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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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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四)​

作者:诚言

来源:来函照登

来源日期:2016年04月06日

本站发布:2016年04月07日

点击率:3636次


【作者简介:1965年入读湖北大学(现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970年7月毕业。在工厂当过会计。1978年后从事金融工作,2007年10月,退休,从2011年起上网,一直用笔名“诚言”发表文章。】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一)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二)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三)


  十一、令人扼腕的武汉“钢派”“新派”内讧

  1.1、武汉钢、新两派的派性之争

  8月4日,受老家专程赴汉的几个造反派之请求,我们又有十几个同学回家乡串联。这次回家,家乡的造反派实际上在中央关于武汉问题表态后,早已像“烙烧饼”一样翻过来了,不再存在需要我们帮忙“平反”的问题。在“二月镇反”后,家乡也出现了造反派受压受整的问题。此时有人追究整人者的责任,在所难免,但也有许多随大流投机行事的人浑水摸鱼,对以往与己有矛盾的干部群众乱整胡斗。像我二姐夫,区区一个邮电局的股长,腰被单位“造反派”打伤;,我哥哥,区区一个镇政府普通干部,竟被当着“走资派黑爪牙”押解游街,气得我母亲“击盆骂街”。这使我感到,已被文革搅乱了的社会秩序、破坏了的人际关系不是一时可以修复的。再加上上面传来了“武装左派”“防止'红武兵'持枪报复”的小道消息,本地少数造反派也有胡乱抢枪的行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一行感到久留无益,遂匆匆打道回校。

  此时的武汉,已陷入了“万马战犹酣”的可悲状态!

  在中央对武汉问题表态的同时,已撤销陈再道、钟汉华担任的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指派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提拔驻汉空军负责人刘丰任武汉军区政委。在有了新的领导之后,已扬眉吐气的武汉造反派本应在军区党委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稳定社会秩序,使各项工作步入正轨,但却有少数利益熏心之人,再次重弹“以我为核心”的论调,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在“七.二〇O事件”中,中央为“武汉工人总部”等被解散的组织平了反,但恢复组织后的“工总”更名为“钢工总”,原“九.一三兵团”更名为“钢九.一三”。它们与“钢二司”一起并称为“三钢”(时称“钢派”),无缘无故地把其他工人、学生和各机关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再次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扬言他们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央号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中,只有他们才够资格当“核心”、夺大权!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就是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也不可能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能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只仅仅是选几个“代表”而已。“三钢”的少数头头如此鼓噪,无非是自抬身价,以加大在新生的权力机构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他们的谬论竟对下面的成员也颇具蛊惑力。一时间,讽刺谩骂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为“右倾”“托派”“老机”的大字报大标语刷满武汉三镇!

  对这种言行,被诬蔑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群众组织当然不服气。于是,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工造总司”、“省直红司”为骨干的对立面群起应战。因有“三新”在内,这部分组织时称“新派”。

  照说,这种无聊的争论,对我这个连班一级的“头目”都不是的群众队员来说,毫无妨害和损失,但我却难以隔岸观火,置之度外。因为我虽然年初没有参加过《二八声明》的大辩论,但我坚决反对那种极力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做派。我曾满腔热情地参加过“新湖大”为“二司”雪中送炭的“三.二八大游行”,更曾累月为“工人总部”的翻案进行过艰苦斗争,因此,对“钢派”主要头头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行为十分不满!

  一天,“钢派”一下属单位在我校大门口张贴了一张《“三钢”是武汉当然的核心》的巨幅宣传画,背景是乌云密布、冷风怒号的天空,正中三位分别戴着“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袖章的汉子顶天立地,对着前方怒目而视!过了两天,我校美工队创作了一幅题为《“三新”永远是江城人民的小学生》的巨幅宣传画,张贴于前画毗邻处,与之针锋相对!这幅画的画面是,两位男学生一位女学生分别戴着“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袖章,朝气蓬勃地站在灿烂的阳光下,向意境中的全市人民群众手挥鲜花和“语录本”热情致意。两幅画背景冷暖不同,主人公表情迥异,体现的境界大不相同,使我立马来了灵感,写了一篇《看画有感》的大字报。我同室的杨奉祥同学抄写后,我特意请会写美术字的马铜铃同学写标题,标题设计中把“画”字上部用红色、下部用黑色、其余三个字用蓝色写出,落款为红色“《新湖大”同心干战斗队“新、新、新评论员”》。“新、新、新”三个字又分别使用两种毛体,中间的一个“新”采用“新湖大”校旗中“新”字的毛体,前后两个“新”用毛的另一种字体(“新华工”的“新”字体),以此寓意文章观点能代表“三新”。文章的主题自然是讽刺前画褒奖后画。因为“钢九.一三”的基层组织和成员对“以我为核心”的观点鼓吹得不像另外“两钢”那么厉害,文中我特意指出前面那幅画不见得能完全代表“九.一三”广大战士的看法,注意了“区别对待”。大字报写好后,贴于校门口朝街一面的围墙。由于文章标题与落款都很新颖,加之分析较为客观,不少“新派”队员在上面用钢笔留言支持,也有一个“钢九.一三”的队员题写“向新湖大战友学习致敬”!看到这个留言,我特别高兴!这是我在文革中写的第三张大字报。

  2.2、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利亚领导人访问我校

  “钢”“新”之争似乎成了那一时期的焦点。10十月中旬,被毛泽东誉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利亚的领导人谢胡一行在周总理陪同下到武汉访问,说是参观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街上顿时出现了大量“钢派”们写的“热烈欢迎钢阿尔巴利亚战友!”之类的大标语,似乎阿尔巴利亚也成了“钢派”一员。有次我们在湖北剧场看一场阿尔巴利亚的什么影片,当银幕上显示该片由“新阿尔巴利亚电影制片厂”出品时,观众中发出一阵叫好声。这些叫好的观众显然属于“新派”。

  在这种气氛下,周总理陪同阿国领导人要到我校参观访问,全校师生员工无不兴高采烈。头一天就在南院足球场布置好了主席台。谁知第二天一大早,发现在我校东南部借住了几栋楼房的武汉外语专科学校的“钢二司”,在人行道上扯起了两条“热烈欢迎钢阿尔巴利亚战友参观访问武汉亚非拉外语大学!”的横幅(“亚非拉外语大学”是“外专”在文革中自我加冕的),校“临委会”速即在前院篮球场重新布置欢迎会场,以免外语专科学校的“钢二司”沾光!10月19日下午,贵宾们光临我校。中方陪同访问的领导有周总理,还有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但在他们从校一号楼出来时,我没见到周总理,事后才得知周总理下午还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出席了群众欢迎大会后才抓紧时间赶到我校。我挤上去与中方领头的刘宁一同志握手。刘宁一戴着眼镜睛,皮肤白皙,人清瘦,笑吟吟的。当我用双手握住他的右手时,感觉他的手掌手背像缎子被面一样光滑,手也很瘦,使我不忍心用劲去握。阿方贵宾个头高大,肤色白中透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白种人。他们在刘宁一等人陪同下看了一部分大字报,然后来到接见全校师生员工的会场。在这时,周总理出现在主席台上。这一天许多外面的群众也闻讯赶来,盛况空前。校“临委会”负责人龙铭鑫致欢迎词后,请周总理讲话。可能周总理刚刚在汉口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声音有些嘶哑,只简单地讲了几句,大意是希望搞好大联合,尽快复课闹革命。然后他提议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开始由我校宣传队男高音、财六五一的沈仁葆同学指挥,刚唱了几句,周总理亲自打拍子指挥,又重复唱了两遍,宾主方才尽兴。整个会场接见活动,没超过半小时。

  从那之后,我注意到报纸上再没有出现过刘宁一同志的任何报道。又过了若干年,阿尔巴利亚二号人物谢胡被该国党中央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以“反党集团头子”罪干掉,怎么也没想到他在我校学习的“反帝反修”的“经验”竟然被别人反弹琵琶,用到了他的身上!

  3.3、我的第四张大字报

  8月上旬,我校亲密战友“新华工”的革命委员会“诞生。消息传来,”新湖大“上下一片着急,因为我校在文革中事事不落人后啊,怎么校革命委员会这么难产呢?原来是经济系梅子惠、贾培培两位”老造反派“挑头成立了一个取名”红八月“的跨系垮班的组织,其成员不足80人,他们持”钢派“观点,从而影响了全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他们这种做法无论放在全国大气候下和我校具体环境下看,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谁知没过几天,校”临委会“二把手谢邦柱同学发表了一篇大字报。其引言是:“你要怕狼吗?你就别到森林去”!正文大意是说我校钢派在对时局的看法上不少观点是对的,我校“钢”“新”双方应重新“联合”。这纸声明无视武汉革命造反派分裂的历史原因,更无视我校造反派一直团结战斗的事实,貌似公允公正,实则纵容了我校极少数人闹分裂的行为。这张有可能造成我校再次陷入派性混战的大字报,引起了我强烈的反感。因为我一心盼望的,就是安定后复课,主张他们放弃争权夺利的私心,主动“归队”,促成校革命委员会早日建立。尽管谢邦柱同学与我同系,他还是造反初期“八.三一革命队”的老领导,对我一直也很不错,我还是忍不住评论欲望,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长达六千6000多字的大字报:《驳谢邦柱》!落款署名“会六五一'同心干战斗队'评论员”。

  这篇大字报由杨奉祥和另一位毛笔字写得好的原保守派同学李祥瑞花了两整天合作抄写,我仍然请马铜铃同学写标题与落款。标题设计是,蓝色排笔字单独写个“驳”字,在下面用黑色排笔写上“谢邦柱”三个字,最后用红色排笔字写出署名,既显得严肃大气,又体现了爱憎分明。仅凭一张大白纸只写个标题、落款就足够醒人眼目,再加上指名道姓地批评全校二把手,因而引起了全校轰动!有一天,带我写作指导课的彭澄老师遇到我问,“那张大字报是你写的吧?”?因大字报落款注明了“会六五一”,故彭老师有此一问。我回答了个“是”。彭老师接着说:“我估计就是你写的,除了你,别个同学还真写不出来!”听了这句话,我的心情如同彭老师在课堂上把我的作文当范文读一样,又高兴又有点羞涩。还有一次,我的好友会六五三班的宋秉生同学揽着我的肩膀说:“那篇大字报好有趣呀,不是驳人家的哪些观点,而是叫驳谢邦柱!”!听他当面夸赞,我没好意思告诉他那正是我的“大作”。那篇大字报的题目,其实是学习《人民日报》前几年的一篇《驳邦迪》的评论员文章而来(邦迪是一位英国外交官员)。谢邦柱同学一定看到了这篇大字报,也可能猜测得出是我写的。因为我在“八.三一革命队”写出署名“劲松”的《致马兴林同学一封公开信》大字报后,他不仅高兴,而且还取笑我:“你长这瘦,还想当劲松!”!对这篇大字报,他没有回应,颇有大哥风度!

  这是我文革中写的第四张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

  在反复协商无果的情况下,由于该组织人数太少不足以左右大局,“新湖大革命委员会”于11月3日还是成立了。成立之时,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出席,《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均在头版报道,全国各大群众组织发来贺电。这些贺电我校都用红纸抄写出来贴在大字报棚。当时全国造反派内讧的现象多已存在。我发现在张贴出来的贺电中,既有“四川八二六8.26”和 “重庆反到底”的,也有 “红卫兵成都部队”与“重大八一五8.15”的。在“红成”“八一五8.15”贺电文后,有人留言讽刺“新湖大”竟与这类机会主义者为伍!

  校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计统系龙铭鑫同学担任主任,我系谢邦柱同学、张维荣老师、原校党委书记赵抱一等任副主任,彭勋和各系革委会主任都是常委,据说还给钢派“红八月”留了一个常委和委员的名额,只待他们回心转意后来上任。这样的处理,照说既紧跟了形势又还算合理。

  现在再来评论当年的“钢”“新”之争,真是回味无穷!“钢派”的主要头头重蹈覆辙挑起事端,固然不对;“新派”那么认真地反对“以我为核心”,想在即将建立的省市权力机构中与对方平分秋色,岂不也太天真?上面一句“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就把所有的造反派忙得屁颠屁颠的,帮着毛泽东起哄,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岂不既愚昧又可悲?连刘、邓、陶、彭、罗、陆、杨、贺龙、谭震林、王任重、张体学那些长期跟他并肩战斗的战友或枪林弹雨中追随的老部下,他认为你“修”就“修”了,说你“走资”就“走资”了,你们这些“奉旨造反”不到一年的底层群体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能够去“夺权”,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再说,什么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有没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度量标准?这个虚拟的标准掌握在谁手里?我当时怀着造反派顺利大联合建立革委会后就能“天下太平”的良好愿望,伸申张“新派”观点,看似心无邪念,其实也“二”。因为这种有革命群众组织参加的“三结合”班子,本身就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一种“逗你玩”的手段,我却偏偏“捡根棒槌当根针”,不亦是太傻太天真了吗?放眼全国各地数百万个大小单位,有哪一个当年进入“三结合”班子的造反派在以后能够幸存下来?

