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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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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五)​

作者:诚言

来源:来函照登

来源日期:2016年04月08日

本站发布:2016年04月09日

点击率:2256次


【作者简介:1965年入读湖北大学(现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970年7月毕业。在工厂当过会计。1978年后从事金融工作,2007年10月,退休,从2011年起上网,一直用笔名“诚言”发表文章。】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一)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二)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三)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四)


  十五、我的绝地反击及“一打三反”余波

  1.1、严阵以待

  当我把木箱提回宿舍时,同室的一干同学几乎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李祥瑞同学的床紧靠门口,他第一个发问:“怎么了?放那好好的,提回来干什么?”李玉华坐在上铺的床上看书,似早有准备地喊着我的名字说:“彭诚言,大丈夫何患无妻!”生性忠厚的王道南同学入学时读财政金融专业,病休一年后转到我们班,原先与赵菊荷同在二组,到漳河后住在我们一起,外出砍柴时经常给我帮忙。他见我一脸乌云,条件反射似的地说:“赵菊荷平时看到怪老好的,怎么这样势利?财六五也有人整柯国成,人家陆陸玉兰还不是好好的?”柯国成是财六五的,平时也喜欢涂鸦,也是造反派,这次也是运动对象。其女友是我们专业三班的同学,他俩的恋爱关系也是公开的。就形象来说,全系公认陸陆玉兰比柯国成漂亮多了,所以王道南有此一问。对他们的提问,我都无心理会,与我紧靠着睡的马铜铃、樊令文见状赶紧站起来,一人帮我提箱子,一人忙着腾位置。这时,一贯以说话幽默见长的欧本刚开口了,他说:“刘绍烈,有一首诗我只记得前两句是'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后面两句咋说的?”刘绍烈马上接过来:“那还不简单,'两般皆是可,最毒妇人心'嘛!”!原组长杨奉祥自言自语地吐出四个字:“什么东西!”这些同学分别比我大一至三岁,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他们尽管不能再像肖玉被向东挖墙角时公开评论谁是谁非,但此时此刻也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我的安慰和对那个女人的谴责,使我感到人间自有真情在!唯有那个吕佰鉴,像没看见没听见什么一样,低着头坐在那边墙角的床上看书。从此以后,我们这间屋子,几乎没有一个人主动与他说话。他在把我推到风口浪尖的同时,把自己也搞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箱子提回来后,我好像解除了一重精神负担,应该静下心来应付我的“政治问题”了。到这个时候,我才理解旧社会的和尚尼姑,为什么只有在“斩断情丝”后,才能安心地“循入空门”。

  搞了这几年的运动,我也算多多少少掌握了一点“组织”的脾气。它们在整人时是“宁左勿右”,“不叫一个反革命分子漏网”,“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地乱打一气。以后造成冤案如山再为你“平反”时,还是会让你写份“检讨”,好让“组织上”有“梯子”可下,以证明强权者一贯“正确”。比如邓小平“三上三下”,至今还有人拿他向毛泽东写过违心的“检讨”来贬损他的人格,实在是太不了解这个“组织”的脾气了。胡耀邦总书记为一份违心的“检讨”,后来一直痛心不已,赵紫阳总书记不畏“分裂党”的指控去写检讨,其骨气彪炳柄党史,可见“检讨”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是何等重要。对我来说,虽然没被打成“反动学生”、“北、决、扬”之类,虽然背着我贴了几张什么内容的大字报到现在也没人告诉我,但现在女朋友都吹了,就说明我应该已经知道他们贴过大字报了。我不给他们个反馈,他们也下不了台。与其临时仓促对答应辩,不如未雨绸缪,早做准备。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我当然不能为了“过关”,而自贬自损地迎合他们口味写什么“检讨”书,就煞费苦心地构思了一个《我斗私批修的体会与收获》的题目。在那个人人都要经常地反复地“斗私批修”的年代,我的《我斗私批修》既名正言顺,又不失自尊。对这个不卑不亢又不伦不类的题目,我暗自得意,觉得是神来之笔。 

  冥思苦想,罗列现象,上纲分析,深挖根源,学习毛著,大彻大悟,改进措施,努力方向……,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敷演出一篇近万字的《斗私批修》。

