啥的?那个旅客悄悄地告诉我,你没见这些老人驼着大包袱?他们是专门押解五类分子上火车的。我看到被驱逐者面露戚容,弯腰背弓,有的还哭哭啼啼,不由得心里暗暗同情。这凄凉的一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4.4、参加造反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回到学校,发现形势大变!原来封闭式的牵着绳子挂大字报的大字报区拆除了,校内主要干道两旁都搭建上了可遮风蔽雨的大字报棚。在大字报棚里,除了陈旧的内容外,也出现了“首长讲话”、“北京来电”,还有“不许南下一小撮坏分子干扰我校运动大方向!”“坚决拥护省委正确领导!”等大字标语。到了寝室,部分同学暗中向我们打听此行见闻,还有一些同学只当没有这回事一般,班文革领导小组也没有叫我们汇报。事后我们才了解到,在我们离校的这些日子里,以中国人民大学赵桂林同学为首的南下串联学生,已经在我校驻扎下来了。南下串联队大肆宣扬我校前阶段运动出现了严重错误,不仅湖大校文革的大方向错了,湖北省运动的大方向也错了,还公开提出了“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矛盾公开后,校文革召开了校、系、班三级骨干会议,要求全校师生站稳立场,排除干扰、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等等。各班传达了这个精神,还讨论了如何反击。他们不知我们是啥观点,怎能会不顾虑重重呢?

  但串联回来的学生不一样。他们不仅原来胆子大些,思想活跃些,而且在北京接受新观念后,对运动发展动向要更清楚一些。经济系和财会系的男生宿舍楼相邻,有一天,不知由谁提议和组织,两个系赴京串联过的同学在教学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开了一个会。我们班出去串联过的同学,除了章尔连、吕佰鉴、欧本刚、李玉华外,其余八人都参加了会议。章尔连从北京返回之后,与我们基本不相往来,已然证明他跟我们一起出行确实是负有特殊使命。欧本刚与李玉华表示他们参不参加会议没关系,只要观点一致就行了。我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只有吕佰鉴,没有谁喊他。

  两个系的同学共有六十60多人,坐在一起,还很有点气氛。会上共同议定,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成立一个新的组织。鉴于住在学校后院的计统系刚成立的组织叫“红八月造反队”,我们就以毛主席接见的那一天命名,叫“八.三一革命队”。“革命”对应“造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队名定下来后,推选会计专业六四级的谢邦柱、叶天放,、财政金融专业六四级的徐清安,、经济系六五级的梅子惠四个同学担任“队部勤务员”。第二天,“八.三一革命队”发表“成立公告”:宣布退出校文革组建的“红卫兵”,与“红八月造反队”组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承认以漆林为首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不参加校文革组织的一切活动;同时,敞畅开大门,不搞“血统论”,本着“革命不论先后,造反不分早晚”的精神,欢迎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踊跃参加!“八.三一革命队”的诞生,无疑是一条爆炸性新闻。与官方自上而下批准成立的红卫兵不同的是,他们也是红卫兵,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群众组织,开始被称作“少数派”,发展壮大后,社会舆论叫做“造反派”。官办红卫兵则先被称为“保皇派”“多数派”,后又按中央文革提法叫做“保守派”。文革历史表明,在打、砸、抢,、迫害干部、知识分子和底层群众方面,“保守派”红卫兵比“造反派”红卫兵毫不逊色,甚至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红八月造反队”和“八.三一革命队”的成立,标志着我校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由于我校地处闹市,信息灵敏,且造反派组织成立的最早,因此文革史料称,湖北大学是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摇篮。

  六、我写出第一张大字报及差点当“逃兵”

