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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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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三)​

作者:诚言

来源:来函照登

来源日期:2016年04月05日

本站发布:2016年04月06日

点击率:2620次


【作者简介:1965年入读湖北大学(现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970年7月毕业。在工厂当过会计。1978年后从事金融工作,2007年10月,退休,从2011年起上网,一直用笔名“诚言”发表文章。】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一)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二)


  八、在老家串联的日子里

  1.1、一顿沉重的晚饭

  我之所以选择此时离开,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武汉造反派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不再存在需要我革命的对象,我也没有从这个胜利中"捞油水"的动机;二是自从考上大学后,由于家庭贫困,回家远路费贵,时过一年半了没回去过一趟,十分想念父母;三是从两个老师的来信中早已知道母校县一中也揪出过"三家村",不知道这些被冤的师长及被打成"右派"的师弟们平反了没有。经过联系,在我校、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医学院、武汉地质专科学校等院校读书的一共二十多个从母校毕业的老校友,组成了一个"武汉地区大专院校挺进鄂西北红色造反团",坐火车转汽车,回老家"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去了。

  此时的家乡县城,可谓满目疮痍。原先县城完好的城墙在运动初期"破四旧"时被尽数拆毁,几条小街像被人扒光了衣服的瘦孩子,裸露在萧瑟的寒风中。全县最高的两座建筑物天主教教堂和福音堂也被拆掉,原来的私人小货摊全部消失,不少国营、集体工商企业经常停产和关门。只有花花绿绿的标语新贴在铺面上或摇曳在寒风中,告诉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的洗礼。县接待人员安排我们住在尚未完工的一个招待所里,吃饭要去半里开外专门为串联师生办的食堂。

  头几天,我们自然各自回家看望父母家人。家住在县城的,每天都能抽时间回去。家在乡下的同学回去两三天后,也就返回了。正式工作开始后,我们推举我校法律系六四级的李兴树同学和先期来的北京大学学生雷音为负责人,设立了接待组、材料组、对外联络组,马上在大街上刷了几条"炮轰""打倒""彻底批判""进行到底"的大标语,小小县城一下子轰动起来了!

  这当儿,我要讲一件与我们串联公干似乎没有关系的小事。

  与我们一同回来串联的有个华工六四级的冯家彬同学。他有个姐姐在武汉银行系统工作,他原来在武汉读中学,到高二下时,因他户籍在老家,不能在武汉参加高考,只得转回到老家中学读高三。以前他学的是英语,我们学校只学俄语,他硬是用一年的时间把俄语补上来。在1963年的校"五四"晚会上,他曾用俄语演唱了"国际歌",充沛激越的男高音人人叫好。而当年高考作文题正是应合反对苏修的《当我唱起"国际歌"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偏僻闭塞的大山区,兴许很多同学连"国歌"与"国际歌"也分不清哩!当年他考上华中工学院,上大学不到一个月,却又被学校除名。什么原因呢?原来冯家彬家庭成分是"工商业",说直白一点,即资本家。他家在解放前开过药房,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山区县,矮子里面拔将军,解放后就划成资本家了。那一年我县考上大学的只有4人,冯家彬考上的又是一类大学,那还了得?在讲阶级、重成分的年代,"资本家的娃子能读大学,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弟却没资格"的告状信、抗议书寄到上级部门,所以学校才将他除名。后来,他的姐姐及在北京工作的哥哥找上级反映、要求,华中工学院于次年才将他重新召回,由上年读的无线电专业转到铸造专业。他读高三时,我读高一,都担任班文娱委员,经常打交道。在高考复习时,他又借用我的物理课力学部分的作业本,相互更为熟悉。我上大学后,他每次到住在武昌解放路的姐姐家去时,必定到我那里玩,所以他与我的关系比与别人更亲密。

  有一天天黑定后,他约我一起到他家里去。我说,你一个人回家吧,我去了会多给你爹妈找麻烦!他说,你给我做个伴。这时我们已经回来六、七天了,他竟然一次也没有回过家!我们这批回来的同学,谁没有急切切地先回家看望父母?冯家彬的家就住在县城东街,然而他却头一次回家,还只能晚上偷偷摸摸地回去。这种做法,非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过来之人,根本不可能理解。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们两人都默默无言。当我们悄然推开他家门时,冯父一下子愣住了!我叫了声"冯伯",冯伯还怔怔地看着儿子。冯妈听到动静,马上把昏黄的煤油灯举了过来,待看清楚是儿子时,撩起衣襟,拭着浑浊混沌的眼泪。只到这时,冯伯才低声说,"早就听说你们回来了,早就听说了……"冯家彬似要安慰父母,硬是挤出一丝苦笑,回应了一句,"还早就听说!"想到我回家的头一天,虽说在山区工作的父亲因县供销社闹革命没法办退休手续,家中生活陷入困顿,但父母见我回家后笑声是爽朗的,说话的语调是自然的,邻居们也高兴地围了一屋问长问短。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禁想哭!冯妈佝侷偻着身子,转身把煤油灯放在小桌上,招呼我们坐下。在他们一家交谈的当儿,我打量了一下房间,顶多有15平米,除了一张床一张小桌外,还支了一座小灶。冯伯问我们吃过晚饭没有,我俩回答吃过了。冯妈说,"要吃,要吃,我们也还没吃,快得的很!"我理解一个慈母的心肠,不再推辞。冯母起身,不一会饭菜就端上来了。主食是肉包子,看来冯妈早作了准备,随时等候儿子归来。吃饭夹菜时,冯伯手直打颤,估计是老年病。他一再要帮我碗里夹菜,我连忙主动地去夹,免得他费力。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陪我们吃的这一顿悲喜交加气氛压抑的晚餐,我终身难忘!

  谁知第二天,街上出现了两条落款"1·.6战斗队"的标语:"不许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组织还乡团!""警惕昼伏夜出的大老鼠破坏我县文化大革命!"矛头显然对准冯家彬和我们"红色造反团"。这两条恶毒的标语在我们内部引起了不同反响。有天晚上,地区财校的毛文玉、我校同系的杨新华两位女生与我和冯家彬四人在一起议论这件事。毛文玉怕冯家彬受欺负,担心地说:"这咋办呢?"杨新华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冯家彬,用商量的口气说:"你就先回去吧?"冯家彬急得满脸通彤红,委屈地说:"别人这样说,你们也……"我不待他说下去,接口就说:"怕什么怕?不走!以后跟着集体行动,看哪个敢惹你!"由于我坚持,再加上冯家彬也不愿走,这件事就算了了。事后我们了解到,这个"1·.6战斗队"是地区卫校回来串联的学生组成的,其负责人是一位姓何的女同学。更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杨新华竟成了何姓女生的嫂嫂!毛泽东后来把"走资派"打倒后,又说什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早知如此,当初何必一手挑起群众互斗? (图5、4、2、3)

  2.2、底层群众对文革的理解和期盼

  回来后我亲自接待过这样几拨人。县一中的两个女初中生(原来我就认识,是一中文艺骨干)说,工作组为了整音乐老师,硬是要逼迫她俩承认被这个老师"玩弄"过;离县城30里远的二中(该校只设初中部)来了三个学生,诉说无辜被打成"小集团";陆续来了不少县城的乡下的小学教师,反映六、七月份县里把全县老师集中起来搞运动,怎样逼迫人人过关,怎样动员互相揭发,怎样抓"小邓拓""小吴晗",为此不少老师患上精神病,一天半夜里发生集体"惊乍"夺门往外逃跑。也有机关、工厂、街道居民甚至农民找来诉说各式各样的冤情。这些事情有的发生在文革,还有不少发生在以往,如划错成分的,五七57年没划右派却被单位开除的,"四清"运动中被屈打为"四不清"干部的,当了多年老师没给转正的,城镇居民不该赶下乡的,反映领导人腐化问题被打击报复的,等等。在来访者心目中,我们大学生组成的"红色造反团",不亚于现在的中央纪委巡视组!