  这时已到7七月上旬。忽然有一天,在我系宿舍正中过道的墙上,出现了一个题为“《揭发彭诚言反动言行”》的专栏,专栏上下共计六张写着黑字的白纸,没有红绿色标题,每篇“檄文”后面没有署名,也没有马铜铃同学例行的插图,只简单地外加了一个框边,在那个总标题下落款“会六五一班革命群众”。我们班男女宿舍共四间,每间都只有是用木棍子搭的凹凸不平的“上下铺”,这些“革命群众”躲在哪里办的这个“大批判专栏”?再者,毛笔字歪歪扭扭,显然不是我熟悉的几个字写得好的同学的笔迹,错别字、病句在在皆是。可以说,这是我们班有史以来质量最差的一个墙报。也许全系同学早就熟知这些“反动言行”的内容,也许他们早已得知这几个无德的“革命群众”对我造成了怎样的伤害,没有一人多看一眼,没有一人议论一句,没贴出两天,不知被谁人撕毁了。

  这个“专栏”,显然是为我一人而办,特地打上门来“叫阵”的!

  我遵循毛主席“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不打无把握之仗”等一系列教导,及时把这个“专栏”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看了之后,我心中有数了,并当即把吕佰鉴从寝室喊出来,用“职业”的眼光向他一一指出错别字和病句后,问他道:“这些字你们也写不到?这几句话也讲得通?”我实际上是讥讽他,就你这水平,还有资格来批判我?还配打着“六五一班革命群众”的名义办专栏?真丢我们会六五一班的人!吕佰鉴满脸羞惭,自至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这个专栏揭发了我以下几项主要“反动言行”:

  一是我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毛主席与蒋介石是老乡,还同过学。

  二是我向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怎样赞美法国首都巴黎繁荣文明。

  三是我思想反动,写了两首具有反党内容的黑诗,一首诗是《火石》,全诗如下:“我们的肤色就像泥巴/沉默寡言,不爱说大话/如果有谁向我们头上砍来/我们就会发出反抗的火花!”另一首是《二月兰》,其中有“它们不声不响地开放在深山/不以鲜红的颜色炫耀人间”等句。前首公然叫嚣要“反抗”党的领导,后首大肆鼓吹“不要”象征革命、进步的“红色”。

  四是我一贯欣赏和宣扬腐朽的“封、资、修”文化,举的例子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有花堪折拆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等等,说我思想如何“颓废”“没落”“腐朽”“反动”。 

  五是说有次学校组织到汉口修飞机场,我不仅不去,还“攻击党不该把大学生当劳动力用”。

  看了“专栏”以后,才知道在我走后有人偷看了我的专抄他人诗词和记录自己诗歌的日记本,难怪我从农户回来后发现我书籍日记本有被人翻动的痕迹!

  这个日记本是我为写这篇回忆录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唯一文革遗物,蓝色硬壳封面,外包塑料薄膜,上方嵌有毛的铜头像,下面竖排写毛泽东的两二句烫金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首页是毛的一张单人雪景彩照,次两页为同校一女生在大学毕业时的1969年元旦用毛笔字题写的仿毛体临别赠言:“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其才华不知比赵菊荷高出凡几,其人品更非赵菊荷可同日而语。可惜,在我领悟到她的真情后,已与赵菊荷“有约在先”,竟害她苦苦等了两年,让我遗憾终身!

  “专栏”的出笼,说明“面对面”审判或决斗的时刻快了!我决心不理睬采这些“反动言行”,仍旧照原思路“斗私批修”,待他们“揭发批判”时我再一一澄清回击不迟。

  2.2、舌战群“儒”

  7七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在宿舍外面的一片杂树林中,召开了这个全班对我“面对面”大会。为参加这个会,我特意穿了一件玉色衬衣和一条当时很少见而赵菊荷又曾十分欣赏的深灰色凡尼丁裤子(这条裤子是我们一起在柳州选的布料),中间扎了一条皮带,显得格外精神。因为我在以往写文章中引用过并曾和赵菊荷讨论过列宁喜欢的名言“尽管鹰有时飞得比鸡还要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我就是想以此神气的着装提醒并告知吕佰鉴赵菊荷等人,你可以整我,你可以欺骗我,但你们只不过是一群“鸡”,在你们面前,老子永远是只“鹰”!