  1.1、造反派初期的活动

  我校两个造反派战斗队成立后,立即得到北京南下串联学生旗帜鲜明的支持。对于校文革来说,除了“南下一小撮”外,无疑又增加了一个强劲的新对手。 “少数派”人数虽少,但富有正义感,战斗力强,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我校“少数派”首先抓住工作组炮制“假三家村”和镇压“六.二〇O事件”革命师生的要害,要求校文革一是必须承认“红八月造反队”“八.三一革命队”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要保障正常的办公用品供给,提供自制队旗、袖章的活动经费;二是承认工作组揪出“湖大三家村”完全是弄虚作假欺骗全校师生员工的行为;三是公开承认“六.二〇O事件”是革命事件,校文革必须公开为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销毁被整师生的全部黑材料;四是交出策划镇压“六.二〇O”革命群众运动的幕后黑手,要求工作组组长曹金祥回来向全校师生做检讨。

  对于造反派的四条要求,校文革当然不会答应。因为答应这四点要求,等于否定了校文革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也与它们“坚决维护省委正确领导”、“誓死保卫湖北省委”的宗旨相冲突。但在大势所趋之下,校文革虽然不承认对立派是“革命群众组织”,但也不敢再公开把对立面打成“反革命组织”了。对于少数派提出的供应办公用品如笔墨纸张油印机浆糊的要求,校文革也无法拒绝。过了一段时间,我校造反派正式更命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重新印发了袖章,制作了队旗,与校红卫兵从“革命”内容到标志形式都划清了界线。开始,我们队把在北京收集到的批判谭立夫讲话的传单抄成大字报,狠批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创作的一首《鬼见愁》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口号)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我们这批大字报的内容,在我们这所高干子弟少的大学,很受欢迎,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师们及“黑五类子女”同学也大有好感。另外,大量传抄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中央首长为“右派学生”平反的讲话,制造舆论,唤醒人心,扫除为“六.二〇O事件”翻案的障碍。在造反派队伍有了新袖章新队旗后,影响更是迅速扩大,五个系九个专业不少班出现了一些班内的小造反派组织,这些新组织都加入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2.2、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这个时期,我写出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致马兴林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读过前文的读者一定不难明白,我校“六.二〇O事件”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驻校工作组和湖北省委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十分粗暴,马兴林同学虽有党员身份,但无疑是工作组镇压“六.二〇O”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典型受害者。在造反派提出坚决为“六.二〇O事件”平反、为被迫害师生恢复名誉的要求后,得到不少处于观望状态的官方红卫兵的支持,参加造反派的同学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些家庭成分差的同学。但相对于其他系来说,政治系这个受迫害师生最多的“重灾区”,可能因被整怕了的缘故,却没有出现应有的局面。我还听说有人做了马兴林同学的工作,动员他起来控诉,他很冷漠。马兴林是全校著名的“右派学生”,他不敢站出来造反,不仅对不起造反派的殷切希望,也对不起他自己,他若公开站出来造反,势必在全校产生重大影响,促进造反派势力的发展。于是,我给对只在六.二〇O那天见过一面的马兴林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我热情赞扬了马兴林等师生代表去省委汇报的勇敢行为,动情地回忆了师生代表们被迫害的悲惨遭遇,表达了我们“八.三一”战士“对他们的深深同情,最后呼吁马兴林同学要有亲自砸烂精神枷锁的勇气,自己解放自己!这封信被抄出来后,署名”八.三一革命队战士:劲松“,张贴在从政治系、财会系、经济系同学到食堂必经之路的一面墙上。大字报贴出来后,立即引起了围观热议,不少同学在空白处用钢笔留言给予好评和支持,也免不了写有”痴心妄想!“”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变天!“的。三天后,马兴林同学带信到”八.三一“队部,约作者”劲松“当晚在南操场交谈。

  当天晚上,我们如约见了面。马兴林读三年级,个子比我稍矮一点,人很朴实。他可能没料到我比他很小几岁,头脑这么单纯,所以我们言谈间都很放松。他既感谢我的关心,又流露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余悸,最后表示一定慎重考虑我的意见。马兴林长期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能主动约我会面就说明他内心在挣扎,在选择,我也不可能要求他当场表态,交谈约一个小时后别过。遗憾的是,自己当时太幼稚,与他又不同系,以后再没有和他联系过了。从政治系一个月以后造反派还是占了上风的结果看,估计马兴林同学最终还是加入了造反派。