  可叹武汉的“钢派”“新派”的众多头头们,在这种派别斗争中互不服气、互不相让、互相攻击的结果,给了手握实权的军人和“革命领导干部”更多的把柄和借口,日后成为把他们更快地一锅烩的理由。

  就我所知,武汉地区两大造反派的鹬蚌相争,以“文斗”为主,没有造成丧人性命的武斗。须知,在当时不仅造反派有内讧,还有不少单位造反派持有从保守派手中在收缴原保守派手中的在收缴原保守派手中的收缴回来的枪支。就是在内外矛盾交集的情况下,也未出现前期武斗频频、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局面。

  我校“临委会”尽管持“新”派立场,但保持了应有的克制,既没有煽动群众狂热地投入内战,也没有参与社会上的抢枪活动。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彭勋讲话说:“对于街头上出现的'油炸彭油嘴''杀鸡(机会主义)煨汤'之类的标语,同志们不要当回事,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更不要针锋相对地去刷'杀猪宰羊'的标语回敬。”。“猪”者,影映射“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羊”者,与“钢二司”司令杨道远的杨姓谐音也。

  十二、幻想,在“斗、批、改”中破灭

  1.1、在“二批”中我的灵魂震撼

  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标榜文革的程序是“一斗、二批、三改革”。武汉地区在“一斗”中斗倒了王任重、陈再道这些“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虽然“钢派”“新派”仍在一争高下,毕竟没有像四川特别是重庆的 “八o一五”派和“反到底”派那样打得炮火连天破坏了秩序安定,因而各单位还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形式上进入了“二批”程序。

  在武汉“七.二〇O事件”后享受中央大员和首都百万民众隆重欢迎、“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到毛主席身边”不几天,却被毛主席送进了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据说,王力写的一篇《红旗》杂志社论宣扬了“揪军内一小撮”,毛在上面气愤地批了“还我长城”四个字,大骂是“大毒草”!另一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当即陪斩,戚本禹倒台也是早晚的事。一时社会上流传着“王八七”的称呼。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既瞠目结舌又暗中好笑。“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发明的么?《五.一六通知》中“一大批混进党里、内政府里、内军队里和各个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何如何等,不是我们人人都会背诵的“最高指示”吗?是军队里有“一大批”的提法严重,还是有“一小撮”的提法严重?彭德怀、罗瑞卿、贺龙哪个不是“长城”?他们一个个被“揪出来”与王力有什么相干?被拆毁的“长城”王力有责任去“还”吗?想是这样想,但“鹦鹉前头不敢言”,只能闷在心里。

  “王关戚”中的戚在以后新闻报道中列念完一长串首长名单之后,被记者意味深长地单独加了一句“还有戚本禹同志”。据说,毛泽东还想“观察”一下。没过多久,戚本禹也在毛泽东“观察”的目光下,押进了秦城监狱。

  但在8月份,戚本禹还能命悬一线。他于4月份首次在《人民日报》公开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仍然是我们“二批”阶段的重要学习资料。这时对刘少奇的批判,除了毛在《炮打司令部》中点出的资反路线、右倾、形左实右外,又加上了“卖国主义”、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四大自由”等等。一直作为共产党员必读教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被诬蔑为“《黑修养”》,从中归纳出“驯服工具论”“入党做官论”“吃小亏占大便宜论”“剥削有功论”“读书做官论”、“群众落后论”等“黑六论”,要求革命人民“批深、批透,坚决肃清流毒”!总之,怎么能丑化他,就怎么丑化他,怎么能搞臭他,就怎么搞臭他。堂堂大国之国家主席,也被改名叫“刘少狗”了!古往今来独夫们整治政敌手法之下作,莫此为甚!

  8月份,《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中共中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又把早年牺牲的中共书记瞿秋白拎出来,与刘少奇结合一起批判。批判文章说刘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与彭德怀庐山《万言书》一唱一和合,刘少奇为彭德怀“翻案”,彭德怀在抗日时搞“百团大战”是“背着毛主席”,消耗了我军实力;瞿翟秋白是“叛徒”,刘少奇在安源出卖工人利益,后来一贯包庇叛徒瞿秋白。为了形成革命大批判高潮,我们系成立了好几个专门写作班子,我们班由已担任班领导小组成员的许科甲同学和我组成了一个写作小组,系革委会要求我们限时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批判文章。为此,还给了两份“绝密”材料叫我们参考,一再嘱咐这两份材料要严格保密,不得外传。

  这两份“绝密”材料,一份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写给毛泽东个人的一封不足5000字的信,一份是瞿秋白就义前写的《多余的话》。前者被当局耸人听闻地说成是“反党万言书”,后者被诬陷为“叛徒自白书”。不看这两份内部“绝密”文件便罢,一看使我的革命观和文革观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1959年,面对毛泽东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瞎指挥造成国民经济岌岌可危的局面,在党的最高会议上,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的彭老总怀着急欲纠正错误政策的责任感,向党的最高领袖写了这封信。信中一方面按照党八股写法先肯定了前段工作“成绩”,说在全民炼钢铁中,虽有物力、财力和人力浪费,“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也是有失有得的”。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存在的问题:“1.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2.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最后建议“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就因这封信,1959年彭德怀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头子被罢官,1965年被毛泽东当着发动文革的由头,文革中又被毛、江抛出来交给毫不知情的“革命小将”批斗折磨拷打,中央高层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加以保护。在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我因亲自见证了刘少奇“三自一包”政策的实惠,对姚文元攀扯刘彭而不忿,看了彭德怀的“万言书”后,我更了解了历史的真相,更对毛泽东抓住文中“有失有得”这个枝节问题大做构陷文章的卑鄙做法不耻!读了“万言书”,使我懂得了什么叫颠倒黑白强词夺理!什么叫一言堂个人专断!

  读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给我带来的则是心灵震撼!

  此文“代序”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仅此一句开头语,就扣人心弦,一下子使我产生了高度共鸣!

  瞿秋白的“话”没有一句否定革命和斗争,没有一句出卖组织和同志,但从原来只想当一名“教师”,却因“历史的误会”,、“ 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的人生回顾,使我感到他有悔不当初、误入歧途之憾;从“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到“ 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等句,我认为他感到在这个“组织”中是怎样失去自我,缺乏信任和安全;从“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到“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等句,我看到了他坚决不作烈士状的诚实,对“革命”奉行的斗争哲学的深刻厌倦,和对“什么什么主义”的嘲讽!

  这是一份多么凝重的人生总结啊!这是一篇多么坦诚的心灵独白啊!常言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盲从盲信的年轻人,瞿秋白临终时的肺腑之言多么富有鉴戒意义啊!当我一个人暗暗地读着这篇“要求保密”的文字时,我觉得像我这种和瞿秋白一样“软心肠”的人,无论如何难以适应“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路线斗争,也从事不了血流如水、积尸为山的阶级斗争。细读全文,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此刻在我心目中辉煌不再,革命造反派的光荣称号,也不是一顶什么金色的王冠。我仿佛醍醐灌顶,感到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了!

  思考的结果自然是,对这个写一篇有分量大批判文章的任务,坚决拒绝!我没有胆量公开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但绝不能向伤痕累累奄奄待毙的刘少奇、彭德怀身上再撒一把盐!许科甲同学没有怎么看这两份材料,他本来也不感兴趣,加上系革委会也不过是做做样子,此事也就算了。文章虽然没写,但我从内心里感谢信任我的系领导,因为他们使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小块被严密封锁的历史真相,看到了被谎言层层包裹的真理。也许,正是从那时起,革命、造反这些观念,从我脑海中慢慢淡出。

  2.2、“个人迷信”在盛行泛滥

  在“天天读”“学习讨论”的单调枯燥的节奏中,进入1968年。那时,我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赶快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待局面安定后,能再扎扎实实地读一年半书。不然,四年大学时光就算白白耽误了!

  在我们的企盼中,元月20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那时成立各级省、地、县革命委员会,都要召开盛大的群众集会,都要以“成立和庆祝大会”的名义发一封给“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致敬电”》。“《致敬电”》的格式一般都先“深情缅怀”毛泽东在这个省、市光辉的革命活动和无限关怀,再极力“赞颂”毛泽东怎样带领这个地方的革命人民开展文化大革命夺了“走资派”的权,最后向伟大领袖献上“忠心”,表示要怎么怎么的拥戴、紧跟、夺取新胜利等等。其言语之肉麻兼空泛、阿谀且虚假,非亲眼阅读者难以领会。为了使后人了解毛泽东是怎样慑服人心,一步一步走上没有皇帝称号的皇位的,笔者不嫌麻烦,在这里抄录“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给毛伟人“《致敬电”》的最后一小段以饗读者:

  “敬爱的毛主席呵!龟蛇山上的青松当笔,写不尽我们内心的激动,长江的流水当墨,写不完我们无限的幸福。您老人家最最关心我们武汉三镇的人民。我们---江城的儿女也是最最热爱您---我们最最伟大的英明舵手。现在,金太阳在我们头顶高照,《东方红》的歌声在三镇上空激荡,我们千万颗赤红赤红的心向着天安门,再一次怀着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心情,敬祝您---我们最伟大的导师、最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统帅、最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文辞如何?马屁拍得的响不响?比当今周小平王兆山花千芳那类语无伦次谎话连连的小文人的水平要高多了吧?

  武汉市革委会成立了,湖北省革委会的成立当然也指日可待了。对于省和直辖市革委会的成立,方方面面肯定更重视些。《人民日报》除了发消息外,还要刊登”《致敬电“》,更要发表一篇代表中央表态的”社论“,以证明这个新生的权力机构是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可的,授权的,是合法的。这些”社论“的标题既要体现地方特色,又要振奋人心,对喜欢文字的我来说,相当富有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如《辽阔中原奏凯歌》《华北山河一片红》《春风已到玉门关》《井冈岗山红旗飘万代》《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等等,一看就知道是为哪个省专门炮制的。我们基层”革命小将“对即将诞生的省政权,操不了大心,帮不上大忙,唯一的任务是用到处刷标语的实际行动为它的出生营造良好的革命气氛。那时刷标语的方式有所改革,可能因”促生产“促得的不太好,纸张有点供应不上,我们发明了直接用墨汁在墙上在马路上刷大幅标语的方式。有一次,我和杨奉祥一组,我提墨汁桶,他用大毛笔在红旗大道刷标语。在常规的”欢迎“”迎接“”庆祝“之外,我还揣摩《人民日报》将为湖北省革委会成立发表个什么标题的社论,就新编了一条”武汉三镇红烂漫,长江万里起宏图!“的标语。没想到,在2月上旬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民日报》配发的”社论“题目正是《长江万里起宏图》!为此,我还暗暗得意了两天。

  3.3、”红色政权“建立后我校的维权游行请愿

  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用毛泽东的话说,该从”天下大乱“进入”天下大治“了。其实不然,恰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亲自目睹了一件小事和经历了一件事关全校的大事!

  有一晚下半夜,我和我班三、四个同学在校园搞安全巡逻,在校办公楼右面土路的旁边,发现一个人蜷卷缩在地上。听交班的说,他是小偷,挨了打。我们有个同学用脚踢踢他的腿,他没什么反应。当时天气寒冷,我们也没有管他。后来打听到他死了,是打死的还是受伤后冻死的?无从判断。学校第二天到当地派出所报告了,问怎么处理。警察回答,没人来找,你们就出点钱火化算了。那年头,死个普通人像死只小鸡那样,真不被人当回事。

  一件大事是这样的:春节期间,我校把毛泽东以前所有未再出版的旧文章、旧诗词收集到一起,印了一本《毛泽东思想万岁》的红皮厚书,全校师生员工人手一本,引起社会各界企羡。在那个对毛泽东个人迷信极盛的年代,也许是”物以稀为贵“吧,毗邻我校的华师一附中几个中学生晚上到我校图书馆去偷这本书,恰被我校武装巡逻的工人民兵发现,喊叫他们站住,他们不理,一工人开枪误中一个学生腿部动脉,抢救不及,这名学生不幸死了。这的确是一件难以料到的伤心事,我校革委会也专门与学校和死者家庭沟勾通,但愤怒的中学生不理不饶。无论白天晚上,这所中学的学生公然纠集一帮一伙的到我校打砸抢。他们不仅抢了图书馆,砸了学生食堂的大锅,还手持木棒到各学生宿舍搜索”杀人凶手“,对堵在寝室内的同学像对待俘虏一样进行审讯和殴打。可怜全校白面书生,不知是不敢拦阻呢还是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有几天竟全校集体避难于校对面蛇山,在小饭馆里买饭吃。在这闹腾的十多天里,学校多次向有关部门汇报,要求协助处理误伤打死人及制止中学生胡来的问题,但一直无人过问。迫于无奈,在3月5日这一天(又是学雷锋日),校革委会组织全校同学喊着”人民军队应该保护人民!“”保障大学生人身安全!“”省市革委会有责任维护社会秩序!“等口号,列队徒步游行到设在汉口的武汉省军区警备司令部进行请愿和静坐!请愿多日后事态方才平息。

  这种在旧社会也没有听说过的荒唐事,却发生在新生的”红色政权 “成立之后,真是亘古未闻!一些未经历过文革的人,总爱大赞文革如何如何好,羡慕”造反派“如何神气。”新湖大“该是全国著名的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吧,有几人知道全校师生在省、市、校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也过了这样一段提心吊胆屈辱的日子?