  根据他们的反映看,县委在前个阶段,确实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我们鼓励他们,回到本单位建立组织,向领导要求平反,销毁黑材料。对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既难以弄清原来的情况,又不懂现在的政策,只是感到以前种种"运动",伤害的人实在太多了,文革一来,他们"造反"实际上是对解放后受官僚主义压迫和"左"的运动造成的伤害强烈不满,希望通过"文革"来纠错。对这部分"访民",我们只有空洞地安慰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以后,上级一定会解决他们的冤屈。通过接待,我认识到社会问题远不是打几个"三家村"、抓一批"右派"那么简单,参加造反派的人群对文化大革命的企盼也远不只是解决文革中积累的矛盾。如果时至今日还有人硬要宣称文革的爆发有什么"正当性""合理性"的话,只能说他们仍与我们当初接待的来访者一样对文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与文革发动者的动机可谓牛头不对马嘴!当时感到高兴的是,不久后,我们工作大见成效,一中的学生组织"造反大队"迅速发展,保守派学生组织没再公开保县委了。

  县一中是我们一行的共同母校,自然是我们联系的重点单位。我记得头一次进一中,在校园内碰到张良漠老师,我很自然地叫了声"张老师!"谁知他眼圈一红,动情地说:"已经有半年没听到有人喊我老师了!"我读高二时,他教高三语文兼班主任,年龄三十左右,原来并没有听说一中"三家村"里有他,他是什么问题?正想着,他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擦眼睛,默默地走了。事后听说,运动中,抄查出了他的"黑日记",他也成了"牛鬼蛇神"。

  经过我们煽风点火,一中的老师终于动起来了。有一天,我参加了他们开的一个会。会议有近20个老师参加,别的老师讲了些什么我忘记了,唯有宋学贤老师讲的一句话因太富有诗意,印在我脑海里。他用标准的普通话说:"看来,形势逼得我们不得不向左转!"宋老师也就只比我大八、九岁,身高有1.80米。我在读高二时,一中演出话剧《年青的一代》,他扮演男主角肖继业,我们在后台伴唱《地质队员之歌》。所以,他虽然教初中语文,我也很熟悉。宋老师的诗写得好,当年他写的《教师之歌》发表在庆国庆墙报上,开头一段"迎着八月桂花阵阵飘香,又一批新生走进课堂,看着那一张张稚气的脸啊,引起了我的多少遐想",及结尾句"如果生命再次属于我,我仍将耕耘在教师岗位上",我至今仍能背诵。宋老师这句"形势逼得我们不得不向左转",对前段运动多有痛感的老师们很有影响力。没几天,教育界的"毛泽东思想红教工"成立了。一中教师这支造反派的骨干队伍,另一位语文老师罗国权起名叫"澄宇大队",意即"玉宇澄清万里埃"!

  3.3、批判"资反路线"大会

  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一中师生在县大会堂开了一个有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们"红色造反团"自然是大会筹备者之一。县一中党支部书记王治海在台上接受被迫害师生的批判,回答他们的质问,最后还做了检讨。我记得宋老师发了言,他质问王书记:"我父亲明明是在牢中因病死亡的,你为什么要歪曲成是自杀死亡的?"宋老师的父亲叫宋华斋,我读小学时曾亲眼看见这个"大资本家"被划成右派后戴过高帽子从我家门口游过街,在批斗时遭受过毒打,没想到后来还被关入监狱并在牢中瘐死命。人死后还被歪曲为"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宋老师当然有气!对这个质问,王书记好像没有回答清楚。王书记的弟弟王治超在我读高二时从老家安徽转学到我县一中(他父母故去,投奔哥哥),与我同过一年学,未读完高中参军了。他的作文写得好,我很佩服,我俩多有切磋。因这层关系,那次大会我很低调地坐在下面。

  其实,宋老师和王书记都是好人。在八十年代初,我在县人民银行当副行长时,宋老师当过一中副校长,后又提升为县政协副主席,王书记当县文办主任。宋老师在一次到武汉为县里忙"招商引资"时,不幸因急病逝世,终年49岁。1987年春节,王治海专门带着回家探亲的弟弟王治超到我家来玩,与王治超阔别二十多年后重聚,我当然惊喜,没想到王书记的一番话更叫我吃惊!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彭呀,你们高考政审时,不知哪个检举你说过'要是考不上大学就吊死在县政府门口',在会上他们硬是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坚持说你学习好,无非想上大学呗!我若不顶着,政审这一关就把你刷下来了!"!那个年代的确兴打小报告,也兴上纲上线,我的确想上大学,也的确平时说话不注意。我说没说过这句话我不记得,也没有人找我核实过,但县领导认为你说了你就没得跑!听王书记话当年,我当然很感激,也不由得想到那次批判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幸亏我不喜欢抛头露面,若是在台上晃来晃去,怎么对得起他?又怎么会有今日与他兄弟二人共度渡春节的欢乐?同时我又想,当年要不是有人无故生端地搞什么"史无前例",本来对学生爱护有加的学校领导,会去"迫害"自己的教学骨干和弟子吗?

  有一天,应在县曲剧团搞编剧的老同学孙希清之邀,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去他们单位开了个会。我是从小看县曲剧团的戏长大的,其骨干演员基本上是河南艺人。在五、六十年代,他们为丰富全县人民的文化生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团之初,他们演连本《"封神榜》",男旦赵书才饰苏妲己。李忠堂、赵元凤夫妇加盟后,李忠堂任团长,夫妻俩成为剧团台柱。不久后付荣华和穆启贵、李其珍夫妇又先后到来,本土演员吴业敬、翟云仙、尹世和、周老二等演技日臻成熟,使县剧团进入空前绝后的全盛时期。他们不仅演传统戏,也紧跟形势演《"三世仇》"《"刘介梅》"《"夺印》《""洪湖赤卫队》《""朝阳沟》"等现代戏。像李忠堂、赵元凤饰演的薛丁山、樊梨花,付荣华饰演的韩英和《"张羽煮海》"中的公主,翟云仙、尹世和的《"刘海砍樵》",李其珍两口子俩主演的《"秦香莲》"等等,我时常在上晚自习时也偷偷去看。在大破"旧文化"的运动初期,县剧团不得不把价值上万元的戏服道具焚之一炬,主要演员被批判凌辱,指责他们尽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怎会不对这些演员造成戕害?此时他们打算"造反",实在太合情理了! 

  在这次串联中,县剧团为欢迎我们,演了两场"样板戏"。在《"沙家浜》"中,付荣华饰阿庆嫂,李忠堂饰郭建光,穆启贵饰刁德一。在《"红灯记》"中,吴业敬饰李玉和,翟云仙饰李铁梅,李其珍饰李奶奶,付荣华饰卖粥大嫂。与我在其他地方看的"样板戏"相比,除了灯光、服装、伴唱差一点(伴唱差是因为演员人数少),主要演员表现毫不逊色!

  可惜,对我来说,这两场演出,竟成了绝唱!待"七.二〇O事件"发生后我们再次回来串联时,县曲剧团已被解散,河南演员遣返老家。成立不久的县文工团也为我们搞了一次专场欢迎演出,节目有蹦蹦跳跳的"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有反映形势大好的"对口词"等等。两相对比,不免令人生发"黄钟铜毁弃,瓦釜雷鸣"之叹!在七十年代末落实政策时,县里并没有对已遣散回家的主要演员李忠堂夫妇、付荣华、赵书才、周文学等人落实政策,以致这批老艺人晚年生计艰难。后来,主流话语总是把破坏戏剧事业迫害艺人的恶行,上归咎于"四人帮",下强加于"造反派",完全掩盖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各级党政领导应负的责任,实在不符合历史的真相!

  众所周知,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在1959年就划为"右派",尚小云、李长春等京剧名家在1949年后就无法正常演出,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自杀于运动初期,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风英自杀于1968年清队,人死后军代表还要开膛破肚查"发报机"。京剧赵燕侠、汉剧陈伯华、豫剧尚香玉、越调申凤梅、越剧袁雪芬、评剧新风霞与李再雯、电影赵丹等一大批著名戏剧艺术家在1966年5、6月份就被打成"反动权威""戏霸",赶下舞台,接受批斗。著名电影演员谢芳10十月份加入造反派时,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造反声明"的标题就是:《破鞋也要闹革命》!那时,尚未出生的"文革造反派"怎么可能整他们?