  3.3、校文革的反扑

  造反派的发展壮大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端仇视和恐慌。为对付各校刚刚兴旺起来的造反力量,1966年9月12日,全市官办红卫兵 联合成立了” 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后 简称”一司“)。因这个红卫兵三个字前没带任何前缀词,因而被人们贬称为”三字兵“。各大专院校的官方红卫兵则是以”师“为单位,各系称为”团“。

  在这个联合体中,我校漆林同学担任”政委“兼湖北大学红卫兵师的”司令司令“,计统系六三级钱运录同学担任”政委“,由此可见我校红卫兵是”一司“的中坚。我校红卫兵旗号从此改称为 “湖北大学红卫兵师”,各系为单位称作“红卫兵团”。借着“湖北大学红卫兵师”宣布成立之机,校文革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有一头头郑重其事地宣读了中央早已决定的张体学省长升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文件。漆司令司令发表中心讲话,充分肯定了我校及全省前阶段运动的成绩是辉煌的,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中央对湖北省委是高度信任的等等,要求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紧密团结在省委周围,团结在校文革周围。最后他还未忘记给“上当受骗”的少数派指明出路,要求他们悬崖勒马,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否则运动结束后,按“十六条”规定一定要严肃处理!二号头头计统系六三级二号头头钱运祿同学接着也作了激情四射的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大义凛然地说,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中,如果司令员倒下去了,政委会把旗帜接过来,带领全校革命队伍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牛鬼蛇神血战到底!

  会后,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着表演了节目,内容无外怪乎是宣扬我省文化大革命战果辉煌的。其中有首气势磅礴的大合唱,叫《湖北省委好》。这首歌袭用了前几年时髦的《人民公社好》的曲谱,重新填词,每段一唱二唱三唱湖北省委如何正确英明之后,都铿锵有力地高呼:“湖北省委好!湖北省委好,湖北省委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接着又唱道:“湖北-省-委--就是好”!能入选校宣传队的,自然是俊男靓女,嗓音嘹亮,加上这些队员都是骨干“老保”,演唱时全身心投入,确实富有感染力!

  4.4、当“革命”处于低潮之时

  这个大会开过后,造反派队员的情绪明显受到了影响,造反派力量逐步上升的趋势也被遏止了。没多久,财六四的徐清安同学贴出“公开声明”,宣布退出“八.三一革命队”!徐清安原来是我系学生会主席,也是“八.三一革命队”成立时选出来的“勤务员”,在全系享有较高的威信,他这一纸“公开声明”给造反派的打击可想而知!也许受他的影响,没过两天,系门口突然又出现了马铜铃同学退出“八.三一革命队”的“公开声明”。马铜铃是我们同班同学,我们一起赴京串联,一起参加造反派,他这份“公开声明”,不啻给我们形成了更直接的压力,也使我们产生了动摇,不得不思考下一步怎么走。?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痛苦的徘徊彷徨之后,我班还留在造反派的七个同学经过反复商量,决定也退出“八.三一革命队”,但不写“公开声明”,尽量减少对造反派的打击和不利影响。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心事重重地向队部走去,打算和“八.三一”队的领导和战友们告个别,告知一下我们的决定,希望取得他们的谅解。当我们一伙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队部那间教室后,发现“勤务员”谢邦柱、叶天放都不在。在柔和的日光灯下,只有分在材料组的经济系六三级女同学姚群恩正在一丝不苟地整理归类白天收集的各种资料。她见我们进来,微笑着打了个招呼,又轻松地哼着曲子,自顾自地埋头工作中去了。姚群恩是武汉人,身材矮小灵巧,皮肤白晳,眉清目秀,文文静静,平常我们很少打交道。看到姚群恩同学如此专注的情景,我不由大为感动!一个女同学,在狂风恶浪袭来之时,尚且镇定自若,心无旁骛鹜地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和追求,我们还是五尺男儿,怎么这样经不起考验呢?扪心自问门,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无非是对方施加的压力大一点,怎能就轻易举手投降当可耻的逃兵呢?我的同伴们可能也感到此时再托出原计划实在不是时候,略为呆了一会,便讪讪告辞出来。

  走出队部办公室,我说出了我的感受,立即得到大家的共鸣!毕竟,我们是“八.三一革命队”的创始人,对这个组织、对这里的战友怀有深厚的感情。大家共同约定,这件事再也不提了,今后就是打成“反革命”,也认了!