  这个会由老王亲自主持。这一次他的态度相当温和。他先泛泛地来了一段通过运动大家都有所收获有所提高之类的开场白之后,话题是这样转到我头上来的:“听说彭诚言同学也主动总结了他对前段运动的体会,还形成了文字材料,下面就由他来给大家讲讲。”我注意到老王讲这个话时,没有使用“坦白”“交待”“揭发”“批判”“斗争”这些字眼,所以我才再前面的叙述中,用了“全班对我'面对面'大会”这个文理不通的提法。

  该轮到我上场了!我翻开厚重的发言稿,像反击“二月逆流”初期在郭排长寝室中读《人民日报》那篇《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那样,用普通话抑扬顿挫地读着我的“《斗私批修”》。其心境,就像朗读一篇别人写的心得体会。也许有人想从我的“认罪书”中挖出新罪行,也许有人想从我的发言中找出什么破绽,也许班上还没有出现过这种趾高气扬用普通话做“检讨”的先例,也许部分“不明真相”的同学想通过我的自查看看我究竟有多大的问题,一起竖耳静听。会后,同为造反派的二班郑远甫同学对我说,我们坐在这边开会,只听到你在那边慷慨陈词,把我们的会都打扰了。

  我斗了这样几条“私”和“修”:

  一1、受旧书旧戏影响,有浓厚的封建主义清官情结;

  二2、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想不通,差一点写了篇反对文章(那篇文稿已毁,李玉华不可能揭发),几乎滑到反革命边缘;

  三3、虽然造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但对刘少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本质认识不清;

  四4、在十七17年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和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毒害下,一贯就有成名成家思想;

  五5、由于有“自来红”思想,满足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放松了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尤其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后,认为“船到码头车到站”了,缺乏继续革命意志;

  六6、个人温情主义严重,在“一打三反运动”初期没有站在运动前列履行好领导职责,辜负了工宣队和广大同学的信任;

  七7、在平时学习中,没有识别到哪是封建糟粕,哪是应当吸取的精华,抄了一些封建文人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写的诗词;

  八8、自以为家庭出身好,哥哥姐姐大多数是党团员和国家干部,自己学习也好,因此有骄傲自满情绪,瞧不起别人。

  挖空心思,凑够八大条;继之,上纲上线分析,脱裤子割尾巴,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痛;最后,少不了认识大提高、方向更明确、斗志更坚定、紧跟再紧跟地来一套。层次分明,有观点有内容。

  当我念完后,有的人似乎大失所望,有的同学好像松了一口气,一时都无人发言。冷场足足有两分钟后,主持人老王发话了。他讲的大意是,彭诚言同学讲完了,有些问题讲得的还深透,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提高认识,大家议一议!

  短兵相接,刺刀见红的时刻终于来了!

  在刚才冷场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吕佰鉴憋得脖子脸鲜红。因为从我喊他看“专栏”的那时起,他就明白我已清楚他是“倒彭”的急先锋,还有什么抹不开情面的?这个会,既关系到我的荣辱,也关系到他的成败。所以待老王一讲完,他就乘势而上第一个发言,想造成“乘火打铁”“热烈响应”“群情激愤”的态势。他厉声问道:“你这是在检讨?还是在翻案?”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叭儿狗往往有时比它的主人子更严厉厉害”。可惜这只“叭儿狗”没有观察到,“主人子”的心态已经变了,“主人子”的口气已经软了。你还想再重现批斗田光荣时那种一拥而上、聚众群殴的场面?

  对吕佰鉴第一个跳出来,我早有精神准备,必须采取毛泽东所说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主要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毫不示弱地予以回击,压下他的嚣张气焰,让他“一呼百应”的企图落空。我根据在校“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时对“定案”程序的了解,随即反问:“吕佰鉴,你说我翻案,请你说说,我是什么性质的案?谁给我定的案?什么时候定的案?”说完,直盯着他的双眼!