  5.4、”杨、余、傅“事件后的普遍心态

  1968年5月初,我校师生奉省革委会之命到襄阳地区宜城、光化两个县”支援春耕生产“。一个月后,被匆匆召回,说是要投入反击为去年的”二月逆流“翻案的斗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回来后,听了一个林彪在一次高级军官大会上的讲话录音,大致明白中央又出现了严重的敌情,端出了”杨、余、傅反党集团“。录音中乱哄哄的,最后是毛泽东突然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代表,表示对”杨余傅事件“处理决定的支持。当毛泽东出场时,下面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万岁“声、,”拥护“声。

  后来学校又宣读了一份中央文件,才明白这个”反党集团“的罪行是:解放军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同空军政委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司令员吴法宪;杨成武同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控制公安部。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高层领导人在毛泽东那里接连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文件还讲了杨成武的另外两大问题,一是他不择手段捞取政治资本,叫写作班子写了篇”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绝对权威“的文章,他以个人名义发表不说,还亲自打电话到《人民日报》想刊登于《人民日报》头版,《人民日报》结果发表在第二版,他十分不满;二是有野心,想当总参参谋长。对杨成武的这两条罪状,毛泽东发话,”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何人?“还有,”他是想去掉那个'代'字哩!他是有野心哩!“除了这些具体的罪状外,另有”他们一伙烂透了,坏透了“等等笼统的指责。

  听了这个传达,我估计全校老师同学连惊讶的心情都没有了。什么你勾结我、我排挤你的,这些复杂的关系我们理不顺,记不清,从何处下手”反击“?”四个大树“叫嚷两年多了,现在才听出来有问题?什么”坏透了,烂透了“,从彭罗陆杨、刘邓陶王、王关戚到杨余傅,对哪一个下台时不是这样说的?揪出来的”烂透了“,没有揪出来的那些人,难道个个都白玉无瑕?

  在从大礼堂听完文字传达回到寝室的路上,我与知己欧本刚同学悄悄议论起来。我说:“没想到越揪坏人越多,看来还难搞啊!”欧本刚说:“你咬我,我咬你呗,与我们有啥关系?”

  十三、从“工宣队”进校到“造反派”整体覆灭

  1.1、“工人军人宣传队”来了

  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既没有给我们带来“复课”的局面,也没有使我们看见文革可能结束的希望,日子在无聊、企盼、颓唐的心情中一天天渡过。年青人天生就有渴求知识的本能,于是,学理工科的男生忙着买零件装收音机,学文科的男生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抄唐诗宋词练毛笔字,讲求实际的女同学则学习编织毛衣或缝纫。另一个普遍现象是,已进入婚恋期的男女学生中有不少人谈起了恋爱。我们班也不例外,本班男女同学中出现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四对恋人,其他同学也多有在外面谈的。

  这一年,根据毛泽东5月7日作出的机关、学校、军队、工厂各界人等都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指示”,全国各地办起了“五七农场”、“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文化艺术单位、高等学校需要“改造”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送去“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去了。

  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文章劈头就说:“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毛泽东发表的什么“最新指示”呢?姚文元介绍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工人阶级”凭什么要“永远领导学校”呢?姚文元论证道:“工人阶级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人阶级最仇恨一切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破坏国家财产,、阻碍斗、批、改的'打内战'行动,最讨厌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所以,工人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相结合,能够最有力地制止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最有效地解决种种所谓'老大难'的问题。”

  这篇以“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后盾的强词夺理的文章一出笼,无疑对以大学生为骨干的文革造反派敲响了丧钟,也使非造反派师生发出了当“臭老九”的哀鸣!

  过了两日,在没有任何征兆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数千名军人、工人组成的大队人马以制止武斗为名,突然包围和开进了清华大学,引起不知情的学生们的抵抗。当天深夜,毛泽东召见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及王大宾、谭源兰、韩爱晶等“五大学生领袖”训话。他像算命先生一样警告这批“爱将”说:“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此刻尚蒙在鼓里的蒯大富委屈地向毛泽东哭诉,要求揪出闯进清华园打伤无数学生的幕后黑手,一向温暖又慈祥的最高统帅当即脸色一翻,气壮如牛地说:“我就是黑手!”

  在这只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的“黑手”指挥下,全国各地大学无不驻进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所谓“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本身就是一个骗人的名称。像进入我们学校的“工宣队”,“队长”是一个把“趾高气扬”读成“扯高气扬”,把“胜不骄,败不馁”念成“胜不骄,败不妥”的约40多岁的半文盲,在工厂里可能当过车间主任或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或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职联合会”的头目,对我们训话时神气十足口水直喷,对知识分子的鄙视仇恨之情溢于言表。真正在幕后主事的是穿着军装的师团级政工干部,他们一般很少抛头露面。各班有一位对学生直接施行“再教育”的工人,军人一般坐在办公室,运筹帷幄控制策划。这支队伍来学校也不是搞“宣传”的,而是搞军管的!“工宣队”打着工人的旗号,实乃盗名欺世而已!像毛泽东这样高明的权谋大师,可能一万年也难找出一个!林副统帅却只把他吹捧为“五百年才能出一个的天才”,真是太低估他了!

  俗话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工宣队”来我校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垄断舆论。《新湖大》报》被停刊了,“《新湖大革命造反广播台”》更改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湖北大学革命委员会广播台”》这样一个既不伦不类又名实不副的名称,原来的播音员全部弃用,换上了运动初期在“六.二〇O事件”中在主席台上领呼“坚决镇压反革命”口号的一男一女任主播。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什么“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十六条规定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解放自己”,什么“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统统都是他妈的骗人的鬼话!在和平年代毛泽东对中国高等院校公然实行变相军事管制,比“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反动”!它不仅是无知对有知的强暴,是枪杆子对笔杆子的欺凌,还是强权对文明的践踏!它不仅摧毁了学术的尊严,也扭曲了人民军队的形象!伟大领袖此举不啻是在世人面前,自己对自己连扇了几个大耳光!

  2.2、“工宣队”宣传的“毛泽东思想”

  这支军民混编的队伍既然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来改造这所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大学,头等大事就是大搞个人迷信,用种种方式训导接受过传统正规教育的老师们和“受”十七年教育黑线毒害“的青年学生们,对伟大领袖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瞬时之间,大礼堂各个进岀口贴上了毛泽东各种姿势的画像,画像正下端剪一个大大的红色”忠“字,围绕画像两边贴满黄纸绿纸做的葵花。各学生宿舍也无不按此形式布置。与此同时,全校开始搞起了”早请示“、 “晚汇报”、“天天读”、跳“忠字舞”、做“语录操”活动。

  “早请示” “晚汇报” 起源于驻北京某厂军宣队介绍的治厂经验,受到了领袖的“批示”肯定,遂在全国推广。我们学校是这样落实的:早饭时各班排队上食堂,在食堂门口,在驻班工宣队员的带领下,齐刷刷地把随身携带的“语录本” 举过头顶,先敬祝“四个伟大” 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高喊“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工宣队员根据形势需要,指定几段语录大家齐声朗读,然后解散、吃饭。“晚汇报” 是睡觉前男、女生各自在自己寝室进行。我们班四个寝室的男生集合在“头” 所在的寝室,“头” 带着大家例行一套早上的举动,然后解散。开始我们搞时还十分慎重,时间一长,也就松懈了,甚至变味了。有一次,李祥瑞同学因上厕所迟到了,“头” 正儿八经地叫他“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李祥瑞规规矩矩地正对着毛画像作低头认罪状时,“头” 竟和几个同学一拥而上,要解他的裤子叫他“脱裤子割尾巴” 。“忠字舞”是以李劫夫创作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为伴奏曲,编排出舞蹈动作,要求师生员工都要跳。我们年轻人学得快一点,年龄大的老师教授可就惨了。有一次我和李玉华远远观看他们手忙脚乱、狼狈不堪练习舞蹈的样子,忍不住说了句“群魔乱舞”,李玉华作势要去“举报”我。“语录操”是把毛的若干条语录比如“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备战、备荒、为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依照神似或形似,编成一套八节的广播体操每天做。由于当时强调“忠不忠,看行动”,对这一套宗教仪式,我们可是当做“最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的。

  毛泽东的生活规律是白天一大半时间睡觉娱乐,当别人休息时他要“夜理万机”了。为适应他的习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高级领导不得不靠服用安眠药来调整生理机能,以保证他随叫随到。在工宣队进校后,学习和贯彻毛领袖指示放在“大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为表现出“贯彻毛主席指示不过夜,落实毛主席指示不走样”的虔诚,每当毛泽东有三言两语出来,校广播台总会当着天大喜讯播报,什么“红色电报传喜讯,北京城里传佳音”啊,大吹一番。接着,通知我们整队上街欢呼游行。其时,街上空荡荡的,居民早就安寝,我们敲锣打鼓呼口号的吵闹声除了打扰他们的休息,哪有一点意义?开头同学们还能忍受,以后再集合,各寝室干脆把灯一熄,把门紧闭,任凭工宣队员怎样在外面敲门催叫,也无人搭理。第二天,《湖北日报》必然要为他兴之所至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一篇“社论 “进行舆论导向。社论开头常常引用的一句唐诗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然后就是”高瞻远瞩“”洞察一切“”照亮了航程“”指明了方向“”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的老八股。一个七十多岁神志昏聩的老人,竟把八亿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国人民像三岁小儿一般玩弄得颠三倒四阴阳不分,可谓是世界一绝!

  “工人军人宣传队”进校后,校宣传队的节目也完全成了颂扬毛领袖的专场。像“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战士爱读老三篇”“金色的芒果闪金光”“解放军送来了红宝书”等等,纷纷出台。有一次,有一支部队宣传队到我校演出,竟把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排成大型歌舞,令人叹为观止!

  3.3、我校两派的“自我批评大会”

  这样闹腾了一阵之后,工宣队自认为毛泽东思想已经在我校普及了,就叫我校“钢”“新”两派的头头在全校大会上各自做“自我批评”,从“思想上实现革命大联合”。这时,工宣队早就实际上掌权,校革委会已经名存实亡,本来人数就少的“钢派”也没再活动,再开这个“自我批评会”纯粹是多此一举。但军令下达了,两派头头还非照办不可。

  头一天晚上,“红八月”的二把手贾培培同学代表“钢派”发言。自从毛伟人发明了“自我批评”这个词汇后,人人心里都清楚他本人并不信那个东西,也不搞那个东西,下面的人搞“自我批评”,纯粹是出于无奈或走个过场。贾培培自然也懂得其中奥妙。他“自我批评”了一些什么我忘记了,印象深刻的是,他大谈他们反对校革委会对“大好形势”的诬蔑,指责校革委会主要领导人不信任不拥护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是“反军乱军”。针对“红八月”与被武汉军区打成“反动流派”的“北斗星学会”的暧昧关系,贾培培辩解道:“我们与他们(指华工学生鲁礼安、冯天艾)不熟悉,也没有支持他们,我只在上厕所时碰见过鲁礼安一回”。贾培培讲了两个多小时,散会时,主持人宣布,明天晚上彭勋代表“新派”做“自我批评”。一听彭勋明晚发言,同学们顿时来劲了,我班朱芝华同学(她被选为系革委会委员)一再嘱咐我,叫我明天早早地去占位置,以便清楚地观看彭勋的“表演”!

  第二天晚饭后,我立即来到大礼堂,谁知前面正中早已坐满了人,我只好占了稍微偏一点的靠前边的一排坐位 。当朱芝华、项德芬、陈君艺及朱的男友马铜铃同学来后,朱芝华直埋怨我位置占偏了。那一天到会的人特别多,还有不少外单位的听众,气氛相当热烈。人们好像不是来看谁作检讨,而是来观赏一部“毒草”电影片。

  会议未正式开始就有故事。台上正中发言席的两边各有一长排会议桌和座位,我系革委会主任叶天放同学先坐在右边,其他新派头头坐在左边。当“红八月”的两个头头来后往右边一坐,叶天放见左边虽然已经坐满了人,还是端起茶杯气鼓鼓地站起来。当他往对面走去时,全场顿时爆发出了热烈掌声,对他“汉贼不两立”的精神予以赞赏!右边空荡荡的两个人与左边挤了十多个人相比,就像一架倾斜的天平。

  彭勋走上正中发言席后,神态自若地环视了一下全场,待会场寂静后宣读:“我发言的题目是,我的自我批评---兼评贾培培昨晚的发言”。彭勋发言的题目就够水平!你们不是叫开展“自我批评”吗?可以,但我不能给“新派”抹黑,我做的只是“我的自我批评”!另外还公开挑明,我不仅仅只做“自我批评”,还要公开回击对方的不实之词,评一评“贾培培昨晚的发言”!