  事后我有时回想,如果那天晚上队领导在办公室,如果那天晚上姚群恩同学主动地问一句“这么晚了你们有什么事”,?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结果!也许,我们说出我们的想法后,会被队友原宥或鄙视,也许,我们回到班上后,会受到对手“迷途知返”“改邪归正”的宽恕和善待,但无论哪种结果,我的良心都会不安!

  5.5、造反派“翻身”的契机

  少数派受压的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机!

  “十一”过了两天,《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这篇文章在肯定“十六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获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整个的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之后,随即指出:“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红旗》杂志社论,那可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啊!读完这篇文章,我耳旁油由然回荡着一句流行语: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

  这篇社论启迪我们,我校工作组在文革初期执行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的校文革仍然在“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于此同时,北京还传来了一份陶铸同志的讲话,大意是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以外,谁都可以怀疑。陶铸现在已是中央第四号人物,担任文革小组顾问、中宣部长,加上以前是湖北省委的老上级,讲话岂能没有权威?不知哪位高人又翻出了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当有人问他的“座右铭”是什么时,他回答是“怀疑一切”!此时北京各大学来我校来我市串联的造反派更多,其他省市的也不少,形形色色的传单、小报、大字报贴满校园,每天到我校看大字报的人员川流不息,造反派的舆论明显占据居了上风。

  在这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造反派信心大增,队伍迅速扩大。就我班来说,到10十月底,马铜铃同学自然去而复返,公开加入或支持造反派的已占到一大半。各系造反派头头经过联合协商,依照毛泽东给北京大学题写“新北大”的模式,组成了全校统一的造反派联合体:“新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制作了统一的袖章代替原来各战斗队自制的袖章,全校造反派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武汉市其他高等院校大致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1966年10月26日,除了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外,其他高校造反派也联合成立 了跨校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武汉二司”。全市造反派喊出了共同的战斗口号:炮轰湖北省委!炮轰王任重!火烧张体学!

  七、校文革被迫组织集体上北京串联后保守派分崩离析

  1.1、全校师生乘专列赴京串联

  这时,一直驯服于校文革的官办红卫兵也不再那么安分了。自从大串联开始后,他们一直规规矩矩地呆在校园内,这时也强烈要求到北京去见毛主席。面对内外压力,校文革在10十月下旬,被迫同意全校师生集体上北京串联。

  在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全校造反派在校大礼堂召开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集会。参加大会的,有已经公开造反的,也有不少还没有造反的师生。会议开始,有个头头先讲话,要求造反派战士们到首都北京后要认真学习取经,抄录收集资料,不要乱来给造反派造成坏影响。后来政治系老师彭勋讲了话。彭勋身材高挑佻,五官周正,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在讲话中回顾了自己怎样从一个旧社会苦孩子到成为人民教师、共产党员入党的过程,剖析了他怎样克服“怕”字、公开站出来的心路历程。只记得他说,我今年32岁,原来顾忌是教师身份,又是共产党员,明知真理在哪一边也不敢行动。现在想想也就只比在座的同学大了上十岁,革命造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的,我为什么还要怕这怕那呢?今天,我公开表个态,跟着小将们一起干!彭勋的讲话抑扬顿挫掌握得的准,面部表情与手势配合恰到好处,极富感染力,对尚在观望之中的师生尤其是老师们来说,简直起到了“典型引路”的作用。会议时间虽短,效果极佳。彭勋的确有演讲天赋,日后不仅成了我校造反派的灵魂人物,也成了全市“新派”发言人,有人善意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彭油嘴!