  吕佰鉴既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也没有想到我会马上“猖狂反扑”,在我咄咄逼人的质问中,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见他如此窘况,我挑战性地扫了老王一眼。

  我这个反问,莫说吕佰鉴回答不上来,就是老王又岂能回答?

  其实,老王清楚这个会议本身就是走个过场,上面精神变了,“运动”该收尾了,学生们不知,工宣队内部不传达?老王见状,是解围又是引导地说:“我刚刚讲了,就有些具体问题议一议嘛。”

  我理解,翻案不翻案不必争了,该拿“反动言行”做文章了!

  第一个回合,吕佰鉴显然没捡到便宜!

  果然,他的同伙黄运林第二个发言,要我回答为什么要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国民党头子蒋介石“相提并论”,是不是专门向毛主席脸上抹黑?

  对这条“反动言行”,因在“专栏”上见过,所以也难不倒我。我侃侃而谈,说我从来没说过这么无知的话,我上初中就读过《金陵春梦》,不会不知道蒋介石是浙江人。我六八68年在外调时亲自去过毛主席家乡湖南韶山(我们班绝大多数人还没去过韶山),怎么会说他俩是老乡同过学呢?我要说也可能说过毛主席与刘少奇或彭德怀是老乡。他们是老乡这是我从报纸上看批判刘少奇、彭德怀文章中知道的。再说,我就是晓得这回事,也没有瞎议论他们有啥关系。

  毛与刘、彭是老乡并有解不开的关系,典出有据。就是议论了又能怎样?这个解释,应当说无可挑剔。黄运林不作声了。

  这时,已抽调到校整人专班的章尔连似乎忍无可忍了,他怒气冲冲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对待同学们揭发的问题怎么一一否认?到现在你还在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现在不是你狡辩的时候,首先要端正认识!”

  章尔连原来与我关系还算不错。在我们头批赴京串联时,尽管李玉华向我说过他是“被派来当特务监视我们”的,我也没有当回事,“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嘛,从来没有另眼对他。正因如此,保守派垮台后,他极力向我示好,我学自行车就是他在1967年3月份费力教会的。因为他善打“小报告”,前年我们班到宜城支农,别人都不愿意与他一组(两个人住一个生产队),我善意地叫他跟我在一起。今天他竟专门从三十里开外的“校本部”赶回来助拳,并以“打态度”的老手法想逼我就范,可见“政治运动” 多么扭曲人性!

  我冷冷问他:“你说我哪句话态度不好?那句话不端正?”

  也许我们班自文革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被批判者对某一个批判者单对单顶撞的现象,也许章尔连“打态度”的发言启发了他们,于是,好几个同学就“态度”问题大做作文章,指责我的“检查”是“说大不说小”啰罗、“说远不说近了”啰罗、“说粗不说细”啰罗、“帽子底下没有人”啰,罗等等,或批评或帮助或分析一番。这种“挤暖和”似的发言,我能理解也能谅解,只不过是表个“积极投入了运动”的姿态而已,对本人没有多大杀伤力,发言者一般也就一、二句话。若对方语气一般化,我不会理会,若太生硬或刁难,我也会毫不客气地当场驳回!这一群发言者中,我自今记得有“造反派”战友朱芝华、马铜铃、李玉华、饶丽英,有原团干梅大姐、肖有玉,当然,还有老友陈君艺和我同组偏向造反派的女生安保玉。

  我记得肖玉坐的位置离我很近,原话最简单:“彭诚言,你把问题一个一个讲清楚,不要一听别人发言就气冲冲的!哪有你这样对待群众运动的?”发言时目光还友善,直盯着我。这个发言怎么理解都行,说是帮助我端正态度也可以,说是劝我不要生气也可以,“一个一个讲清楚”既像提醒我抓紧机会辩诬,不让工宣队当成问题记入档案,也像告诉别人纠缠于“打态度”毫无意义,彭诚言这个人一向就比较自负和倔强!

  这一轮狂轰滥炸过后,吕佰鉴见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只好再次出马,“一个一个问题”地质问了。

  他揭发:“你说那两首黑诗是不是你写的?你向谁'发出反抗的火花'?你为什么要嘲笑'以鲜红的颜色炫耀人前'?”