  从我县曲剧团初始被解散到后来落实政策不到位,在我县官修史志中,被遮盖得严严实实,上述演员的名字一个也不曾提到!我之所以在这里赘述过往,除了澄清一点历史真相外,也想向这些不知散落在何方是生是死的县剧团的老演员们,表达我心中的一丝敬意和怀念。凡是对人民做过好事的,权势者可以视为草芥或灰尘,有良知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我们在县里串联时,还派了三个同学到离县城八十里路远的县三中去调查一件什么事。他们去后没两天,打回电话说他们受到当地保守组织围攻,人被打伤了。于是,"红色造反团"除留下几个女同学外,紧急到县车站要了一部卡车去解围。在当地呆了一天,还没理出个头绪,县城留守人员又打来紧急电话,说是团部被保守组织的人冲击了。闻讯后我们连夜步行往回赶。天刚刚亮到了住所,正遇到这伙人在抢我们的办公用品和行李包,两三个留守人员在奋力争夺。见我们主力部队赶了回来,他们方一哄而散。隔了两天,有人指认出两个带头的,其中一个竟是比我低两届的一中女校友,在学校读书时还十分熟悉。在县车站一间办公室审问她们时,我也在场,她一定也认出了我,头始终低着。因她们就是不说话,我们损失也不大,就放他们走了。时隔12年,我调回老家工作时,与她竟成了邻居,关系良好如初,相互间谁也不提这回事,就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

  将近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造反团"因怕被"砸"已搬到一中住了。带我们物理课的王忠彩老师结婚,我们接到邀请时,天已黑定,店铺早已关门。那时的婚礼十分简单,既与破除"四旧"之一的"旧风俗"有关,也与物质贫乏有关。按老家习惯,哪有空手去恭贺别人婚礼的呢?见我们犯难,一直带我们语文课的老班主任张嗣震老师说,我这儿有套新《毛泽东选集》!当年送毛著当礼品,不仅不算小气,还十分新潮!岂不见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救灾物资质中不还有"送去了毛泽东思想"一说吗?于是我们撕了二指宽的一条红纸,从中间把四本毛著一扎,十分尊重地当着贺礼送给了王老师夫妇。婚礼在一间办公室进行,中间支了一张大桌子,上面摆了一、二十盘花生、瓜子、柿饼、枣子、核桃、板栗及糕点糖果。无需礼仪公司,无需证婚人主婚人,无需三拜,师生三、四十人围成一圈,有说有笑倒也热闹。这样"革命化"的婚礼说给今人听,他们一定难以置信!

  4.4、造反派夺了县广播站

  这次串联,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自从全国进入批判资反路线高潮及大夺权后,县广播站就取消了本地新闻节目,只转播中央电台和湖北电台节目。在1967年元月中旬湖北广播电台被造反派夺权后,当地群众组织也齐聚县广播站要夺权,并传信到我们那里。我们约有三四个人去了,这时天色已黑,外面乱哄哄的。别的组织的人我们不熟悉,赶紧找到县一中"红教工"的罗国权老师商量,决定只留下几个代表与站方谈判,以免人多失控,毁坏了机器设备,问题就严重了。来的群众倒也听话,马上撤了。"红色造反团"负责人李兴树和罗老师代表造反派与县广播站陈站长谈判,最后达成了协议。罗老师、华中师范学院王兴和与我共同留下来,参与组稿、编辑、播音工作。当时广播站只有女播音员戢太云同志一人,年近30,我们加入后,男女共同播音,广播站名称自然改为"新房县革命造反广播站"。开始罗老师担任男播音员,后来他要回去创办《山城烈火报》,我就充当男播音。广播条件很差,不能预先录音,只能直播,手摇唱机。戢太云同志态度不冷不热,但也教给我怎样读准普通话,怎样开关播音设备,直到我们离开,没有公开发生过龃龉。

  1978年,我从南昌调回老家工作,老婆恰好分到广播局,家也设在广播局,与戢太云同志家住隔壁。头次见面,她嘿嘿一笑,"呀,是小彭啊!"!语有"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则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没有半点隔阂。以后她给我说,那回见到那么多人围来,生怕有坏人捣乱,若不是你们赶来,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大事呢!第二年,我老婆和她一起奉单位安排到乡下干校帮忙割麦子,乘车时两人紧挨着站。谁知路上卡车一歪,她腹部被车梆子一顶,痛疼痛难忍。我老婆也碰伤了腿,马上喊停车子,护送她往县医院抢救,不幸来不及急了。戢同志临走时才42岁 。

  在当年"七.二〇0"事件后,我们十多位同学又一次回到家乡。这次一回来就住到县一中,时间不长,虽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所得不多。有些见闻,已记录入拙文《母亲的骨气》,在此略过。到了1970年,这所设在老"城隍庙"的全县最高学府,学生早已上山下乡,被充作兵营,教师员工遣散到各乡下中学或农校。我最敬爱的张嗣震老师分到离县城三百300多里远的一所新办公社中学,还摔断了腿,文革结束才照顾调回老家长沙市。1972年我刚从军垦农场分配,回家小住时在街上碰到在乡下技校教书的罗国权老师。谈到当年事,他感慨地说,我们当作做正经事办,谁知人家是搞到玩儿的!仅此一句话,就洞穿了文革"瞎折腾"的实质!直到文革结束一年多后,县里做工作,驻军撤出,县一中才恢复。文革初被打成一中"三家村"头子的冯清源校长重新主持工作,陆续召回旧部,一中才慢慢复兴。

  经过时光的沉淀,历史终于为县一中的"文革造反派"正了名。除了上面介绍的宋学贤老师外,罗国权老师在八十年代担任县人大副主任,王忠彩老师担任县教委副主任。运动初期被打为"三家村头目"的冯清源在退休后被聘任为一中"终身名誉校长",当年的"牛鬼蛇神"之一张良漠老师调入武汉某大学任教授。学生组织"造反大队"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均担任县两个骨干企业的厂长,一人还兼任县长助理。而保守派学生组织的一个头目在知识青年都下乡的时候,受县革委会重用直接安排到县交邮局(交通局、邮电局合并併一起)工作,不到三年因查出贪污问题,自杀未遂被开除公职。

  回顾这段历史,令人唏嘘不已!破坏中国教育事业的罪魁祸首,究竟是"林彪四人帮集团"?是"文革造反派"?还是另有他人?

  九、"新湖大三.二八游行"揭开了武汉反击"二月逆流"的序幕

  1.1、钢派、新派斗争的起因

  我们还在老家串联的时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元旦社论。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此号召下,全国进入了"全面夺权""全面内战"时期。

  元月14日,《湖北日报》社被内外造反派联合夺权,报头改用毛字体于15日刊出;15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武汉电视台》被内外造反派联合夺权;21日,《武汉晚报》被夺权后恢复老名《长江日报》,出刊"新生号";26日,武汉造反派夺了湖北省委、省政府大权。但也就在前三天,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成立,军区党委代替原湖北省委领导湖北工作,以填补省委、省政府垮台后留下的权力空白,"公、检、法"全部实行军管。

  此时毛主席发布解放军"支左"的命令。他本欲指望军队"支持左派"去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大部分支左的军队并没有支持左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    

  在大年除夕的二月八日,"武汉二司"、"工人总部"、武汉钢铁公司"九.一三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等单位联合署名,在《长江日报》上就时局发表了一个声明,时称《二八声明》。《二八声明》声称,全武汉、全湖北要在"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的基础上,由签署联合声明的这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掌权"。为表明它们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该声明还不惜给昔日同一战壕的战友华中工学院和湖北大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莫名其妙地戴上一顶"托派"的帽子,无端指责他们要下山"摘桃子"。短短几天,有五、六十个组织发表声明支持《二八声明》。

  《二八声明》的出笼理所当然地引起被指责为"托派"一方的造反派的强烈反对。于是,围绕《二八声明》是"大香花"还是"大毒草"的争论,成为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焦点。在这场争斗中,华中农学院一部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因反对《二八声明》,退出"二司"另建"新华农东方红"。于是,"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并称"三新")与工人组织"工造总司""新一冶""省直联司"等结成同盟,宣称"二八声明"是"大毒草"。这些群众组织以后被称为"新派"。 《湖北日报》支持"新派"的观点,也加入了"毒草派"战团。

  正当"二司"、"工总"的头头们沉湎于《二八声明》"大长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的时候,他们却没有意识到,由于他们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满纸的"老子天下第一"的狂妄,已经把自己推到了悬崖边上。一场料想不到的危机正在向他们逼近!