  一个大学的师生整体上北京串联,可能在全市乃至全国也算唯此一家。这一是反映了校文革心虚之至,害怕对学校运动失去控制,二也证明了湖北大学校文革在省委心目中的特殊分量。在当时交通秩序极其混乱、火车早已人满为患的状态下,没有省委关照,火车站岂会为一所学校安排一列赴京专车?无论怎么说,这是校文革成立后,做的最得全校人心的一件事。我们那天是下午出发的,从一大早到临走集合出发那一刻,校广播台翻反来复去地只播放一首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有趣的现象,表明校文革面对不可抗拒的运动潮流,已是力不从心黔驴技穷了!

  2.2、火车上两派大战“语录战”

  包乘专列就是舒服!每个人都有座位不说,走道也不再拥挤,与头次上北京时连行李架、厕所也挤满了人相比,真是天上地下。在车厢内,观点相同的师生自然而然地坐在一起,两军对垒,阵线分明。一路上,两派为了证明自己革命,自己有理,时不时地打起了“语录战”。

  那时,红塑料皮烫金字的“毛主席语录本”就像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一样,人人都会随身携带。一方指挥者站起来大声说道:“请大家打开语录本第几页第几段,一、二”!底下“大家”立即齐声朗读:“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另一方领头人见状,马上回应::“请造反派战友们打开红宝书第几页第几段,一、二!底下”造反派战友们“则更精神地背诵:“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一方马上又响起:“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另一方随即回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一方见占不到便宜,马上来一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另一方则应对:“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

  如此你来我往,反复无数个回合,直到最后喊累了,挑起的一方见捡不到任何便宜,才主动休战。而应战的一方本来还处于战备状态,见对方迟迟没有新攻势,方才收起语录本。这时,主动挑战的一方往往会发出一阵讪笑声,表达的意思是,让你们白去备战吧,我们早就休息了。被动的一方见对方已是收兵回营,则回应获胜后的大笑声。如此,车厢又恢复常态。

  这样的旅行情节说给后人听,他们一定会大惑不解。对立的双方不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吗?不都是毛的好学生吗?论战的武器不都是出自一个人的手艺吗?为何见了面像乌眼鸡似的,非要争个你输我赢,斗得你死我活?让本应无仇无恨的同校师生在火车上也不能安静?

  这个问题,我当时未作他想,只是感到有趣好笑!而现在是想不通,为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全部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功能,只能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一个人的话语而悲哀!

  有人对此倒有一番解释:“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兴许,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以至于时隔半个世纪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王伟光这个研究社会科学的“理论权威”还念念不忘祭起“阶级斗争”破旗,号召资财上千万上亿万的腐败分子权贵阶层这类“无产阶级”,对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底层民众,实行铁一般的“无产阶级专政”!充分证明这个“思想”该是多么影响深远威力无比啊!

  3.3、见证“小节无害论”与参加接见

  进京后,全校师生住在一所军事院校。这所学校也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贴满了揭露邱会作生活荒淫腐化及前阶段整老师整学生的大字报。当时我还不知道邱会作是什么职务。后来当然清楚了,林副主席专门因他发表了一通“要看大节”的“小节无害论”后,他很快被“解放”出来。在五年后林彪“九一三9.13”叛逃后,他作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又被“打倒”,文革结束后被正式判刑十多年。假如林彪不当时发话“解放”他,他也不会因林彪倒台而受牵连,文革结束后,还不是一样当受文革造反派“迫害”过的“革命领导干部”?人的命运,真是捉摸不定!从邱会作的命运浮沉中,不知那些美化毛泽东搞文革是为了“反腐败”的辩词,有什么事实依据!