  彭勋做了哪些“自我批评”我忘了,只记得他在“兼评”时,用不少事实证明校革委会领导人从来没有否定过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直拥护和支持曾思玉、刘丰同志的正确领导。他抓住贾培培说过的“我只在上厕所时碰见过鲁礼安一回”这句话,既尖刻又幽默地说:“华中工学院校园比我们宽,办公室比我们大,他们为什么不在华工办公,要挤到我校三号楼?是谁把他们勾引进来的?”他说到这里,扭过头去,双眼逼视着“红八月”的两个头头。略做停顿后,又转过身来接着说:“你们不仅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连拉屎都在一起!”这句精彩的反驳辞配合层次分明的形体动作,引起了全场热烈掌声和哄堂大笑!只急得那个“工宣队”队长走到前台,气急败坏地弹压说:“他是在做检讨,你们鼓什么掌?笑什么笑?” 这个“二”货,真还以为彭勋是在“做检讨”哩!

  绝没有想到,彭勋老师的这次发言,竟是他以正面形象与我们进行的告别演出!

  现在再回头评论贾、彭二人的舌战,令人感慨万端!文化大革命闹了两年,工厂停产,学生停课,社会失序,道德日下,死伤无算,民生维唯艰。像我们伙食,原来一份荤菜若不是肉类就发两个茶叶蛋,现在只能发一个;,1968年半年的布票每人只发2.7尺,远比以前的9尺少;,平时糕点就买不到,只有在过年时才发 “票”供应买到半斤京麻果和杂麻糖,形势好在哪里?贾培培引用毛泽东“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 的妄谈来攻击对方抹黑“大好形势”,怎么能得人心?莫说彭勋等人没敢“诬蔑”,就是“诬蔑”了,又错在哪里?再说“新派”不支持不拥护刘丰“,刘丰当武汉军区政委后,对”钢“”新“两派的确有”一碗水没端平“的言行,新派提点意见发点牢骚也属正常,这能扣个”反军乱军“的帽子吗?这位刘丰政委不也在三年之后就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死党“了吗?从另一方面看,彭勋借”北斗星学会“说事也没有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北斗星学会“是二十20多名大学生在1967年11月成立的一个组织,华工学生鲁礼安任会长。该会又自兼”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办了一份《扬子江评论》的刊物,发表了一些与主流舆论不合拍的独立见解(”北、决、扬“之称由此而来)。在舆论被钳制、言论不自由的状态下,”北斗星学会“很快被武汉军区宣布为地下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其成员大多被抓。直到1979年10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才判定:“北﹑决﹑扬”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不存在﹐ “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 “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予于起诉﹐先后释放。可见,彭勋当时说“红八月”与“北斗星学会”如何如何,也是人云亦云。

  可叹在面临“狡兔”既死“走狗”必亡、“飞鸟”已尽“良弓”应藏的严酷压顶而来之际,武汉“钢”“新”两派的领导人浑然不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危局,不仅缺乏同舟共济、抱团取暖的见识,反而徒做意气之争,为专制者所乘。此中教训,足为后来者戒!

  4.4、我参加的“清理阶级队伍”

  在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等一系列宏大理论指导下,参照毛泽东说北大“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精神,驻我校工人军人宣传队又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活动。

  在大学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独立王国”的判断下,这次“清队”把凡是在1949年前就有职业的党内外教工、干部都作为怀疑对象,由军人严密地统一指挥,全校组织若干个大型班子集中逐一排队,搞内查外调专案。每个专班有军人亲自掌控,要求抽调人员必须政治上可靠,办事能力强,互相不得交流专案对象情况,对外绝对保密等等,搞得神神秘秘,像做地下工作似的。

  我是我班唯一抽调到全校清查专班的人员。我所在的这个专班大约有四十40多人组成,究竟搞了多少人的专案一般成员不知道。我和经济系的年青教师徐某某一组,分给我们4名专案对象,到黄石,、江西资溪,、湖南长沙、岳阳,、湖北咸宁转了一大圈,调查了五、六个人。我记得在岳阳城的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一名四十40多岁的家庭妇女,询问她与我校某人有什么作风问题。那个女的家庭条件极差,她面有菜色,一直低着头,没回答我们。我与徐老师的分工是,他问我记,我兼管伙食住宿交通开支。在这一个多月的外调期间,我们顺带上了庐山,看了已被关闭的“八一南昌起义”指挥部大楼、到过长沙橘子洲、韶山、岳阳楼等地,算是搞了一次公款旅游。在著名的庐山和岳阳楼,都冷清清的,那个“仙人洞”比与我家乡的岩洞大不了多少,几栋老式楼房也引不起我多大兴趣,只是感到在这里彭德怀被整得冤枉。在江西境内到招待所食堂买饭时,买卖双方必须要用“毛语录”应答才能买到饭菜,搞得像我党地下工作者接头似的。从长沙到韶山新开通的专列是“1次”车,票价1.20元,一路上,年已30岁的女列车员带头大跳“忠字舞”,车厢里十分热闹。在参观毛泽东故居时,见他家有十多间大瓦房,他们兄弟每人有一间寝室,都架有蚊帐,外面一大片池塘,心想,这比我们老家的地主还阔气,不知他家划的啥成分?

  重点对象由校级专班审查,一般历史问题由系里的班子审查。有一次,我在系门口看见彭澄老师往外走,正欲像往常一样打招呼,谁知他头一低与我擦肩而过。原来,他刚接受系专案班子盘问出来。这种草木皆兵处处有敌人的“清队”,不仅使教师员工极度恐怖,也伤害了青年学生的感情,在批判了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后,全社会又泛滥开了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一次,我与女朋友赵菊荷谈心时,她对我说,看来在旧社会干啥都不好,还是当个农民最安全。我心里想,是的,人人都不能为自己谋生,全天下人只配为他一人活着!

  外调回来后,听到一个噩耗,我校唯一的最高行政领导林山副校长卧轨自杀了!那个个头不高、戴着眼镜睛、见了学生总是笑眯眯咪咪的学者型领导,为什么要自杀?那个无论是保守派当权还是造反派上台时都没有几张大字报的老革命,有什么理由活不下去?驻校“工人军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此竟无一字解释,还试图捂得严严的,师生之间根本不敢公开议论!据暗中流传的消息说,专案组根据他档案中找出的疑点,逼他承认在早年搞工人运动时,当过叛徒!听了这般议论,加之我参与搞“内查外调”的经验,我认为其中一定大有文章。可惜,去年别个单位一面不识的领导自杀了,我还有勇气写出一篇《江锋死于十字路口》的大字报,今年我们自己学校受人尊敬的老校长被逼自杀了,我和全校师生只能噤若寒蝉!从这个角度说,我校造反派已经整体“死”了!

  就在我校造反派整体“死”去的同时,那道“红色电波”传来了一个善良的人们可能预料又不愿面对的“喜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思绪万端!啊,刘少奇,文革初为赞同你的“三自一包”,我反感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因在北京见到你,我喜滋滋地写信告诉家人;为被你的“资反路线”打成的右派师生鸣不平,我当上了“文革造反派”。如今,你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开除党籍,我被“工人、军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阉割了造反精神;你随时面临死亡威胁,我整日活得颓废苦闷;你曾经是国家主席,我始终是小老百姓。我是该爱你,恨你,还是该同情你?

  多年后得知,对刘少奇作出那个决定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本不够法定人数,有资格与会的人员不足三分之一,另加来自中央文革小组、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局势的解放军机构的74人,才拼拼凑凑开了那个会来为毛泽东几年前“我伸出一个小指头就能打倒你”的独裁背书。在表决对刘少奇的处理决定时,只有陈少敏一个女同志未举手。满堂大员,真是“竟无一人是男儿”!

  十四、 “一打三反”:“文革造反派”的葬礼和我那被毁灭的初恋

  1.〔1〕、暴风雨前

  1968年,六三级大学生延迟一年后于当年7月分配了,六四级大学生延迟近半年后于年底也分配了,只剩下我们六五级的学生还留在学校。革命、造反、钢派、新派这些内容早已如潮汐退去,我们的心情像空旷的校园,显得荒凉而又落拓。校广播台按照官方的主旋律,每天重复播放着一首《满怀激情迎九大》的新歌,营造天下早已归心、只待新皇登基的喜庆,但同学们已经从两年多的文革实践中体会到,那些“伟大胜利”“辉煌战果”实在不值得我们期待。在与党的“八大”时隔13年之后,1969年4月份召开了中共“九大”,除了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外,没有更多新东西。我们“满怀的激情”就是伸着指头数日子,盼望能准时毕业分配。

  在政坛打斗已经远离我们的无聊日子里,私人生活领域不乏一些新故事。我们班的肖玉与曹瑛是来自同一座城市的俊男靓女,相恋已久。肖玉原是班团支部组织委员,在造反派兴起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没造反,当了保守派,以后有点消沉。这时,我班头批上京串联又头批参加“八.三一革命队”的向东向曹瑛发起了爱情攻势,向东是早年高中毕业从社会上考进大学的,生活经验相当丰富,此事一时议论纷纷。曹瑛与我一个组,我自然十分熟悉她也十分关心她的感情纠葛。有一天,我到女友赵菊荷寝室闲坐,她的室友朱芝华、项德芬、陈君艺正热议此事,她们都倾向于“肖曹恋”而不耻于向东“挖墙角”的小人行径。我的观点也相当鲜明,肖玉虽当过保守派,但对造反派同学没做过伤害,我班两派同学的私人关系一直还不错。在去年春天我们去宜城支农回来途经肖玉家时,城镇人口物质供应那样紧张,肖玉的姐姐还亲自接包括我和向东在内的十多个同学到她家吃过饭,向东现在怎么能干这种不友不义的事呢?文革站队与个人感情生活应是两档子事,赵菊荷也算保守派,我们相处得不是很好么?

  正当大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时,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在一起谈论这件事,朱芝华兴奋地报告了一个好消息:“没事了,曹瑛这次回家,是肖玉送她上火车的。”我傻乎乎地问道:“这能说明他俩定了吗?”陈君艺很精明地分析道:“那当然了!依曹瑛的性格,她若没拿定主意,能让肖玉送吗?”我一细想,觉得还有些道理。此后,果然风平浪静,肖玉的执着与舆论的压力迫使向东知难而退。(注:此时向东已复用文革前的原名,为维护其在他后辈面前的“尊严”,仍用他文革初期改的名字。同时,为了不打扰老同学们平静的晚年生活,亦有部分同学的名字做了技术处理,不周之处,望可能阅读此文的老同学见谅)。

  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一天,我又到她们寝室去玩,发现空气相当沉闷。细问之下方知,陈君艺闻听她在华中师范学院的男朋友王泰明因嫌她家成分不好,要同她分手。陈君艺眼睛红红的,三位同室女友也干着急。陈君艺与赵菊荷是老乡,虽然家庭成分不好,按党的政策,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呀!况且,陈君艺平时很注意要求进步,与我们班另外两个家庭出身差的男生相比,对政治学习和运动积极多了,男方凭什么背信弃义看不起人?见陈君艺难受的样子,我问她打算怎么办,?她默默无语,这更激起我相助一把的同情心。那时我还不认识王泰明,到华师找他劝解显然不可行,于是我就说,我帮你写一封信,向他讨个说法!陈君艺露出感动的模样,其他三人也一致赞同,因为实在是别无良策了。第二天,我以她的名义写了一封不卑不亢的情书,叫陈君艺抄一遍给王泰明寄去。不久,他俩终于重归于好!以后每有王泰明写给她的信和情诗,陈君艺也主动地拿出来让我欣赏。

  在漫长的夏季,呆在学校也无事可做,我和赵菊荷打点行装,南下柳州到我姐姐家、北去枣阳到她乡下姨妈家舅舅家(她父母已故)各玩了一次。那时物质条件差,双方亲戚家可都是热情款待。在枣阳玩时,她姨妈羞我不该跟她一样叫赵菊荷的乳名,我俩和她舅舅的两个女儿一起坐在场院的凉席上辨认哪是北斗星、牛郎星、织女星,和舅舅一起赶集割肉,和舅母一起包韭菜鸡蛋饺子;在柳州有次我们夜逛鱼峰山公园回来时迷路了,我姐姐姐夫着急万分等等,都使我们玩得相当开心。在柳州时,我写了一首七律一首七绝以志纪念:

  柳州

  久闻柳州好风景,

  今日畅游吾逢辰。

  鱼峰秀丽连天外,

  柳水蜿蜒拍山行。

  大桥飞架业绩壮,

  高楼耸立市容新。

  喇叭讴歌东方红,

  山城齐颂造福人!