  2.2、武汉的"二月逆流"

  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八条命令"除了重申"公安六条"中"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等内容外,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做了限制,规定不许冲击军队。这个"八条",使一批军队干部感觉有了对抗造反派的尚方宝剑。

  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责"工总"、"二司"、"九一三"等组织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表示武汉部队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武汉军区的这一声明遭到二司、工总这些"香花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在《长江日报》、本组织小报上大量发表反驳文章,利用大字报、大标语甚至大游行等各种形式表达不满和抗议。本来就对造反派看不顺眼的武汉军区,又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即《二.二八声明》),派军队"接管"《长江日报》所在地红旗大楼,《长江日报》于3月21日停刊。

  军区《二.二八声明》无异于对这场激辩火上浇油。"香花派"激烈反对武汉军区的声明,攻击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3月3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开信》,警告"香花派":不要与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为敌,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下场!

  3月13日,"省抓促办"(即"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在汉口武汉体育馆召开大会,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到会讲话。会议公开指责 "工人总部"是被少数坏人控制的组织,强调进一步加强军区支左办公室派往"华工、" "湖大"军训团工作。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所属组织。当晚,全省上下以"反革命"罪名抓了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

  也就在这个期间,我们从老家回到学校。对我来说,围绕《二八声明》的辩论及武汉军区的镇压措施大体上是从留校同学口中知道的。

  事后我才知道,武汉军区的行为不是孤立的。2、3月间,全国各地陆续发生过多起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内蒙古、湖南、湖北、江苏、广西、广东、吉林、四川、福建、青海等地比较突出。据不完全统计,青海驻军在"二.二三"事件中,开枪打死169人,打伤178人。

  也是在事后我才知道,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眼看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和破坏,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当面怒斥了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若干年后,主流话语对这个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回顾,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对老革命家的英雄壮举极尽赞誉歌颂。

  笔者对这些老革命家的英雄气概慨当然十分敬佩,并且至今心存敬意。同时,也不由得思忖:他们对高层"文革派"的反击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如果这场祸害中国人民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比如,当毛泽东以"莫须有"的罪名拿下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时候,当毛泽东秘密组建"首都安全领导小组"防止臆想中的"刘邓会架空他"的时候,在毛泽东把"学术争鸣"转变为政治运动的时候,在毛泽东遥控中央工作会议"一举粉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时候,甚至在八届十一11中全会刘邓陈(云)朱(德)陶(铸)贺(龙)还有资格正常与会、他亮出《我的一张大字报》、通过"十六条决定"的时候,中央这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痛斥企图制造动乱的少数人"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严正指出有人的行为将会对党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将会把国家民族引入歧途,该会产生多么大的威力啊!可惜,他们错过了一次次机会!在那个可以掐灭文革火苗的时候,包括已被打倒的领导人,有的麻木不仁,有的无动于衷,有的隔岸观火,有的推波助澜,有的甚至放纵子女去帮助"大乱天下",以致文革烈焰漫天遍地之后,"运动"将矛头普遍对准"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的时候,毛、林、江对"保爹保妈"的高干子弟略施惩戒的时候,在毛泽东于自己生日那天元旦前一夜与"文革派"欢宴之际胸有成竹地"祝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开始"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奋起力争,还来得及吗?

  笔者同时还不由得思忖:此时这几位开国元勋"怒斥了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固然余勇气可嘉,但是,难道他们到现在还不明白文革的"始作俑者"是谁吗?军队肯定应该"稳定",难道学生就不应该"稳定"地上课读书?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就不应该"稳定"地生产生活?文革初期工作组打了那么多"三家村",抓了那么多"右派""牛鬼蛇神","破四旧""红色恐怖"整死了那么多无辜者,"支左"部队关押了那么多"反革命分子",凡此种种造成了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他们怎么都一声不吭呢?现在眼看文化大革命毫无章法毫无理性的"群众被运动"将危及自身并且一帮高干子弟因参加"联动"受到"文革派"薄惩之时,他们才感到革命多年落了个"被批、被斗"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下场而被迫抗争,在他们的思维理念中,是不是少了点"人权"与"博爱"?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自然,由于缺乏"天时、地利、人和",老革命家们的抗争只能徒具精神上的纪念意义和供后来者做借鉴之用。当完全掌握运动主动权的文革"最高统帅"怒不可遏地对这些老同志发了"雷霆之怒"、又顺理成章地把他们的正义之举及难以定论的"二月镇反"混杂在一起怒斥为"二月逆流"之后,这批"无私无畏"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得无奈地向神圣不可违拗的绝对权威写了检讨书。之后,大多顺利过关。只因谭震林副总理遭到了毛泽东"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我革命,那你可以退党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该不该活65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的一顿酣畅淋漓的讥讽挖苦,才作为"二月逆流"的元凶首恶被彻底打倒。于是,按照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3.3、"新湖大"带头反击

  就武汉地区来说,"新湖大""新华工"在这场"二月镇反"中完好无损,遭受灭顶之灾的是"工人总部",受到沉重打击的是"二司"等"香花派"。

  不知我校"临委会"是从特殊渠道得知中央对"二月逆流"反击的消息,还是对武汉军区处理"二八声明"之争的过火行为大为不满,抑或是出于道义对曾经同一战壕的战友怀抱深深的同情,3月28日晚饭后,"临委会"忽然召集全校师生员工,在沉寂多日的武汉举行了一次久违的大游行!游行队伍前面两人高举"新湖大"校旗开道,各系各班都打出名目不一的战斗队旗帜,无形中为游行队伍增添了豪气。当时我校保守派早已土崩瓦解,参加过保守派的同学全部回到本班上课军训,全校师生员工都参加了这次游行,因而游行队伍格外显得人气旺盛,蔚为壮观!

  走出校门,游行队伍就呼开了口号。主要口号有:"坚决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游行队伍一路向东,首先抵达武汉大学,然后途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穿过街道又经过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工学院等五所大专院校,方收兵回营,徒步行走不下三十里。这几所大学,在"二司"中算得上是骨干力量。在我们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经过这些大学的时候,因亲密战友"工人总部"被解散而唇亡齿寒久久未敢大声出气的"二司"师生员工们,纷纷从各自宿舍或家中赶来,夹道观看他们做梦也不曾料到的这支"托派"游行队伍。在各校校园,我校游行队伍一遍遍高呼"向二司战友学习!向二司战友致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团结万岁!""誓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此时,这些曾经的"香花派"、自诩为最革命最坚定最彻底的造反派们方如梦初醒,才明白我们是怀着雪中送炭雨中送伞的善意来的!是带着扫荡他们颓废鼓舞他们重新挺立的动机来的!是胸怀捐弃前嫌再次并肩战斗的大义来的!于是,他们表现得很激动也很感动。我们一路从校园经过时,他们使劲地拍巴掌欢迎。但也仅仅限于鼓掌,没有一个人敢于礼貌性地用嘴巴回敬一句"向新湖大战友学习、致敬!"