  也就在这次串联中,我收到一张油印传单,上面只登了 一篇“北京社会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一篇文章《出身血统论》。文章以大量事实控诉了血统论对青年的毒害,揭露了人与人从一生下来就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我的家庭出身虽然好,但长期批判“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革命舆论,总使我觉得心里不踏实,生怕哪一天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再加上从小学到大学,目睹许多品学兼优的同学只因家庭成分坏而失去读书的机会,有些出身优越的同学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却总爱拿大帽子压人,使我与文章观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那时,我尚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遇罗克,更不会预料到遇罗克会为这篇文章在19687年被我专政机关逮捕、在1970年3月5日被枪杀!3月5日,那可是向一贯做“好人好事”的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啊!我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以用一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一个年仅27岁的思想先驱的实际行动,落实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不知这是巧合,还是必然?是讽刺,还是专门挑选这个日子去破解一个神奇的密码?有些人至今还在宣扬文革有什么“大民主”,不知他们对文革有几分了解!

  11月3日,是红太阳接见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师生早已兴奋地坐在主席检阅车要经过的大道两侧,激动地唱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岁,毛主席!”及著名音乐家李劫夫发明创作的“语录歌”。也有人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这首歌的,估计是受伤的少数派。“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更是此起彼伏。顺便记一笔的是,那个一辈子歌颂毛泽东思想、发明“语录歌”的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没料到在1972年竟死在官方为他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他与“毛泽东思想”真是结下了生死缘啊!(详祥见拙作“我最熟悉的两首红歌”)

  我们坐在长安街上,在等待幸福的时刻降临之前,我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抓紧演开了节目。那首唱响红武汉三镇、气势磅礴的《湖北省委好》他们知自趣地免了,但别的节目自夸自赞的基调是变不了的。有一个“十唱十六条”的女声表演唱,当她们演到“三唱十六条,十六条订得的好,文化革命委员会,一轮红日当空照”时,下面的造反派马上齐唱:“湖北-省-委--就是好”!这一作弄,她们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了。当男女演员们共同演出“带着喜讯上北京”这个歌舞节目时,造反派们从演出开头就哄唱 “一唱呀,湖北省委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惹得大街对侧的外地师生也大笑起来。

  终于,载着伟人们的检阅车缓缓驶过来了。伟大统帅自然坐在头辆车上,他时而向左边招手,时而向右边招手,时而颔首露出满意的微笑。无论他采用哪种姿势式,“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都会山呼海啸般响起来。这次来北京,看到不少校园内已经出现了点刘少奇邓小平名的大标语大字报,也公开了毛的那张“炮打司令部”,还看到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揭发其父亲反对毛主席罪行的油印小报,因而对刘少奇这回是否还会出来接见心存悬念。像刘涛一样与“反动”父母划清界线的文章很有几篇,考虑到形势所逼,我能同情或谅解。但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后来还百般为加害人辩护,这就缺乏人伦了!这里暂不细说。当我接着看见刘少奇邓小平出现在后面的检阅车上时,心里还有几许欣慰。

  4.4、造反派胜利与保守派瓦解

  这次来北京的本身,就说明校文革已难应对内外压力。回校后,造反派不失时机地在校大礼堂召开了一次“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动员大会”。 “六.二〇O事件”中被打成“右派坏头头”的代表之一-政治系张维荣老师上台控诉了他被打成“反革命”后的一系列磨难。他讲到伤心处,失声痛哭,激起了与会人员的普遍同情和义愤。动员会开过后,全校立刻掀起了批判湖北“黑省委”的高潮。

  在造反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保到底有错,反戈一击有功”的宣传攻势下,新成立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几乎每天都有新的 “造反公告”或“建队声明”张贴出来。连保守派的骨干力量校广播台和校宣传队的成员也陆续贴出了或单人或联名的“造反声明”,戴上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章。终于有一天,我系一部分同学拥入系文革委员会,抢了运动初期工作组整的“黑材料”并当场烧毁。经此一击,系文革委名存实亡。那一天我在宿舍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很高兴,但并未参与行动。因为我自信没有什么把柄会被他们整成“黑材料”,用不着凑那份热闹。