  晨观峨山

  平地拔起直入天,

  峥嵘巍峨势不凡。

  旭日跃海红一抹,

  石奇峰秀分外妍。

  柳州文革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过造反派“四.二二”。后来毛又要保韦国清过关,保守组织“联指”在省军区司令员韦国清的支持下,用武力对造反派组织“四.二二”进行过多次围剿和屠杀,我们看到的是“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的惨景。(据1992年北京权威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广西》一书披露,广西文革中被“无辜滥杀了8万多人”)但我只能歌舞升平、涂抹形势大好。赵菊荷看了后,用手指点着我的头,亲昵地说:“你呀,真会瞎编!”

  现在人们嘲笑周小平、花千芳是“五毛”或“自干五”,其实,我那时还不如周小平。周小平的颂歌写在网上,可图名可图利,自己还有办过黄色网站的积蓄吃。而我呢,只是为练笔自我欣赏或作个“到此一游”的留念,没人赏“五毛”,自己也无“干粮”可带,还颂歌声声,所为何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只能这样写,否则,“罪恶”更大!

  在9九月份,已从广州军区调往格尔木某基地的大姐夫途经武汉,专门到我校看望我,我和赵菊荷、有时还叫上陈君艺陪他痛痛快快地玩了几天。在我和赵菊荷送他上火车的候车室里,已是副团级干部的大姐夫哥问我写过入党申请书没有,?在那种动乱的日子里,谁会想这回事?我回答没写也没必要写。姐夫哥开导我,你傻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是党员,组织上怎么信任你重用你?我回答,反正我们毕业后工资是一般高,一年后都按时转正,重用不重用有啥关系?大姐夫说,你真幼稚!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党的知识启蒙教育。

  正当我们一心一意等候毕业分配之际,中国政坛又掀起狂风恶浪!

  9月底,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武汉“北、决、扬”问题的“九二七指示”》。该“指示”说,“北斗星学会”、“决派”是“地下组织”,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必须坚决取缔。”“《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北、决、扬”及与之有联系的人员马上又要面临一场无妄之灾!

  这年冬天,在全国人民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囚禁于河南开封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折磨死去,死时没有亲人陪伴,骨瘦如柴,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完全变形,其身份是“无业”,名字已被改为“刘卫黄”。

  也就在这年冬天,根据毛泽东“要准备打仗”及“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言外之意文科大学不必再办的一系列讲话精神,我校遵从省革委会的安排,迁到荆门县境内,原校舍很快被省市三,、四个单位瓜分。因为在乡下找不到够住的房子,学校一分为二,相距三十30多里,我们财会系与计统系作为分部搬迁到漳河水库边的一个废弃的林场。

  所谓“林场”,只是“大跃进”时期遗留下来的几栋徒有四壁的旧平房,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没有床,连厕所也没有。我们去后,现割茅草铺在地上当床。全系二百200名学生加老师、工宣队员就住在一长栋平房内,除工宣队要“办公”住得的宽松一些外,学生宿舍不足十10平米像排竹子似的住十个人,挤得的连睡觉翻身都困难。去后我们现挖坑围上芦席当男女厕所,在水库边垒石头架上锅烧开水喝或烧热水洗脸洗澡,烧水的燃料是我们自己从山上砍回来的枯树枝,标明我们毕竟从“类人猿”进化到了会用火的“文明人”。每顿饭不仅没有肉,连青菜也不多。这样的“大学”莫说比不上抗战危机时的西南联大,就是连“万恶的旧社会”的乡村私塾小学都比不上!乡村私塾小学尚有老师,还会教学生读书识字。而我们这所所谓的“大学”,没有老师,没有书本,只有监管我们的工人军人,学生唯一的任务就是“改造思想”,就是“炼红心”!在20世纪七十年代初,把中国大学糟践到如此地步,不知是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又一“丰功伟绩”!

  社会是混乱的,生活是昏暗的,心情是沮丧的,但我们的口号必须是革命的,态度必须是乐观的,对工宣队必须是拥护的。在我们班办的庆祝元旦的墙报上,我发表了记述学校从武汉迁到漳河的组诗《旅途的欢歌》,三首诗的题目分别是《告别武汉》、《船泊岳阳》、《车过荆沙》;在欢度春节的墙报上,发表了组诗《漳河生活散曲》,两首诗的题目是《砍柴》、《烧水》。后人如果从研究我这个当事人亲自书写的这些“现实主义”诗歌中,一定会得出亲身经历者也不容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当时的大学教育就是好、当时的人民就是幸福这些结论。诸君若不相信,请看我笔下的漳河生活:

  〔一〕砍柴

  腰间系着一根草索,

  手中握着一把砍刀。

  朝着深山密林我们进军,

  嗬,无际的群山到处是宝!

  不怕乱石把鞋底戳穿,

  不怕树枝把衣服划破。

  喝令荆棘闪开一条大路,

  我们砍了一捆捆柴禾!

  到哪儿去寻找劳动的幸福?

  到哪儿去承受战斗的欢乐?

  “向光辉榜样金训华学习!”

  深山密林中响起豪迈的口号。

  干啊,活着就要拼命干啊,

  砍啊,众志摧得万山倒!

  假若敌人敢来窜犯我亲爱的祖国,

  咱也就这样狠狠地给它一刀!

  〔二〕烧水

  依山傍水燃起一堆烈火,

  在上面安放一口大锅。

  汲来清清的漳河水呀,

  我们用它来洗脸和解渴。

  火焰熊熊烧掉思想上的污垢,

  开水滚滚恰似心海的波涛。

  啊,新的课堂、新的老师,

  啊,火热的年华、火热的生活!

  红色的火焰在不断地跳动,

  多使人想起长征路上的篝冓火。

  突然,我觉得烈火不是在烧水,

  而是在锻造红心颗颗!

  在七十年代第一个春节,各班都开了个营造喜庆气氛的文艺晚会。之前,我根据《人民日报》刊登的宣传一位农村生产队队长王国福事迹的长篇通讯《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写了一首250行的朗诵诗《王国福赞》。在我们班的春节晚会上,由我和郭贵秀同学担任男领女领,欧本刚、李祥瑞、饶丽英、曹瑛等人参加,进行了诗朗诵表演。诗的第一段是:“女领:迎着雨啊迎着风,一株青松郁葱葱!男领:迎着风啊迎着雨,一面大旗火样红!众合:王国福!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无产阶级的新英雄!”表演时,个个情绪饱满,精神抖擞,诗作不咋的,还富有感染力,同学们反响不错,住我班的工宣队员老王很满意。对我班首次自创自演的成功,女友赵菊荷也很高兴。她在事后与我谈心中,羞涩地告诉我一个秘密:有一次她与财六五的女同学朱颖在一起悄悄评论全系的多对恋人时,朱颖说她与我是“最好的一对”。

  2.〔2〕、平地恶浪

  谁知平静而祥和的春节刚过,一场对知识分子和文革造反派的大围剿不期而至!

  一天,从学校总部来了一个工人一个军人,在两系师生大会上宣读了几份中央文件,要求我们紧急行动起来,开展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开展“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来人还做了严肃的动员,对如何开展这场意义重大的斗争作了部布署。为了防止各班原领导小组有坏人(暗指造反派头头)操纵运动,会上宣布校革委会掌权时成立的原领导小组一律解散,各班在工宣队主持下重新无记名公选领导这场运动的小组。

  我班在重新选举这个“领导小组”时,许科甲、我、刘春生三人的选票进入前三,成立“三人领导组”。除许科甲同学是原班上“革命小组”成员外,我和刘春生同学都是第一次担任班上的“头”。对当“头”我没有多大兴趣,但得票第二证明了我的群众关系还不错,班上同学不管原来是保是造,总体上对我比较信任。

  对这场来势汹汹的“一打三反”运动,尽管上头说的敌情很严重,是一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经济犯罪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我们班原来属于新派的大多数同学与“《北、决、扬”》扯不上关系,少数保守派同学与“《北、决、扬”》更没有关系,到哪里去找与苏修美帝勾结、遥相呼应并乘机蠢动的“反革命分子”? 至于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罪行,同学们大都穷得的梆梆响,班上一分钱的公款也没有,没有一个人能与外界接触,谈何“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但四十40出头的老王认为我们的认识太单纯,跟不上形势,亲自组织全班同学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要求革命群众大胆揭发反革命分子言行和经济犯罪行为。

  中国的事情真奇怪,不几天,住在另一房间的以原一组为班底的同学果然发动起来了,揭发出了一个“经济犯罪分子”田光荣!田光荣同学是班上原团支部宣传委员,是我们一同头批赴京串联的老造反派,家中经济条件差,是不折不扣的“贫下中农子女”。究竟是谁第一个站出来揭发他的,始终是个谜迷。待我知道这件事时,那个房间已闹开了,还对他面对面地进行了质问。这事过了一天,老王召集“三人组”开会。他先喜滋滋孜孜地说,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很好很好,后又严肃强调,田光荣不认罪,领导小组要站在运动前头,引导运动深入发展,必须全班集中开会,进一步揭发斗争!

  在老王的引导和压力下,全班接连开了三次会。第一次会公布田光荣的罪行好像是,他们一组的废报纸他悄悄地收集一起卖了,谁谁的饭票被他偷了,他还捡了些啥便宜等等。对这些指控,田光荣一一否认。于是,除了他们同一房间的人当面质问他那几件经济案件外,不少人教训他要端正对运动的态度,对党和人民坦白交待!这种“打态度”的发言,虽然措辞严厉,但仅仅是虚张声势地表明个在“紧跟”的态度,杀伤力并不大,被批斗者一般也能够理解发言人的苦衷。唯有原二小组牛庆元同学,撕破了脸面,用蹩脚的普通话像乡下训斥“五类分子”一样,高声警告田光荣必须低头认罪,除了承认已被检举出来的问题外,还要老实交待暂时没有被检举出来、革命群众已经掌握的其他经济问题!其讲话口气之硬、火力之猛,出乎人们意外。

  第二次全班逼供大会进行到一半时,田光荣终于“认罪”了。全班同学似乎打了个胜仗,终于松了一口气。最后老王作了小结,肯定了我班运动取得的成绩,并告诫大家不要陶醉,还要深挖,使运动向纵深发展。

  孰料没过两天,田光荣对其罪行又否认了!于是,召开了第三次全班大会。这次会议气氛十分义愤,发言一个接着一个,众口一词地反击田光荣“搞翻案”!“大反扑”!“垂死挣扎”!“死心塌蹋地对抗运动”!好像不把他打成一个犯罪分子,就白白耗费了大家多日来的心血和关怀似的,牛庆元、章尔连及个别女生更是义愤填膺!我心中虽然对田光荣满怀同情,但由于“历史的误会”,已经被选为“领导成员”,也只能像瞿秋白那样“勉强做着政治工作”,发言要求田光荣把问题讲清楚,不要无视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单单一口否认。其实,我这个发言既是违心的,也是站不住脚的。这几件事情,对田光荣来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他怎么讲得“清楚”?可惜在国家机器操纵的这部绞肉机中,一旦有痞子、投机分子带了头,其他人还必须卷进去帮忙,无论是杀别人或是保自己,容不得你置身度外!中国人啊,在以“革命”的名义开展的政治运动高压下,什么样的丑态做不出来?有些人说文革时期社会风气好,道德水平高,不知他愿不愿意生活在这种公权力教唆的人整人、人斗人、根本不讲法律不讲常识不讲道德不讲良心的环境中?

  在运动要向纵深发展的严峻形势下,我班从“七二〇O事件”后一直在武汉市中学中学红代会办小报的万学华同学被弄到校总部隔离审查去了,系工宣队宣布樊令文同学参与了社会上的抢枪活动,也需要重点审查,全班为此还开了一次审讯会。

  一天,老王又召集“三人组”开会。他说除了审查樊令文外,据有人反映,还有几个人也有问题。他一口气点了三个人名,一个是吕佰鉴,一贯占公家便宜,还吹捧过宣扬封资修的反动小说《红楼梦》;一个是牛庆元,有人反映其手脚跟田光荣一样不干净,与田光荣性质相同;再一个是马铜铃,喜欢抄写反动诗词。他说,你们不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揭发批判?说这个话时,他那一双倒三角眼闪射着毫不遮掩的逼问光芒,我心中不由打了个寒颤!

  吕佰鉴是非团员,自上大学后一直与我同组同室,在入学初评助学金时故意摆穷,在指标有限的情况下,硬要吃头等助学金,令我这个主持评助学金的团小组长十分为难。虽然以后不得不迁就他了,因还有条件更差的同学被挤下来了,全组同学都对其不齿耻,再加上他有个尿床的毛病,对他的普遍评价是自私又无赖。他对《红楼梦》的人物也的确发表过若干看法,如薛宝钗比林黛玉好等等。但要说他是“反革命分子”或经济犯罪分子,我认为真还够不着。

  马铜铃是原一组团小组长,文革后搬入我们寝室,早期造反时一度退出过“八.三一革命队”,我俩在长期工作中生活中相处得都很好,他的女友朱芝华与我的女友赵菊荷关系也很好。再者,全班大多数同学都抄录过唐诗宋词,那又算得了啥事?我心想,老王搞马铜铃的目的,无非是想牵出当过系革委会委员的朱芝华。

  至于牛庆元,我们是来自一个县的高中同学,他对人对事是喜欢上纲上线毫不留情,在高中阶段他就曾检举某同学说了一句“从山上下来的土匪”是“诬蔑山区的贫下中农”,在教政治经济学的肖老师组织“如何看待大跃进运动”时发言认为“那时人欢马叫形势好得很”,一贯左得的厉害,学习成绩一般,群众基础也差。若是为卖几张废报纸就整他,我也抹不开情面。

  会后,我与许科甲、刘春生交换了看法(刘春生与牛庆元同组),他俩与我的看法大致相似。组长许科甲说,有人要贴大字报我们不阻拦,要叫我们组织人写,我们怎么组织?