  这次游行回校后,驻校军训团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响。可能因为在"二八声明"大辩论中,军区与"新派"观点一致(保守派工人组织"联合会"于2月中旬已开会解散,"一司"早已瓦解),军队在武汉已无别的"左派"可"支", 驻在我校的"军训团"与我校"临委会"的关系依然不错。

  凭什么作此判断呢?负责我班军训的是郭排长,23岁,身高约1.72米,河南籍,人长得帅,很精神,与我们关系也很融洽。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说着玩议论到什么事情时,他突然冒出了一句"鸡巴毛炒韭菜"的粗话。我不解,硬要寻根究底。他笑着道出"乱七八糟",我才明白这是一句"歇后语",不由和他相视大笑!在"三.二八游行"后的一天晚上,他召集万学华、朱芝华、刘邦华、向东、樊令文等七、八个同学,挤在他住的小阁楼寝室里,学习3月底《人民日报》发表的《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一文。万学华提议我普通话说的好些,让我读。当我情感充沛地朗读完后,郭排长还和我们一起进行了热烈讨论。由此我判断驻校军训团没有对这次游行大惊小怪,否则郭排长也不会领导我们学习《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了。谁知没过几天,军训团撤了,郭排长也悄然走了。

  以后我每当想起了那句生动的"歇后语",就会想到郭排长英俊的面孔爽朗的笑声,怀念那种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甚至会想入非非:如果在湖北省委省政府已被"打倒"的情况下,武汉造反派中极少数的头目不那么利欲熏心,发表那么一份"唯我独革"的《二八声明》,造反派会分裂吗?造反派不分裂,武汉军区也无由插足双方之争,由军队、地方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协商组成权力班子,武汉湖北的局势会不会很快好转?如果在《二八声明》发表后,武汉军区反应不那么激烈粗暴,而是对"香花派"广大群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组织他们选举新的"勤务员"取代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派性"争权夺利的少数头目,不解散"工人总部"那样的诸多造反派组织,军队与造反派群众的对立情绪会不会还那么严重?如果武汉军区陈司令员有郭排长那样的亲民意识,不在群众组织中抓那么多"坏人",已与武汉军区在《二八声明》大论战中并肩战斗过的"新派"们,还有必要不怀任何私心杂念为曾经的战友挺身而出吗?

  当然,这些问题想破脑壳也不会有任何结果!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新湖大三.二八大游行"在全市影响十分巨大,实实在在打响了武汉湖北地区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枪!放在文革那样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下去审视那次不同凡响的游行,显然具有代表草根阶层向强权挑战、向暴力抗议、为弱势者仗义执言的正义色彩,无疑是正确的!勇敢的!

  经毛泽东4月6日批准,中央军委迅速发布命令(又称"军委十条"),先称解放军支左"起了很大的作用"后,又指出:

  "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革命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受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

  "军委十条"发布后,驻我校军训团撤出,我校造反派放开手脚,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反击"二月逆流"活动。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北京来电"、"中央首长讲话"、各地动态等等贴满校园。校广播台别具匠心地翻出延安时期的老歌《解放区的天》重新播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那,呀合咳咳…"充分表达了"新湖大"战士的自信和豪情。我校印刷厂、教工宿舍位于红旗大道(原名熊廷弼路)另一侧,几个高音喇叭本来就接近大街,嘹亮的战歌响彻武昌上空,更加吸引全市各界群众纷至沓来,尤以"二司"的老战友和被解散的"工人总部"的成员来得的最多。他们在这里吸收自由自在的空气,汲取重新投入战斗的动力,把在这里得到的喜讯或信息抄录下来传播开去。大字报长廊一天到晚万头攒动,川流不息,"新湖大"似乎成了全市造反派的精神偶像,以至致于市公交公司把公交车停靠的省图书馆站改为"新湖大站"。

  回顾这段历史,也许有人责备"新湖大三.二八大游行"是多此一举,是惹是生非。对这个问题,前文已有分析,不再重复。也许,有人会指责武汉军区不该把"支左"变为"镇反"。现在看来,这个批评近乎苛求。军队一向讲究纪律,讲究秩序,讲求"军令如山倒",他们对乱哄哄的"造反""夺权"岂能看得惯?连置身事中力求紧跟的地方党政领导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都执行得都"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岂能要求一直置身事外呆在军营的干部战士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那么心领神会,准确无误地辨别出谁是"左派"后再去"支持"?也许有人谴责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不该"镇压反革命",问题是,他们未奉上级命令介入地方事务之前,怎么没有随便抓人?依我看,问题就出在贯彻毛泽东意图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上。该社论说什么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试析这句热昏的胡话,谁是"无产阶级"?谁是"其它其他革命群众"?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等省市委领导真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保守派组织的大小头目们真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吗?社论还要求"展开总攻击"!什么叫"总攻击"?如何去"总攻击"?"攻击"的"度"怎么把握?可以说,这段话的每一个字都大有疑问!这些问题就是今人也难以明白,叫当年的武汉军区如何执行?

  十、我所经历的武汉"七.二〇0事件"

  1.1、"揪出武老谭"运动如火如荼

  奔腾的江河如果裂开一个缺口,就会冲决拦阻的堤岸!运行的地火如果挤出一丝缝隙,就会形成燎原之势!一时间,武汉街头出现了大量"揪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的大标语!

  在反击"二月逆流"处于初始阶段,传来了《长江日报》总编辑江锋同志自杀身亡的消息,一时议论四起,无不关心。为此,我写了文革以来的第二张大字报《江锋死于十字路口》。拙文分析江锋自杀的原因是,前不久因报纸被停刊个人被整肃造成伤害过重,现在想起来申冤伸冤又压力重重顾虑徬徨,因处于两难选择,精神压力太大,故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不惜以一死解脱。敝文希望造反派战友们要吸取江锋之死的教训,树立信心,看到光明的前途,勇敢地投入新战斗。当这篇署名为"'同心干'战斗队评论员"的大字报贴出后,不少人转抄。

  4月18日,压抑已久的武汉二司在洪红山礼堂召开第二届红代会,主题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这次会议后,二司改称"钢二司",意即他们才是抗压力"最钢硬"、革命"最钢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同一天,从一司的变种"红三司"中,分裂出"三司革联",加入反击"二月逆流"的大军。

  在23日 ,已被武汉军区宣布解散的"工人总部"的部分队员成立全市联络站,重新树起"工总"大旗。

  在4月下旬,"新湖大"、 "新华工"、"钢二司"等学生组织就释放"工总"的汉阳轧钢厂工人夏邦银问题,与公安局军代表谈判。谈判破裂后,学生们在汉阳公安局门前静坐,要求释放夏邦银。笔者当时也参加了这次静坐。静坐学生分各校各班有秩序地坐在汉阳公安局门口,不分日夜坚守。各校经常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反击火线进行慰问演出。演出节目中,既有情绪高昂鼓舞士气的内容,也有"红军想念毛泽东""远飞的大雁"悲情类的,给枯燥的静坐者们输入能量。静坐人员吃的饭菜由各单位自己送来。俗话说"行人饱,坐人饥"。穷学生无钱买零食,学校饭菜一送来,同学们一哄而上。食堂工人带来的碗筷不多,先抢到碗筷的同学先吃,别人就在旁边守着,前面的一吃毕,后面马上有人接过碗筷,连找水洗也顾不上,就盛饭吃。我系有一个在校宣传队的张一伟同学,可能刚才蹦蹦跳跳地演出太累太饿,只见他抢过一个碗,没有洗就从饭桶中舀起一碗饭,一时找不到筷子匙子,直接用手指头往嘴里扒拉,看得我暗暗称奇!