  在大专院校、中学造反派逐渐壮大起来的同时,各工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成立。1966年11月中旬,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成立(简称“工人总部”或“工总”) 成立。另一个工人组织“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或“工造”)也接着在12月上旬成立。为应对造反工人,工厂中的保守派也联合起来,在武汉体育馆成立了“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总会”( 简称“职工联合会”、“联合会”)。由于此时造反派已形成主流,“职联合会”在社会上影响并不大。此时的“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处于风雨飘摇状态,不少成员见大势不妙,又不甘心屈就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拉出来另立了一个新山头,叫“武汉三司”,其主打口号是:“思想兵打我,我打刘邓”,保省委的宗旨依然不变。我校法律系几个人还贴出过成立“武汉四司”的公告,公告贴出后没有任何反响,以至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出现过这样一个只贴过一张“成立公告”的组织。

  随着工作组整的“黑材料”被抢,、系一级的文革委员会实际上全部瘫痪,12月的一天晚饭后,我校造反派在广播台内部人员配合下,一举夺了校广播台的控制权,广播台由“湖北大学广播台”更名为“新湖大革命造反广播台”。当气势昂扬的喇叭声传来“新湖大革命造反广播台,现在开始首次播音”的喜讯后,我系各宿舍发出一阵阵欢呼声!不一会,各战斗队自发地搞了一次环绕校园的庆祝游行!不久后,广播台又播出一条大快人心的喜讯,经各系造反派组织充分协商,全校成立了“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简称“临委会”)!这是一个新的领导全校运动的权力机构。“临委会”主要成员有计统系六三级学生党员龙铭鑫,、“八.三一革命队”原“勤务员”谢邦柱,、政治系教师张维荣、彭勋,、政治系(?)学生柴玉本,、经济系学生梅子惠,、计统系学生黄牛,、法律系学生何一华等人。龙铭鑫任主任,谢邦柱、张维荣等任副主任,彭勋是个常委。原“八.三一革命队”“勤务员”叶天放同学成了我系临委会一把手。

  在校、系两级临时权力机构建立之后,原来跨系跨班的组织已无存在必要,校临委会要求各班都以班为单位成立新组织。那时造反派组织大都以毛主席诗词或语录中的热门词汇为名称,什么“驱虎豹造反大队”“长征兵团”“花枝俏战斗队”等等。我们班几个骨干在商量起个什么队名时,大家七嘴八舌,有叫“造反有理”的,有叫“斗熊罴”的,有叫“风雷激”的,五花八门,难以统一。我发言说,我们班保守派与造反派观点虽然不同,但没有发生过直接冲突,大家今后还是要在一起相处,何必起火药味那么浓的名称刺激人?我看就叫“同心干战斗队”吧!“同心干”亦是典出毛泽东“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词句。我这一说,得到大家赞同。接着又商量推荐几个头头候选人,结果推出了首批造反、活动能力强的万学华、刘邦华同学及女生代表朱芝华同学。我又提议加上后来加入造反派的陈兴旺、许科甲同学,理由是他们虽然加入造反派晚一点,但群众基础好,组织能力强,便于团结全班同学。我的建议也被大家接受。在推选过程中,自然也有人提到我,我以我头脑简单不是当官的料为由谢绝了,表示只配当个骨干“喽啰”。此时,我班游离在造反派之外的只有七、八个人。,在全班大会上,上述方案得到一致通过。

  在这个阶段,武汉一司的红卫兵无法公开保省委了,在市内大街上 已难觅行踪,少数顽固者潜入省城周围县市活动去了。

  5.5、我参加批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心路历程

  进入12月份后,全市造反派提出了更为激进的口号:打倒王任重!火烧张体学!把前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性质升级了!各大造反派组织共同派人组成专班北上北京、南下广州去揪王任重,向中央文革汇报这个“强烈要求”。据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打倒王任重!火烧张体学!”的提法很赞赏,认为武汉造反派斗争讲策略,有水平!消息传来,难免更鼓舞士气。年底,不知“专揪队”在哪里找到了王任重,要开他的批斗会!