  这样拖了几天,老王突然向全班宣布,为了彻底查清樊令文的问题,由我带队把樊令文弄到离林场有一里多远的农户隔离审查,审查期间,都不许回来,由黄福才同学送饭去吃,为不削弱领导力量,牛庆元进入班上运动领导小组。当时,把重点对象弄到农户办专班审查是常规措施,于是,我和另外两名同学与樊令文四人卷起铺盖到农家办专班去了。

  在那户农家,我们四人在堂屋打地铺睡,上午审问樊令文,下午睡午觉后我们三人可就近活动,樊令文做自我检查,反省问题。樊令文入学后就与我同组同室,贫农成分,也是团员,我们同赴北京串联、共同造反,与我关系相当好。因身体结实,“七.二〇O事件”前被系里派去守卫过学校设在六渡桥民众乐园的宣传站。“七.二〇O事件”后同学们陆续返校,那段时间社会上发生过抢枪活动,我们学校整体并未参与,樊令文个人是否参与其中,我实在搞不清。樊令文说没有,我比较相信。但身为专班负责人,我还不能公然用感情代替政策,因此在共同审问时,我依然一本正经。有一次,他私下问我:“你给我说个实话,我究竟有多大问题?”看到樊令文痛苦的表情,我实话实说:“其实,我们来时,工宣队老王没有向我提供你的任何问题线索,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反正你有什么问题你说,没有的事莫瞎编。”我这样说,实际上等于暗示上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判他“犯罪”。之后,樊令文心中有数了,我们这个班子就干耗着。

  给我们送饭的黄福才同学来自鄂西大山区,非团员,身高约有1.66米,五官端正,爱打篮球,一手字写得的好,文章也不错,家里虽然穷,但自尊心很强。在入学初全市举行的万米长跑比赛中,他获第51名,只比能获奖的前50名差一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名落孙山”了。批判“资反”路线时,他所在的三组因团干多,大多数是“保守派”,他也没例外。后来形势一变,他痛苦得“神经”了几天,所以同学们有时开玩笑称其为“黄疯”,以后一直当“逍遥派”。因敬重其才华和骨气,我提前就为他写过一首诗《山鹰之歌》,打算在毕业分别之际赠给他。他风雨无阻地一日给我们送三餐饭,来后我们总是有说有笑,告诉我班上的新闻轶事。大约二十20天后,他来后话少多了,有一次还突然冒出一句“嘤鹦其鸣矣,求其友声。”。黄福才的反常表现不由令我生疑。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终于有一天,传来了班上贴出揭发我“反动言行”的大字报、也传来了我的女友赵菊荷很痛苦的消息!

  这些消息使我倍感震惊,也十分气愤!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老王指派我来负责办樊令文专班的险恶用心。一是像老毛指派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打倒“彭罗陆扬”那样,叫我忙于“螳螂扑蝉”;二是以充实领导小组力量为借口,让牛庆先这种“打手”好去带头整人;三是支使我走开后,他再搞“黄雀其后”。在五七57年反右时,有人因上一趟厕所,留下的人就能为完成任务把他商定为“右派”,何况我离开这么长时间,急于邀功的老王和整他人以自保的“同学”就不会在背后下黑手呢?想透了这一点,我立刻联想到鲁迅的一句名言:“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

  此时,我已经感到“一打三反”运动是冲着造反派来的,我反思自己的造反旅程,一是出于同情被工作组迫害同学的正义感,二没贴过出格的大字报,三没有打过人整过人,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对我的“反动言行”也不很担心,因为我自信我没有“反动言行”!只是感到人格受到侮辱,老王实在卑鄙,猜测哪几个人会揭发我的什么“罪行”。最为担心的是,女友赵菊荷在这想象不到的打击下该多么难过!

  在愁闷的日子里,我不由得唱起京剧《沙家浜》中郭建光的一段唱腔:“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不由我心潮起落似长江……”,来抒发五味纷杂的情感,分析“对岸”响起的“数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想到女友赵菊荷遽然面对压力只能独自承受时,又转唱《洪湖赤卫队》韩英在狱中的唱段:从“秋风阵阵吹进窗”起句,到“望断云海思念长……但念同志如今你们怎么样……”直至结尾“莫难过,莫悲伤,赤卫队员百炼成钢百炼成钢,我们是燎原的烈火,要把那强盗和豺狼,都烧光!都烧光!都烧光!”整段整段地反复唱。反正这里人烟稀少,忧伤委婉的曲调既不足以引起“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枪声”、“强盗”、“豺狼”也不怕被人分析为“影映射谁谁”、“打着红旗反红旗”。有时,我放开嗓子高亢激昂作野狼嗥叫,有时,我低头吟唱如受伤的鸟儿悲鸣。

  3.〔3〕、黑云压顶

  放在农户的专班无法再办下去了,4月20号左右,我们又回到了“学校”。回来后我发现,我堆在床铺头上的书籍、日记本明显被人翻动过,整个校园笼罩着一派肃杀之气。原先无话不谈的同学似乎只是勉强打个招呼,原本亲密无间的同学似乎在有意回避,我们班相邻的一间女宿舍及三间男宿舍失去了欢声笑语。全系住的这栋平房除了工宣队员所在的那间屋子时而传出一阵阵男女笑声外,其他房间只有在开饭时才会发出饭盆与匙子的敲击声(整栋房子各间小屋只有半截隔墙,没有楼板,不隔音)。当然,本班及外班好友仍有十多个同学还像过去一样与我交往,但从他们不时流露出来的同情目光中,我感到一丝丝暖意也感到一阵阵悲哀。啊,世态炎凉,这就是世态炎凉!

  回来后听说,那个头批与我们一起赴京串联的“特务”章尔连抽到校总部专案组去了,我的那个老乡牛庆元也抽调到系里办案专班去了,现在只兼管班上运动。原“三人组”的组长许科甲同学一次在走路时突然晕倒,以后不再管事了。刘春生本来就嘻嘻喜喜哈哈的,又不是团员,基本赋闲了。文革前担任我班辅导员的教工易经序在消失近三年后,重新回来协助老王工作,原班团支部书记梅大姐从三组调到我们这个组,负责政治学习和讨论。李玉华的爱人项德芬回到老家随县生孩子去了。

  我很明白已用不着再向老王汇报什么办专案的情况了。住在隔壁房间的女友赵菊荷照说应主动找我谈谈心的,但没有约过我。强烈的自尊心使我决定,你不约我,我也不会先去找你!

  “五一”前夕的一天,一开始就被揭发出“经济犯罪”的田光荣同学突然来找我商量办“庆祝五四”墙报的事,说由我全面负责。田光荣文革前是团支部宣传委员,对班上工作一直热心认真,没想到受了那么大的侮辱,还来张罗办什么庆祝专刊。我既奇怪又窝心,没好气地说:“我自己的心都操不完,还有闲情庆祝?”田光荣随即低声说:“莫瞎说,叫别人听见不好,还有毕业分配这一关哩!只当是被狗咬了一口。”听到田光荣如此劝慰,我稍稍平静了一下心绪,用疑问的眼光打量着他。他又说:“是老王叫我来的,说班上原来咋办的还是咋办。”。 在田光荣的再三劝说下,我忍辱含诟,接受了筹稿改稿排版的任务,并强作欢颜,写了一篇题为《红五月颂》的“代发刊辞”。“献辞”的第一句话至今犹记是:“火红的火红的五月来到了!”在写这篇“颂”时,我在心中暗骂:“颂你娘的蛋”! 为了凑够版面,也为了不辜负自己主编的名誉,紧跟形势歌颂“一打三反运动”的赞美诗我写不出来了,写了一首有时空距离的《列宁颂》,还把运动前记述我们学校师生去修焦枝铁路的一首旧作《记焦枝铁路工地》发表在上面。这首诗共四节,在此仅抄录第一节:

  一面面红旗迎风抖,

  一队队大军工地上走。

  挑土快如飞,

  打夯铁臂舞午。

  战士胸怀凌云志,

  战天斗地绘宏图!

  “五一”那天,会六五二班周文芳同学来告诉我,系里在“五四”搞文艺汇演,叫我们把诗朗诵《王国福赞》拿上去。周文芳算是这次筹备全系文艺演出的临时负责人。我说,这不是我该管的事。老书记梅大姐在一旁说,这是全班的工作,莫推了。当我们原班人马在全系登台表演时,我陡然想起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本描写国民党时代普通人生活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似乎有一种被当众鸡奸的屈辱,几乎头都没抬。其他五位同学也一个个无精打采,再也没有头次自发朗诵时那种神采飞扬全身心投入的劲头。诗读到一半时,赵菊荷在众目睽睽下离开了会场。

  几十年后,我方从网上得知,一贯英明又伟大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现了前段运动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问题,下了新的指示,要“刹车”。工宣队此举是在用实际行动落实上头最新指示精神。只是出于一贯维护专制者面子的传统,文件精神不能向群众明说,待将来为你“恢复”名誉时,使你产生重新回到“娘”的怀抱必然感激涕零的效果,让你像傻子一样感谢党的“宽大政策”,继续“娘打孩子有理”的愚忠。当然,田光荣、周文芳、梅大姐和我此时都尚蒙在鼓里。

  若干年后,我读了一位老科学家对文革经历的回忆,他似棰锥心泣血般地控诉:“那时对知识分子真没有一点人味,一边用鞭子抽着,一边叫你卖力”!我那时算不上知识分子,加头凑尾是一个比高中生只多读了一年半书的在校学生,也早早领悟了被“边打边用”的痛楚。

  中央那个“刹车”的指示下达了,但“一打三反运动”的战车在全国各地仍以巨大的惯性往前冲。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特色”,上面有利于民众的好政策说停止就能停止,要执行却是千呼万唤。进入5五月份后,像3、4、四月份那种一哄轰而起集中揭发批判某些人的大字报没有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工人军人宣传队仍未放松用毛泽东思想对我校这块上层建筑领域的占领,仍然把眼睛瞪得像牛卵子一样大,密切监视着师生们的一言一行。除少数积极分子外,大多数老师和同学仍然生活在战战兢兢的状态中。

  有一天,不知哪位无耻之徒,检举我系原党总支书记彭崇熙与其在我系当老师的妻子专程到县城旅社住了一夜。此事虽未写成大字报,也被工宣队扩散得全系甚至全分校皆知。自从我们搬迁到乡下后,教师中的夫妻,也像洪秀全搞的“男营”“女营”一样截然分开住宿。彭书记在老毛搞“三结合”后,没有公开“亮相”,原革委会也没有斗过他、批过他、为难过他。工宣队统揽大权后,他一直谨小慎微得像个小跟班,他的妻子也一直很低调甚至我们许多同学还不认识。如今夫妻俩在县城住了一夜,就被众人当做“丑闻”沸沸扬扬地议论,两口子被搞得头都抬不起来。本来是半军管在践踏人权,应受谴责,反而给他俩安上“革命意志衰退”“生活腐朽”“资产阶级思想大暴露”等等恶名,是非颠倒到何种程度!与此同时,有人悄悄议论,有次路过工宣队宿舍时,看见一位军人正抱住一位女同学亲嘴!

  二班余思成同学原来与我一个班,半年后分到二班,算是个中期造反派。有次不知他跟哪个同学发生了争执,回了句“现在还不是你们'老保'当家!”工宣队闻知后勃然大怒,立即对他进行了全班批判。逍遥派扬茂友同学在水库钓了条十斤的大鱼,他本人高兴,众人好奇,马上有人贴出一张题为《十斤重的大鱼说明了什么?》的大字报,上纲上线地分析为“对运动漠不关心”! 对前期无辜被整受批者还不允许你难过,有运动骨干分子写出一篇《破罐子岂能破摔?》的奇文,居高临下地教训他们“要振作精神,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请看,这就是当年中国的大学教育,这就是当年工宣队信任的“优秀大学生”!有人说当今大学堕落了,其实六十多年来,大学哪一天没在堕落?

  在运动疯狂高潮过去、余威继续存在的形势下,许科甲约我谈了一次心。我跟许君算不上早期共同造反的战友,算得上是惺惺相惜的文友,同住过一室的好友。他告诉我,自从我被派到外面搞专班后,他就孤掌难鸣了,当你们组的吕佰鉴出头、牛庆元支持、那哪些人嘀咕哟嗬要贴你的大字报时,我真是急死了!许科甲的介绍与我的判断大致不差,我想他的昏厥也就发生在那一时段。最后他说,看来还是毛主席说得的对呀,对景阳冈岗上的老虎,你不斗它,它就吃你,我俩心肠都太软了!