  就在我们静坐的时候,武汉部队中支保的军人和部分原"三字兵"中的顽固分子,针对"工人总部联络站"的成立,组织了全市第一起武装游行。他们高呼"镇压反革命!""粉碎反革命逆流!""不准为工总翻案!"等口号,好不耀武扬威!人民军队公然站在保守派一方,当然引起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市民们不满,他们在路旁对游行的"军人"发出阵阵讽刺讪笑,引起军区进一步反感,双方对立情绪越来越大。

  武汉军区为了树立保守派的威信,证明保守组织才是正统的"革命造反派",4月底,将被军区关押(保护)的中南局书记、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交由"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批斗。为戳穿武汉军区假支左真支保的阴谋,"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派人冲击会场,将王任重抢走。

  5月1日 本来是"劳动节",人们早已不再有"节日"的概念,全市造反派冒雨进行反击"二月逆流"大游行。省委农村工作部主任任爱生和省委副秘书长刘真一起"亮相"(领导干部按中央要求,表态支持造反派,时称"亮相"),参加了这次游行。

  5月3日,早已瓦解的中学红卫兵组成的"特别行动委员会"(类似北京联动)抄了参加游行的省委干部任爱生和刘真的家,惩治他们支持造反派。

  5月6日 ,担任过湖北大学校长、 副省长职务的老干部孟夫唐公开支持造反派,发文"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并向中央文革反映武汉局势。

  5月10日 ,江汉区公安局一百余名干警开赴武汉公安学校,声援该校"扫四旧"急先锋、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同该校少数派"新公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生冲突,部分"新公校"学生被打伤。随后,"新公校"学生发起"绝食"斗争。许多外校学生前往声援,进行"绝食静坐示威"。

  5月15日,在军队保驾护航下,"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顺利召开了"批斗王任重大会"。保守派此前也曾多次组织过对靠边站的张体学省长的批斗。在刘少奇邓小平倒霉之际,造反派号召他们"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之时,他们最响亮的战斗口号是"思想兵打我,我打刘邓"!此时又以一次次批斗王任重张体学为能事来表白自己"紧跟毛主席,忠于毛主席",可见这是一伙"只认权力,没有是非"的无信无义之辈,任何人掌权,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讨好之,投靠之,以谋一己私利!奇怪的是,文革后,老干部们在回忆文革受苦受难时,一古脑儿地把这笔账帐统统记到造反派名下,个个选择性失忆和撒谎!

  2.2、"百万雄师"挑起武斗

  5月16日,武汉军区支持和操纵的"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简称"百万雄师")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举行成立大会。开始,该组织主要成员有"红武兵"和原本解散了的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的部分成员。会后,他们举行了万人大游行。此后,"百万雄师"队伍急剧膨胀,骨干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中一部分份警察、检察官、法官组成的"武汉公安"。原已瓦解的工人、学生保守组织的所属成员和郊区农民也纷纷加入,据说人数多达120万。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中一部分警察、检察官、法官组成的"武汉公安"、"公检法"与"百万雄师"密切配合。"百万雄师"的成立和势力非同寻常的飞速增强,标志着全市文化大革命从此由"文斗"升级到"武斗"。它们最中心的战斗口号是:"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5月21日,军区支左办公室就当前局势发表了《关于当前武汉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的声明,文中指责造反派揪"武老谭"转移了文革大方向。军区这一声明,无非是进一步为"百万雄师"撑腰打气!

  在这个时间段,我校各班战斗队都展开了宣传攻势。我班战斗队办了份《同心干战报》,我任主编,与我同住一室的杨奉祥同学负责刻蜡纸,另有人用油印机印刷,一张小报可印100份,大家分头张贴或散发。我和几个同学奉系里安排,还到汉阳两所中学办过联络站,运用刷标语、写大字报、贴小报传单等多种方式,宣传我们的观点。直到6月6日,"百万雄师"下属"红武兵战斗兵团"攻占造反派驻地"汉阳中心联络站"后,我们才撤回学校。

  6月4 日,武汉军区发布《六四公告》。"公告"重申不准为"工总"翻案,不能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准社会上牛鬼蛇神兴风作浪,趁火打劫。围绕这份"公告",全市又展开了"六四公告大香花""六四公告大毒草"的激烈辩论,并引起了一系列武斗。

  就在"公告"发布的同一天,"百万雄师"总部进驻市委大院,砸了市委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 "人民勤务员机关红司", 将在市委办公的造反派赶走。

  6月5日,百万雄师下属组织"武汉公安"和公检法保守派干部开动上百辆汽车上街游行,他们一路狂呼"坚决支持军区《六四公告》!""坚决镇压胆敢兴风作浪的五类分子!""坚决镇压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等口号,气焰十分嚣张!同日,"百万雄师"汉阳分部围攻汉阳轧钢厂,武昌分部围攻国棉二厂。

  6月8日上午,我正在宿舍与同学们闲谈时,闻听"百万雄师"出动改焊的武斗装甲车,把我校的大门冲垮了。所幸他们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恫吓我校师生,没有冲进校园来。随后,"百万雄师"又分别围攻了居仁门中学、武汉汽车配件厂、华中农学院等单位。

  在我校大门被冲垮之后,我感到面对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我们这些文弱师生根本不是其对手,他们随时有可能冲进来打人抢东西。为保护自己那一点可怜的财产,我把装着衣物的木箱提到学校对面家属区,想寄放到写作指导课老师彭澄家中。彭澄是位讲师,平时很喜欢我。我去后,他们一家都在。彭老师说怕放在他家也不太安全,建议我寄放到同住一楼的带俄语课的梁老师(女)家里去。彭老师大概知道年轻些的梁老师也喜欢我,于是他带着我到了梁老师家中,梁老师满口答应。

  到过武汉的人都知道,汉口六渡桥一带是全市是繁华最热闹的商业中心,其中民众乐园又是娱乐中心。武汉各大造反派组织在这里都设有联络点和宣传站,我校也不例外。在"百万雄师"一次次挑起武斗之后,各造反派均在这里加强了保卫力量。我班樊令文和同专业二班的一个胡姓同学这时也被派去守卫。

  6月17日,"百万雄师"为强占这个造反派在汉口的最大据点,调集了江汉、硚桥口、一治、长航、肉联厂等几十个单位共三千余人,以响应军区"支左办""抓革命,促生产"号召为名,打着去江汉区财贸大楼"上班"的幌子,妄想先抢占该大楼,作为攻占"民众乐园"的桥头堡。此举遭到驻"民众乐园"的造反派反击,双方发生武汉文革以来第一次全市性大型武斗。血案造成造反派当场死亡十七人,受伤者难以计数,"百万雄师"死亡二人,轻重伤员也不少,"百万雄师"的企图未能得逞。这次血案时称"六.一七"血案。在这次武斗中,"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之一、法律系学生何一华不幸牺牲,我校不少战士受伤。

  6月24日,"百万雄师"在军方专业人员指导下,总结"六.一七"武斗中"牺牲"两人的"教训",调集近一万人攻打"工造总司"。他们运用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阻击外援"、"先打弱敌"等战术,当场打死造反派工人28名,重伤80余人,而"百万雄师"无一死亡,大获全胜。这次大血案时称"六.二四"血案。他们之所以攻打"工造总司",理由是该部在"六.一七"六渡桥武斗中,曾派该部"铁军"参战,致使"百万雄师"损失二名队员,所以报复。

  经此一战,"百万雄师"自以为打出了威风,更为猖獗,在全市展开了全面出击。铁道部武汉第四设计院、武昌险峰大楼、汉阳轧钢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大学、长江医院、武汉机械学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等等,无不受到攻击。

  我们学校在经过6月8日突袭后,于6月26日又受到"百万雄师"围攻。在这种气氛下,家在市内或市郊的,基本都逃回家住。像我这样离家远又经济条件差的,只能在学校提心吊胆地苦熬。有一天晚上,我在校内大字报长廊上碰见彭勋老师急匆匆地往外走,有一个同学跟着他,责备"临委会"为什么不把大家组织起来武装保卫校园?含有批评头头们右倾的意思。那时报纸上的文章中已经出现了只有毛主席才配享用的黑字体的"文攻武卫",可见"武卫"实属正当。只见彭勋幽默地把手指向办公大楼,说:"枪就在那里,你要不要?你若要,我马上发给你!"那个同学见彭勋如此应付,只好悻悻离开。对彭勋的回答,我能理解。面对手持长矛头戴柳条藤帽的准军队,我们这些从未受过训练的区区几百留校学生,哪里是对手?给你一杆枪,你会用吗?你敢用吗?"临委会"不主张"武卫",看似怯战丢面子,实乃对同学们生命安全负责。对那位"鹰派"同学的血性,我也能体会,面对犯我之强敌,岂能先自气丧,实行不抵抗主义?