  1967元月1日,在失序的武汉,处于运动高潮中的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是个节日。全市造反派早早行动,打着校旗、队旗,喊着口号,有条件的还开着毛泽东思想宣传车,从四面八方拥向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了对全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黑干将”王任重的批斗大会。我们学校自然安排在会场前面。

  这当儿,我说不清对王任重是爱还是恨。为什么呢?因为我记性好!我记得我是在读小学六年级或是在初一上时,在县城十字街头,看到了这样一幅标语:“山清青水秀,花花世界,丰衣足食,人面桃花”。这幅标语语言美,意境美,与常见的标语口号“要斗争”啊“而努力”呀大不相同,与我潜意识中的社会理念十分契合。当时我还怕这是一条有问题的标语被人追查,故而印象格外深刻。在文革中,有人揭发出来,这个口号原来是湖北省委1958年某次会上制订的建设规划的用语,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修正主义,是王任重的一条罪状。为此我不禁为王任重抱屈,认为王任重内心想法其实与我并没有本质区别。

  再一条,大跃进初期我省麻城县等地虽然也早早地放过卫星,《湖北日报》还刊登过“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这样的新闻,王任重也“左”,但在最困难的时候,邻省四川饿死了很多人,我县靠近四川,有不少四川姑娘可以为了50斤全国通用粮票的作聘礼嫁过来。湖北人虽然也饿肚子,我们户口是“市民”的中学生毕竟还有30斤口粮供应,全省饿死的人比四川少多了。由此我感到把王任重与四川的李井泉相比,还是好多了。除了省委派工作组不对外,我没有更多的理由要打倒他。还有一个原因是,听说王任重是个“党内秀才”,文章写得的好,《湖北日报》上许多署名“龚同文”的文章就出自于他的手。这样三想四不想,我就离开队伍,一个人从后面挤上主席台,想近距离看看王任重究竟是什么模样。

  由于我戴着的“新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旁人还以为我也是台上工作人员,就没有人干涉我。我站在上主席台的路口,不一会,王任重被两个大汉押了上来。他穿着一件黄棉大衣,当我和他面对时,看他被押成喷气式,腰被迫弓着,头部倔强地上仰着,比我矮不了多少,蜡黄的脸上有几粒小雀斑。我从他眼神中看到了屈辱和惶惑,而他似乎也从我的目光中读出了不同于一般仇视目光的同情和怜悯,与我足足对视了5秒钟。就是这短短的5秒钟对视,使我转了念头。当他又被推搡着往台前走去挨斗时,我怏怏地下了主席台,索性离开会场,一个人到附近的中山公园溜达去了。

  这是继全校批斗“右派”师生、全系批判徐时澍大会之后,我参加的第三次大型批斗会。

  事过之后,我从小报上得知,在这个会上,有十10多人上台发言控诉批判。王任重的主要罪名是,在前阶段运动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湖北的代言人,在党内结帮拉派,搞独立王国,把许多党的好干部和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实行了白色恐怖,还制造了我省文革中第一例被枪毙的冤案。看过报道,我一方面想到运动初期,《湖北日报》确实发表过不少批判程云、陈一新、曾惇淳、马识途这些文化名人或分管文学艺术领导干部的文章及批判武大湖大“三家村”的文章,鼓吹过“灭资兴无”“破旧立新”,造成了社会混乱,省委工作组在其他大学肯定也揪斗过校领导也抓了不少“右派”师生;另一方面我又想,他当时若不这样搞,拿什么向上面交差?在中央从上而下的统一指挥下,他能搞什么“王氏独立王国”?这样一思考,我又陷入了茫然,觉得很多问题从官方保守派到革命造反派那里,都找不到完美的答案。当然,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种朦胧的想法叫做独立思考,只是从王任重的无助无奈的眼神中,感到革命具有残酷的一面。尽管好不容易迎来了造反派胜利已定的大局,也难以再激起我“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壮志豪情,决心离开这火热的“战场”,回老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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