  女同学饶丽英自到漳河后从原三组分到我们组,是系里和班上的文艺骨干,性格开朗活泼,当时她经人介绍刚与一名军人“闪婚”(那个年代军人吃香)。在一次全室学习讨论人还没有到齐时,她闷着头坐在我旁边。我随口一问,你还有什么不顺心的?她说,只因我有部小收音机,前段就被人揭发说我偷听敌台。我们系六五级有5个班,工宣队当重点整的,不少于30人,像饶浩英这类有思想包袱的,何止七八十7、80人!还有一次,李祥瑞告诉我:“那时我们寝室分成两派,斗争可激烈了,我和欧本刚公开保你,吕佰鉴要搞你,我们实在搞不赢”。是啊,由工人军人宣传队操纵的“一打三反”战车,比“百万雄师”开的武斗改装车,威力何止大十倍百倍,凭个人之力怎么“搞得赢”呢?“百万雄师”的改装武斗车冲进我们校园时,我还能靠个人能力化险为夷,当被国家机器驱动的“战车”作为碾压对象时,我怎能躲得过?大凡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人,不都熟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时时警告一小撮“阶级敌人”,不要“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吗?

  李祥瑞从来没有参加过造反派,在“七.二〇O事件”后全班集体活动中只随随大流,因其年龄小个头也小,大家都喊他“小李子”。看到李祥瑞天真纯朴的表情,我特感动!即令在最无理性的政治高压下,也不乏与我关系平平的同学,保持着做人的良知!

  4.〔4〕、恋情风波

  良知真是一个难以捉摸而又可贵的东西,有时,你认为关系最亲最应具有良知的人,却在你最需要的关头,丧失了它!

  自从与赵菊荷确定朋友关系之后,我洗被子她总会主动帮忙洗帮忙装钉。那一天中午,为少给她惹麻烦,我洗净晒干被子正准备装钉时,她来了。她的出现,自然使我感动,就打个招呼说“你来了!”!她轻轻“嗯”了一声,就在对面用针缝。不一会,陈君艺来了。陈君艺来我也毫不奇怪,她既是赵菊荷的同乡好友,与我平素交往也不差。这时,赵菊荷一边低头缝着被子,一边说:“我们分手了吧。”。声音不大,但对我来说无异是晴天霹雳!我立即反问一句:“为什么?”我这一问,她倒不做声了。谁知陈君艺在一旁却急不可耐地说:“这还要问的?事情明摆着……”什么“事情”?她不再往下说了,似乎是铁板上钉钉子,我已被打成了反革命,若恋爱关系再保持下去,就会株连到赵菊荷,只是我太不明白这层利害关系、太缺乏自知之明而已!精明,精明,陈君艺真不愧是个精明人!若是赵菊荷一个人来,纵使她再无情无义,也没有勇气回答我的“为什么?”唯有陈君艺来,才能以 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说出赵菊荷自己也羞于出口的理由。明摆着,这是一出预谋好了的双簧!顿时,我觉得血直往头上涌,心如刀绞般的痛!如果说,赵菊荷的“反把”我反反复复当做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担忧过的话,陈君艺的“助纣为虐”真使我万难逆料!陈君艺,你个见风使舵的变色虫,在你因家庭出身面临失恋痛苦的时候,我是怎样对待你的?这个时候,你适合说这样的话吗?

  不知是愤怒还是出离愤怒,我没有再说一句话!被子钉好后,我默默地抱起来走了。

  此后,我陷入了正常人都能体会的失恋状态,那就是痛苦痛苦再痛苦!我不由想到了我们交往的一幕一幕,想到了她在我面前的一颦一笑,想到了她转告我的“最好的一对”,想到了她告诉我姨妈“羞”我时的一脸开心,想到了刘邦华同学写的取笑我们谈恋爱的诗句:“茫茫大地半尺雪,菊荷含笑夜送客,脉脉深情情不断,窃窃细语语不绝”,想到了在工宣队进校后,我们在一起怎样共同反感那种毫无理性的“清理阶级队伍”……为什么现在我遇到这点风浪,你就忽然失去判断力了呢?别人可以借“运动”来无端诬陷我,以邀功,以自保,以当积极分子,难道两年来的亲密接触你也不了解我?难道你也会相信那些胡说八道?难道那几张背着我写的大字报能将我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并损毁你好大的光辉前程?……众多的“为什么”,无数次啃噬着我的心,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这个人行事一贯光明磊落,自尊心强,从不愿意低声下气求人。在突然遇到爱情危机的时刻,我想到在她老家枣阳玩时,她舅舅一家人既真心喜欢我(她的一个表妹还当她的面向我这个哥哥索要过我的一张剪影照),她舅舅舅母又通情达理。她爹妈死的早,舅舅最亲,我何不向她舅舅说明这件事,请她舅舅出面教教她如何处理这道难题呢?怀着试一试的念头,我给她舅舅写了第二封信(头封信是从枣阳回校后写的感谢信加问候信)。

  我以前的学生生涯,一直在老师的表扬声中和同学们的友谊声中度过,还没有碰到过什么钉子,我既没有伤害过别人(对徐时澍老师是个特例),也没有人敢公开欺负我,即使那几个揭发我“反革命言行”的无耻小人,也只能在老王支开我后,在背后捅刀子。因此,我与赵菊荷的“情变”,虽然错不在我,但强烈的自尊心也促使我不向任何同学诉说,只能把它深埋在心底,用自己的舌头一滴一滴地舔着自己心头上流出来的血!黄福才同学在送饭时说的“嘤鹦其鸣矣,求其友声”一语,虽含有同情我提醒我的良好愿望,但对我来说,还真用不上!

  尽管我没有主动地“求其友声”,但失恋的痛苦毕竟难以掩盖,还是有“友声”陆续传来。首先发出“友声”的,竟是一个我预想不到的“小人”。黄运林是原三组的,身高不足1.60米,是恩施哪个县农村来的我记不清,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与我素无交往。正因为与我没有交往,所以在吕佰鉴发起酝酿对我贴大字报时,他可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公事公办地支持吕佰鉴的“革命行动”。一天,饶丽英同学悄悄告诉我,黄运林现在可着急了,他向我说,没想到赵菊荷会是这种态度,我们贴大字报只是搞运动,若是赵菊荷再做出对不起你的事,你有什么意外,我们岂不是在犯罪?黄运林会支持吕佰鉴咬人,早在我预料之中,许科甲也透露过一二,其行为虽然带有国人在“运动来了”时的共性,但起码还保有做人的“底线”。

  李玉华是我的老友,性格内向,一般情况下寡言少语,但若要张口,必定说在点子上。一天,他对我说,“你要使尽浑身解数了,要是项德芬在这里就能助你一臂之力!”!项德芬、李玉华已经结婚,此时项德芬回老家生孩子去了。项德芬性格泼辣豪爽,曾在全市女子5000米长跑比赛只取前30名时力夺第29名,也是班上文艺活动骨干,既与赵菊荷原同一室,又深知我与赵的关系匪浅。一年半前,项德芬、朱芝华、陈君艺甚至赵菊荷对肖玉被人挖墙角一事尚且那样义愤,今日若在,她这个没有把柄的一般群众岂能作壁上观?在项德芬走后,原来与赵同寝室关系又密切的,除陈君艺外,就只剩朱芝华了。朱芝华虽然与我也十分熟识,但在造反派整体挨整的大气候下,她这个当过系革委会唯一女委员的同学自己都包袱重重,怎好去请她给我帮忙?其他女同学,要么与我是泛泛之交,要么说了也无益。这样一分析,就坦然地对李玉华说,我没有“解数”,也不想请谁帮忙,了不起打一辈子光棍!事过19年后,我在随州住了一个多月的行长培训班,几乎天天晚上到李玉华家中玩,免不了谈起往事。果然,除了李玉华大骂某人连挖墙角不是东西、某人以怨报德太不够人味之外,项德芬十分惋惜地说,如果当时我要在漳河,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当然,这是后话了!

  5、批斗彭勋

  大约6在六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分校”全体师生集合到三十多里外的“本校”,参加全校师生员工批斗“反革命头目”彭勋的大会。自从一年半前彭勋舌战贾培培后,我们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了!龙铭名鑫、谢邦柱、黄牛、叶天放等校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常委,因毕业分配,早已风流云散,彭勋、张维荣老师就成了硕果尚存的造反派头面人物。大会主席台上的气氛与运动初镇压“六.二〇O事件”无异,只不过主持人由刘少奇派的工作组换成了毛泽东派的工人军人毛思想宣传队,批斗的对象都具有独立思考争取公义的共性。据辨辩证法说,人类的历史是作螺旋蜗牛状前进。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恶性循环,一直折腾到他死时天怒人怨,国民经济崩溃!

  这一次批斗会,除了那个半文盲工宣队队长讲了话外,还有一个军官也讲了话。军官的讲话自然威严许多,水平也高超若干,进一步强化了会议的压抑感。他们宣布彭勋的主要罪行有,搞派性斗争,武斗,篡夺领导权,炮打省革委会、武汉军区主要领导,支持反动流派“北、决、扬”等等。

  台上在一一公布彭勋的这些罪状时,我想台下坐的众多的有良知的师生,无论是造反派或保守派,都会在分析判断台上人讲的“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我当时想的是,在武汉“钢派”“新派”两次派性斗争中,“新派”总是被动招架,龙铭鑫、彭勋等“勤务员”每每要求“新湖大”队员要“克制”,不要火上加油。我校造反派除了七.二〇O前在民众乐园被迫对“百万雄师”挑起的武斗进行过自卫外,就是在校园屡遭“百万雄师”侵犯时,彭勋和临委会也不主张“武卫”,他搞过什么“武斗”?说他篡夺领导权,校党委不是工作组踢开的吗?“夺权”不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两报一刊”公开鼓噪的吗?“炮打省革委会、武汉军区主要领导”,不是重弹贾培培老调、彭勋早就说清楚并驳回的吗?至于“支持反动流派'北、决、扬'”更加荒诞不经。莫说多年后执政者给“北、决、扬”平了反,即令当时,武汉“新派”不也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北、决、扬”并仍然被工宣队当做彭勋“搞派性斗争”的一大理由吗?听着台上言之凿凿地公布彭勋的这些莫须有罪行,我不禁暗想,这是一群该要多么无耻多么无德的乌龟王八旦,才能如此蛮不讲理地闯进我们学校来作威作福啊!

  在主持人厉声宣布把“反革命头目彭勋”押上台来之后,三四个大汉又是反剪双臂又是强按头部把彭勋从后台往前推,彭勋倔强地尽力把头部往上抬,扭动着双臂挣扎。即使在众多工人军人压阵的淫威下,看到昔日斯斯文文的老师受此辱凌,台下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同学还是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阵阵“啊啊”的抗议声!主持人见众怒难犯,赶快叫那几名打手松手,彭勋在抬头的过程中,对旁边的一位说:“你们可要警惕再犯错误啊!”待他把头抬起后,又夸张地把颈项向后仰仰,把双臂甩了一甩,做了个放松的动作。这无声的动作无疑是向主持人和那几个打手抗议,你们这样做违反了“不许武斗”的政策!彭勋就是彭勋,哪怕身在矮檐下,也不肯轻易低下他那颗高贵的头颅!

  接下来,自然是官方早就选定的人上台揭发批判。我至今还记得有这样两个情节。

  一个是原经济系农六四班一姓张的高个子同学,控诉彭勋在“七.二〇O事件”后,如何支使人迫害他,叫他站在桌子上低头认罪,、一屋子人怎样整他斗他等等,讲得声泪俱下,鼻涕涟涟,不知内情的人确实会被打动。他一边控诉,一边声色俱厉地质问彭勋有没有这回事。彭勋听后,双手一摊,回答道:“我好像在听天方夜谭。”。

  这件事对彭勋来说,的确是“天方夜谭”,但我清楚。在“七.二〇O事件”后,全校有些班确实出现过造反派对参加过“百万雄师”或原在“六.二〇O事件”后整过师生黑材料的“左派”师生进行报复的现象。这种现象完全是自发的。如我们系,有的班辅导员如杨顺羽老师被批过被打过,段文波老师被批过被惩罚洗过厕所,但我们班的辅导员易经序却一直安然无事,因为我们班造反派想都没有想过这回事。有些班的保守派头头被班上批判过,挨过打的也有;像我们班当时就没有对原文革小组领导成员搞过这些事,当有几个同学要把家庭成分坏的汪惠明同学当“软柿子”捏时,我尽管不是头目,也激烈反对,他们执意要开他的“批判会”时,我特别嘱咐他们不能打人。这不是说我有多么高明,而是汪惠明入校后一直是我文艺演出的伙伴,我能理解“子女们”在歧视环境下的憋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造反派掌权的校临委会或革委会从来没有布置过这种事!农六四班这个发言的同学与我的一个中学校友同班,故我了解这个班的情况。这个班钢派同学在全校各班中占比最大,打他的人是钢派同学。他自己控诉的是“一屋子人怎样整他斗他”,就恰好证明了他是在寝室内遭受的同班同学的报复,彭勋会专门跑到他们班去支使学生斗他打他吗?怎么能把这个屎盆子扣在彭勋头上呢?这个被工宣队物色来对彭勋进行张冠李戴控诉的同学,其时已经分配。在我们分配时,又被工宣队相中调回来当了留校教师。

  第二个情节是,一人上台质问彭勋是如何炮制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的“黑材料”、怎样“反军乱军”的。彭勋回答,自己也好、“新派”也好,没有反对过刘丰和武汉军区,没有整过刘丰的“黑材料”。去年武汉“钢”“新”两派代表被中央召去解决武汉问题,在会上谈得好好的,我回到武汉一下飞机就被隔离拘留了,我也不知是咋回事。他刚说到这里,马上被主持人打断!此后,会议就只剩下揭发、批判和呼口号,再没有面对面的质问,也再无彭勋声辩的机会了。从那次大会以后,我再没有见到过彭勋了。

  彭勋到中央文革开协商调会后下飞机被拘留,与四年前师生代表到省委请愿回来下车被批斗,是多么相似的惊人一幕啊!湖北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仿佛给人们开了一个玩笑,从批斗师生起,到批斗师生终,画了一个大圆园圈,我们却为此白白付出了四年青春!