  尽管校方无心"武卫",但"文攻"一点也没有放松。《新湖大》报对市内武斗惨案一一写出通讯或消息进行报道,发表泣血的评论和控诉。校"临委会"对"六.一七"血案中阵亡的何一华同学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对受伤的二十多名战士(其中有二班那位胡姓同学)授予"抗暴英雄"称号,分别召开了追悼会和表彰会,号召大家继承烈士遗志,学习英雄业绩,坚持斗争,夺取最后胜利!也力所能及地举行过两次反武斗游行,口号主要是"还我战友还我血!" "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向陈某大麻子讨还血债!"等等。我们书写的大标语及校广播台的常用语是"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及林副主席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等等。"解放区的天"显然不再"明朗"了,校广播台代之而起的是"红军想念毛泽东"啊、"捎个信儿到北京"啊、"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啊、毛氏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及林氏语录歌"完蛋就完蛋"啊之类悲情悲壮的歌曲,用来安抚人心或鼓舞斗志,抒发对领袖的期盼对革命的忠贞!

  与此同时,校园内的大字报丝毫不少,一批批揭露军区某领导人生活腐化、不择手段迫害女方男朋友的大字报格外醒目,校园内人群依然熙熙攘攘。看了揭露那位将军依仗特权、打击报复、生活腐化的大字报,我想到刚入校时经济系两个同学因在蛇山谈恋爱晚了,回校时大门已关闭只好转去在山上空坐一夜,就被双双开除学籍一事,感到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在前几年"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全国一方面大搞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群众活动,一方面深入普遍地开展 "忆苦思甜"活动,要求人民群众警惕"走回头路,受二茬罪",极力宣扬"权权权,命相连"及论证"无权的痛苦,有权的幸福"。把那两个同学的际遇与这位军区领导人相比,的确证明了"无权"与"有权"的巨大反差!那些大字报的内容当然是真假难分,但一提到那个将军,当时是人神共愤!

  愤怒出诗人!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同情造反派、支持造反派、鼓舞造反派的诗歌。如 《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再见吧,妈妈!》《红旗大楼颂》《在那天快亮的时候》等等,我都读过,只是对作者不熟悉。有一首《我是一个无罪的囚徒---一个造反派的自白》,其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我是一个无罪的囚徒,今天,我有多少话儿要向战友倾诉,沉重的脚镣手铐只能禁锢固我的肉体,监狱的锁门又岂能把我一颗红心锁住"!这首诗揭露了"二月镇反"中被无辜残害者的悲惨命运,赋予了当下抗暴政斗争以合理性。这首引我共鸣的诗我抄写在日记本上保存着。

  有一首署名"白桦"的《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我印象也很深刻。这首诗每一段的开头都是"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作者用自己年青时代的革命斗争、理想、奋斗,鼓励我们这些正拥有着"青春"的新一代革命者们勇敢投入抗暴战斗。我知道白桦是著名诗人,以前在天津工作,这首诗虽然深深打动人,但我怀疑是否真的是我所了解的那个"白桦"写的,也无从打听白桦是否这个时候在武汉。

  由于武汉的武斗太频繁,终于惊动了中央。6月2630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文革专门致电武汉军区,明确指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

  3.3、为我转移衣物到新华工

  但就在6月30日这一天,乘坐卡车手持长矛头戴柳条藤帽的"百万雄师"又一次举行了数十万人的武装大游行。当他们途径我校时,我也挤在大门口观看。当时武汉市的绝大多数市民对这些有军方支持的暴徒们三天两头地出来炫耀武力,十分反感,对造反派持同情和支持态度。当我们出去游行时,两旁的民众会顶着烈日给我们鼓掌助威,自发地递来凉开水、汽水或酸梅汤。他们今天面对这支红眼怒吼的游行队伍,则免不了又怒目而视或戳戳点点。这一来,更加激怒了这些狂呼"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准军队。只见两部武斗装甲车调头一转,向人行道开来,站立的人群吓得的四下逃避,我们校园围墙顿时坍塌一大片。我们看了,敢怒而不敢言。"百万雄师"自5五月份成立以来一直采用暴力行动"闹革命",人们普遍称之为"百匪"。

  在学校围墙也被冲垮后,我感到那个装衣物的木箱放在梁老师家也不安全,决定把它转到在华中工学院读书的好友冯家彬姐姐家里去。我只知道他姐姐家住武昌解放路,离我校不远,但具体地址不祥。为此,我得先到华工找冯家彬。

  那时,市内公交车大多无法正常运行。我好不容易借了辆自行车,在上午骑到离湖大有二、三十里路远的新华工。华中工学院远离市区,学校规模大,留在学校的学生也多一些。当我找到冯家彬时,他们宿舍的同学围着我问这问那,显得十分关切。我在那里吃过午饭,顾不上休息,就和冯家彬往回赶。

  我上午骑车到华工,已累得气喘吁吁。回来时,想和冯家彬换着骑,以便坐在车后休息休息,谁知身高有1.76米的他竟然不会骑自行车!我当时已有1.70米了,体重最多有百把斤,瘦不拉几的,只好咬着牙载他走。刚开始,他还说,我还从来没有韵过这个味哩!显得很享受。时间长了,我说,你倒舒服,累死我了!谁知他说,你还说哩,坐在后面车子一腾一腾的,也难受啊!原来水泥路每一段衔接处,确实有一道埂,难怪他会叫苦不迭!好在那时我才20岁,吃得了苦。尽管六月酷热流火,路面不平,回来上坡路多,我们俩赶到我校时,都浑身汗透,因为一路顺利,心里还是挺高兴。晚饭在学校食堂吃的。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天0.45元,一天三顿发早中晚三张餐票,中晚餐米饭4两,荤菜素莱各一勺,若吃面条,一大碗,浇一大勺子鸡蛋汤或肉丝汤。我给他打了一份面条,他笑着说,这在我们学校只有病号才吃得上,还要班上先报上去哩!当晚,我与他把箱子从梁老师家提出来,直接送到了他姐姐家中。

  不知是不是中央文革和军委文革的急电起了作用,"百万雄师"的武力围攻、武装示威、武装挑衅行为终于消停了几天。武汉各大学不屈不挠的造反派为了显示并未被"百万雄师"征服和消灭掉,并没有屈服于"带枪的人"的淫威,于7月15日组织了一次大游行。我自然也是"新湖大"游行队伍的一员,跟着游行队伍从武昌一路步行到汉口。在我们队伍之后,当游行接近尾声时,后面的队伍却遭到驻守在武汉电车公司内的"百万雄师"的袭击,造成五人死亡。我们后来听说这一消息,不禁又气又怕!受此惊吓,又有一批同学逃离学校。

  4.4、我逃离虎口到华中师院

  过了两日,陆续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说是中央来人了,谢富治来了,王力来了,甚至周总理、毛主席也来了!有的甚至绘声绘色地说也有中央领导到过我们学校和华工、水院,如何表态等等。因为我一贯有"天塌坍下来有长子顶着"的依赖思想,晚上基本上呆在寝室内,因此对中央领导人到过我校的"喜讯"将信将疑。

  历史真相是,周总理确实为毛主席亲自处理武汉问题于7月14日打前站到了武汉,来前已电召正在重庆处理四川问题的谢富治、王力、余力金一行火速赶到武汉,协助和保卫毛主席。当天晚上,毛泽东、杨成武乘火车由北京到武汉,住在专门接待他的武昌东湖宾馆。周总理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从十五日一直开到十八日。周总理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7月18日,毛泽东召见陈再道,向他亲口宣布四条指示:(一)立即释放工人总部被关的朱鸿霞、胡厚明等全部群众组织头头,恢复组织;(二)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四)做好"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群众工作,防止发生报复现象。中央领导人要求武汉军区逐级传达,做好干部思想工作,慢慢转弯子。不料想军区一下子把所谓这四点条指示捅到下层,引起下面激愤。在这期间,谢富治、王力为了解情况,的确在晚上到两三个造反派势力强的单位看过大字报,对发现他们身份的群众讲过话,但并没有透露四点指示的具体内容。然而,被四点指示彻底激怒的"百万雄师"、"公检法"群众组织中的骨干和某部队的一部分份战士于7月20日凌晨拿着大刀、长矛涌进东湖宾馆,直接威胁到毛主席安全。毛安全转移后直接去了上海,部分来者把王力抓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批斗。在这之后,驻汉空军奉命好不容易才把王力解救出来。

  从7月20日上午开始,"百万雄师"进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支持军人抓中央代表王力。他们除了高呼以往的老口号外,宣传车高音喇叭还加了一条:"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批准斗王力!"对"百万雄师"组织的武装游行,我已是司空见惯,并不惊慌,只是从他们新加的口号中和口口相传的小道消息中,知道中央确实派人到了武汉,武汉问题解决有望了,因而对"百万雄师"连续几天的大示威游行不以为意。

  直到21日上午,我一个人端坐在宿舍内,突然从走廊那头传来急促的跑步声,有人大声呼叫:"快跑哇,'百匪'冲进来了!"这时我好像才发现我们班四个男生宿舍寂寂无声,不由得脊梁骨生出一阵阵寒意,连毛巾也没顾得上拿,起身"砰"地一声关上寝室门,飞速从三楼往下跑!跑出宿舍楼,只见有寥寥几人也在往外跑。我们宿舍楼在校大门西侧,我没敢往大门口方向跑,而是箭一般地垂直穿过一块篮球场一座教学楼又一块篮球场又一排平房,来到靠红旗大道旁边的围墙下,找到一堆红瓦,踩上去爬上墙头。抬头往东方看去,只见一伙"百匪"手持长矛正往校园里面冲,我蹲在墙头不敢往下跳,墙外的群众着急地喊道"快跳!快跳!"对着我站在前面的两个人把手伸出来,我往下一跳他俩刚好接着,我方始站稳。我怔怔地站在他们一起,好一会才定下神来,竟连感激他们的鼓励和帮助都忘了。如果我那天在寝室没有听到那一声呼叫,如果我行动只迟缓一分钟,以后会遇到什么事就难说了!

  这时,一辆接一辆满载军人和狂徒的卡车从大道上由西往东驶过,他们在车上声嘶力竭气焰嚣张地呼喊着"镇压!""踏平!""粉碎!""斗王力!"一类口号。如果中央真有那"四点指示"的话,说他们是顽固对抗、垂死挣扎、孤注一掷、猖狂暴乱,一点也不为过!对他们疯狂的暴行我无心观看,怀着有家难归有校难投的悲痛,沮丧地往老同学最多距离也最近的华中师范学院走去。

  华师王兴和、雷泽荣、张崇诰一班老同学收留了我。他们听了我校沦陷和我逃出来的经过后,既十分震惊又为我庆幸。在狮子山上,他们每天陪着我,给我宽心,又急着打探外面的消息。头两天,收音机里传出湖北电台、武汉电台播送的武汉人民如何按照党中央指示开展文化大革命、武汉各界知名人士及各大厂矿都参加军区和"百万雄师"组织的大游行的盛况。从这些消息中判断示威游行还在继续。到236日,这些报道没有了,早上华师到中南路口打探消息的人员回来说今天没有游行了,街上显得很平静,不一会听到中央台消息说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这时,我们都十分激动。我当即想返回学校,他们硬是留我吃了中饭才让我走。

  5.5、暴乱平息之后

  回到学校,刚刚开张的校广播台正在播报中央对武汉问题的表态,呼喊庆祝胜利的口号,我忐忑不安的心情才踏实了,那股高兴劲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路上遇到同学和老师,无论认识和不认识,都要兴奋地交谈几句。因为现在出现在校园内的,肯定是坚定的造反派!我们能一直坚守到最后一刻,亲自迎来胜利的黎明,首批回到失陷的校园,怎能不万分高兴万分自豪呢?

  我进入宿舍楼,只见走廊上一片狼藉,书本、纸张、毛笔到处可见。我走到三楼我的寝室门口,只见室门大开。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寝室的,临逃时分明把寝室门关好了的,现在又第一个进屋,显见他们进来过。果不其然,有两个离校早一些的同学留下的箱子被打开,衣物乱七八糟。看看另外三间宿舍,大致一样。我帮着关好房门,退回自己的寝室,稍微把房间收拾了一下。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习惯地拿起饭盒向外走去。走到路上,才想起今晚食堂是否能开伙。走到食堂门口,听到里面笑语喧哗,心想有戏。进去一看,只见食堂师傅们个个笑逐颜开,热饭热菜香气四溢,先到的同学正高兴地围着打饭菜哩!大家仿佛都有劫后余生的感受,同学们和工人师傅们互致问候,诉说那几天的经历和今天的喜悦。看到食堂师傅们又高兴又忙得满头大汗,我一下子理解了为什么人们要把读过的学校称为"母校"!当学子们一个个还惊魂魄未定之时,食堂师傅们却像慈母一样为照料我们先忙开了,不是"母校"是什么?

  随后的几天,遭受劫难的校园渐渐红火起来。同学们陆续返校,校园内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热烈庆贺胜利的大红标语比比皆是,随后又出现了"政变"那几天的动态报道,外单位人员和市民又涌进一度陷落的"解放区"。我们兴奋地阅读飞机撒下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阅读武汉军区发表的检讨支左工作犯了"方向错误"的《公开信》,收听中央台广播的《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一系列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向武汉广大革命群众致敬的社论及北京以盛大场面迎接谢富治、王力同志凯旋归来的消息。尤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当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人"等,这些话语,简直是字字句句都说到我心坎上了!

  为热烈庆祝谢富治、王力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为庆祝武汉革命造反派历经半年奋斗取得的文化大革命辉煌战果,7月29日,武汉三镇50万军民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游行。当我们在"新湖大"校旗引导下,在"新湖大"毛泽东思想宣传车的欢呼声中战歌声中游过武汉三镇,沿途群众不时报以热烈掌声,不少人自发地高呼"向新湖大战士致敬!"的口号!看到人民群众对我们这样热情和尊敬,心中别提多自豪多幸福了!

  没料到乐极生悲。8月1日,为感激党中央和毛主席解救了武汉革命造反派,也为弥补未能准时纪念毛主席7·.16横渡长江一周年的遗憾,武汉各界造反派联合举行了横渡长江活动。由于才胜利几天,各单位头头似乎乐观过度,协调很不充分,以至指挥失控。在入水口边,前挤后涌,第一批人刚入水,第二批马上下水,将先下水者压得不能浮起,造成惨案,死亡一百多人。我校参加"八一渡江"的何一华同学也在那次活动中殒命了,被校临委会追认为烈士。他的女朋友是法律系同学,姓丁,长得很漂亮,也是首批造反派。何同学牺牲后,临委会照顾她专程到何的老家海南岛去看望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万分悲恸!据说因感于丁同学千里送骨灰千里认亲的情谊,他的父母把烈士抚恤费全部赠给了丁同学。就因有此一行,有些饶舌的同学不知是出于同情或是戏谑,在背后把她称做"丁寡妇"。 我有时想,不知那个"革命烈士证书"对何父何母有没有一点实际价值?

  我是旱鸭子,又不喜欢凑热闹,故未去渡江,也未去观看。一时间各种分析议论迭起。有人以"阶级斗争"观念分析,一定是顽固不化的"百万雄师"分子故意破坏的。我听后颇不以为然,在造反派取胜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谁敢冒此风险去"破坏"?在水中又如何"破坏"?对这一重大惨案,当时已被造反派掌权的省、市新闻媒体均未报道。看来,"报喜不报忧"已经成了中国媒体的通病,无论谁"掌权"!

  这场预想不到的悲剧过后,本以为武汉局势可以从此安定,孰料紧接着又发生了兄弟阋墙之变!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一)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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