  批斗彭勋不久,从“本部”又来了一个工宣队的工人,在“分校”召开了一个两系师生大会。他含而不露地传达了中央“运动刹车”文件中要“掌握政策”“分清两类矛盾”的若干精神,同时带来了一个骇人的消息,经济系的一个同学(名字我忘了)抗拒运动,在树林中上吊自杀了。这个消息一公布,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是整人者在忏悔整人的冷酷,还是受整者因兔死而狐悲?与会者是慑服于运动的巨大威力,还是在感叹生命竟那样脆弱?至于台上那个人再讲些什么,同学们也无心听了。散会后,同学们严格遵照工宣队“不准瞎议论”的要求,对一个同类生命的消失集体缄口不语,活像一群沉默的羔羊。

  这个同学我也还熟悉。1968年工人军人宣传队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和他抽在同一个专案班子。能抽在专班的,说明已通过了工宣队严格的政治审查。当时主持专班的军人强调每个人要搞好保密工作,不得泄露自己分管的办案情况。为避嫌,大家互相接触都不多。我只记得他个头不高,也瘦,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上衣,一看就是农家子弟。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全专案组近四十40人,只有他一人晚上住在办公室,床头上放有《资本论》等一摞撂理论书。若手头无工作,他就坐在床上专注地学习。我猜想他之所以自杀,必定与钻研这些书籍有关,正如郭沫若的一个儿子因成立“学习马克思主义小组”被整死一般。

  有学者在文革结束后著书评论“一打三反运动”时说:“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各地文革中的对立派虽已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大致解决,最后的镇压,特别是对思想犯、政治犯的镇压,却是在七○年完成的”。

  从这个同学被迫自杀一事看,此论不谬!

  这是我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三个惨死者。法律系何一华同学死于1967年为纪念横渡长江一周年的活动,副校长林山死于1968年工人军人宣传队主持的“清理阶级队伍”,经济系这个同学死于1970年工人军人宣传队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何同学之死,校临时权力机构还给个“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向其家人慰问抚恤,在全校被公开哀悼;林校长和这个同学之死,实际掌权者诬其为“叛徒”“反革命”,尽量封锁消息。两相对比,谁光明,谁卑鄙?谁该被原宥,谁该受谴责?可以说,他们死亡的原因与我校造反派没有一点关系,全部来自官方或半官方!然而,文革结束后,主流话语却把文革中的恶行统统推在“文革造反派”头上!假若鲁迅先生在世,必将愤怒得又一次重复:“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6、心在流血

  批斗彭勋之后的一天晚上,赵菊荷约我会面,这是继钉被子后我们俩的第二次交谈。她告诉我,她舅舅来信了。我问,你舅舅怎么说的?她没有正面回答,却说,这件事我还没有告诉他们,你既然说了,我就不用再写信了。说毕后,一言不发站在那里。

  他舅舅的意见我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他舅舅反对她的做法,二是以不了解更多的情况为由叫她自作主张。如果他舅舅是第二种态度,她一定会直接地或委婉地说出来,她既然不说,就表明她舅舅不同意她的做法,她也不愿意采纳她舅舅的意见。正因为如此,她才无法回答我“你舅舅怎么说的?”问题。她再补一句“这件事我还没有告诉他们”,表明至少到目前为止,她还有一点羞耻心,对自己最亲的长辈也不敢说出自已无德的行为。但为了“划清界线”,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远大前程,她还是要固执己见,坚决与一个相恋经年的“现行政治犯”划清界线!见她说完后还站在那里不动,似乎要当场得到一个她满意的表态使她不再背负前行的包袱方才罢休,我二话没说,掉头就走。

  孤独痛苦,辗转反侧,左思右想,心绪难平!

  在最痛苦的日子里,给我带来最大慰藉的,不是威力无比的“红宝书”,不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没有也无法按 “出了问题怎么办?毛主席著作找答案”的时髦公式去寻求解开心结的钥匙,而是反反复复默读抄在日记本上的一首俄罗斯普希金的短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

  读啊,想啊,回忆啊,反思啊,一遍,两遍,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遍灵魂上的自我拷问和道德上的自我审判,我终于肯定我是一个不幸的文革参与者,是一个无辜的运动受害者,是一个对得起女方的恋人,也应当做一个能正视冷酷现实充满自信的男儿!我不需要她来恩赐怜悯,更不会恳求她来施舍爱情!

  这样的女人不值得爱!尽管我对她付出了两年多的情感,尽管我与她的关系得到了双方长辈的认同,尽管我与她的恋情得到了我哥姐和她表妹及她众多乡亲的赞美,尽管我与她的未来受到过众多同学的祝福!

  这样的女人不值得爱!虽然她曾大大方方地与我的家人合过影,虽然她曾高高兴兴地领我到她老家认过亲,虽然她曾实实在在地陶醉过我们是“全系最好的一对”,虽然她也曾明明白白地指责各类“运动”太无人道理性!

  这样的女人不值得我爱,我不能保证我一辈子都顺风顺水!这样的女人不值得我爱,我不能做到事事都要俯仰于人!这样的女人不值得我爱,我无法制止别人在我背后施放冷箭!这样的女人不值得我爱,我预想不到今后还会有什么样的“残酷斗争”!

  没过几天,陈君艺找我来了。她转达赵菊荷的原话说,天气热了,你箱子里面装的衣物要拿出来晒晒了,不然会发潮发霉。我理解这句话的内在涵义,那就是赵菊荷已认为我们的恋情该一刀两断,她再无帮我保存和管理衣物的责任义务了;只有我把箱子拿回来了,才能断绝我对她的最后一丝情缘,她才能毫无羁绊地重新开始。

  陈君艺见我作沉思状,又说:“一开始我也多次劝导过她,说这只是个小事,但她听不进去。就连梅大姐以前也说过,她原来对赵菊荷那样好(她是梅任团支书时发展的唯一团员),后来保守派垮了,赵菊荷见了她理都不理,比造反派同学还冷淡。你想,她那么固执,我怎么劝得好呢?”

  陈君艺说这番话时显得十分诚恳,也表现出对我爱莫能助的关心。毕竟我们也是老朋友,她没有非要拆散我们的动机和理由。替她着作想,在讲阶级、讲成分、讲突出政治的大环境下,她必须比一般人表现得更紧跟更革命才能适应形势需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生存之道呀!再说,她是个有知有识的人,尽管与赵菊荷是同乡是好友,她又岂能看不清我们俩谁是谁非?她劝过赵菊荷我相信,她劝了没有用我也相信!这样一想,我不仅对陈君艺的怨气怒气大大减少,而且通过她介绍梅大姐对赵菊荷为人的切身体会,更进一步帮我认识到赵菊荷的势利眼和对谁都能翻脸无情的本性,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辩辨证法。有此一念,我原谅了陈君艺缺少正义感的“以怨报德”,让她转告赵菊荷,等过两天我就去拿。

  没等过到两天,肖玉同学和我谈了一次心。肖玉长我两岁,遇事比我冷静,对待恋爱中出现的波折也比我有办法。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在去年胜利摆平向东挖墙角的挑衅,维护住了与曹瑛的爱情。他听我说赵菊荷叫我把箱子拿回来时,就说,你莫慌拿,等我去做做工作再说。我对肖玉的建议虽然不抱多大的幻想,但对肖玉在我最难过的时刻能第一个挺身而出直接劝解十分感动!我为什么会不抱幻想呢?因为这时已经失去了正常的舆论环境,我的处境与去年肖玉的处境大不相同!

  这一天在路上碰见郭贵秀同学。郭贵秀与赵入学后一直同组,在文革中算是个标准的逍遥派,在我眼中是位对人和蔼超然物外的老大姐。不承想,她也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她告诉我,她们寝室人多(全班8个女生同住一室),有些话不好对赵菊荷当面讲,她父母死得的早,缺少关爱,叫我耐心些,多多与她沟勾通。最后她说了一句,你们这长的关系能说断就断?

  郭贵秀的本意虽好,但也提示了我,赵菊荷父母早亡,幼失庭训,本人缺少关爱,也不懂得如何爱人!若用老百姓的话说,不就是“有娘生无娘教养”吗? “

  就在与郭贵秀路遇的当天晚上,我从专班回来后从来没有搭理过他一次的工宣队老王找我谈话。他一开口就说:“群众运动嘛,就是这样,你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你要不暗中操纵,急于立功,“群众”会贴我的大字报?我与这些“群众”相处近五年,他们以前怎么不这样干?是谁以“革命”的名义,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他们身上潜在的人性之恶?他见我默不作声,又用关切的口气说:“近来与赵菊荷的关系么样?你要叫她不要胡思乱想。”。见他提到这件事,我气不打一处来,脱口而出:“还能怎么样!”他见我激动的样子,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知是真情还是假义,生气地说:“不像话,真不像话,我要找她好好谈谈!”我一听这话,心中怒骂:“你他妈莫猫哭老鼠假慈悲了,老子不稀罕你帮忙!”

  老王果然是假慈悲!临走时,他仿佛刚刚才想起来似的,顺带说了这样一句话:“有人反映你和赵菊荷有过不正当的关系,你仔细想想有没有这回事?想清楚了来告诉我。”

  听到老王这貌似随意的一问,我不由愣住了。卑鄙啊,真卑鄙啊!你们不仅想搞我的“政治问题”,还想把我打成“道德败坏”之徒,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尽管我与赵菊荷过从甚密,在柳州我换衣服她不避嫌,在枣阳她能半夜起来关心我失不失眠,我不乏“乱来”的机会,但我一直恪守“清清白白做人”之道,从来不行非礼之事。尽管发生过“那事”对女方的名誉损伤更大,但我也不能任由那些以整人为乐事的宵肖小们向我身上乱泼脏水,然后再得出“整得不冤”的结论,露出快意的笑脸。这空穴来风的“反映”,来自哪里?想到文革中大量夫妻反目、兄弟相残、背信弃义、杀友自保的丑剧,决定先去找赵菊荷问个明白!

  第二天,我第一次主动把赵菊荷叫到无人处,问她“我们在一起'那个'了?”这一次她倒很快地回答道:“听谁说的?”见她回答得如此干脆,我略微放心,就说:“为什么老王会那样问我?”赵菊荷随即说道:“那你自己去找他说嘛。”这是我与赵菊荷的最后一次对话,双方交谈得那么顺利,恍然使我回到热恋时声息相投的状态。由于造谣者太无耻,我不屑再去找老王澄清这件事。

  没过两天,肖玉到我寝室走近我身旁,低声说了一句话:“你把箱子拿回来。”

  我二话没说,朝我班女生寝室走去。这是三个月来,我第一次踏进只隔一间小屋的女生宿舍。在这间十平米左右的小屋里,曾留下我多少次出出进进的身影啊!我挤坐在赵菊荷的小床上和她们一起有过多少次谈笑、吃过多少次饭啊!今天,该是我最后一次踏进这个熟悉的房间了吧!一进门,朱芝华、梅大姐、曹瑛、郭贵秀、安保玉、陈君艺、饶丽英及赵菊荷似乎都在,她们有的坐在木棍搭的床上看书,有的在闲聊。我一进门,没有向往日一样和这些老同学们打招呼,她们从我毫无表情的脸上感觉到哪儿不对劲,一起盯着我。当我熟练地从赵菊荷床下拿出木箱准备提起来时,她们(应该不包括陈君艺及赵菊荷)才意识到我这一次不是来拿换洗衣服的,一起陷入了沉默。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整个房间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在她们的注目礼中,我提起木箱往门外走去。木箱里面,安葬着我那刻骨铭心的初恋!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一)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二)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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