  文革实质上是一场文字狱。抓住一两句话上纲上线分析,尽量与“党”扯上关系,给你扣上“反党”的帽子,最省力,又最习以为常,还乐为众人所接受。就像封建时代的皇帝,你若公开揭发某大臣怎么贪污、怎么强抢民女,皇帝一般都无所谓,若你告密某人要“造反”要夺“皇位”,皇帝一定会严旨查办。吕佰鉴自然深得个中三昧味,这一招真够阴毒!

  对这条“罪行”的反驳,我早已胸有成竹,就理直气壮地回答:“首先声明,这两首诗是我转抄的别人的作品,我还没这个水平写得出来。第一首写的是火石,作者佚名,用刀砍火石发出火花是常识,我抄写这首诗只是觉得它生动形象,没联想到有人会拿刀砍我,我要反抗。再说,我不做坏事,哪个会无缘无故向我头上”砍来“?我何须需”反抗“?第二首诗标明了作者是诗人台德谦,我至今还不认得哪种花是二月兰,颜色红不红我也不清楚,别人咋写我咋抄。作者落脚点是赞美二月兰'熏得山山发甜''把香气送到你的鼻尖',这不是提倡多做好人好事吗?难道大公无私也不对?” 吕佰鉴自私无赖全班公认,我讲到这里,同室的吕祥瑞、欧本刚、李玉华笑出声来。在当年,抄家、偷看日记本、私拆信件都是合法的革命行动,虽然我估计得到谁偷看了我日记本,还没敢谴责他们这种卑鄙的手段。

  再接着发言的是梁安发,他说:“到汉口修飞机场你为什么不去?你说没说过党不该把大学生当劳动力用?”

  这个角色值得先介绍一笔。他本人像吕佰鉴一样是个非团员,对班上公益活动从来不热心,对政治学习也不积极,说话有点结巴,平时学习讨论很少发言,用那个年代的标准看,完全是个典型的落后群众,但在这次运动中还算跳得高。他与赵菊荷同在二组,。据赵菊荷亲口告诉过我,他曾挑拨过赵菊荷和我的关系,还毫不隐晦地向赵菊荷表示过爱意。在这次吕佰鉴煽动搞我的“革命群众”中,他算得上是个大喽啰。对他吭吭哧哧的尖锐一问,我必须慎重对待。

  我说,那次到汉口修飞机场,只有一个星期。系里没有说必须人人参加,因天气太热,还强调了体弱有病的不去。我当时正长龋齿发烧,请了假。同时,全班还有十好几人也没有去。我的原话是反正没上课,去当个劳动力也好,没说“党不该把大学生当劳动力用”。

  “你狡辩!”

  “没那样说就没那样说,你少歪曲!”

  “听到这话的不止我一个!”

  “人再多我也是这样讲的!还有谁能证明?你有录音?”

  我平时很少跟梁安发讲话,他不可能亲耳听到我这个意思的话。我叫他举出证明人时,并没有人出来帮腔,他自然也拿不出录音。这个问题幸好无人再帮腔追问,若有人再就此纠缠不休,我一定要举证去年春天我们到沔阳县(现在改称仙桃市)支农四十多天,吕佰鉴以身体有病为由而未去,而他所谓的“病”,是在校医务室割“包皮”。

  梁安发见无人帮忙,只好怏怏然。这个问题也就不明不白地搁下了。

  “你赞美巴黎多么多么好,十分向往资本主义,有没有这回事?”吕佰鉴又一次跳了出来!

  “我没到过巴黎,怎么会凭空赞美它?那是我去年在从校图书馆借了的一本《胡志明传》上,看到胡志明对巴黎的评价。这本书马铜铃、欧本刚都看过,只不过我喜欢朗读,叫你听到了!”

  “你说,你为什么专门抄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如一江春水向东流''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一类诗词?你在发泄对谁的不满?”

  “我抄写的诗词多得的很,里面还有不少积极振奋的,你为什么只看到这几句?再说,我刚才自己也检查了自己有抄写这类诗词的问题,你还想咋的?”

  “这说明了你对现实一直不满!”他咬住不放。

  “你少扣帽子!如果这就是不满的话,班上有几个人没有抄过唐诗宋词?这总比有人一天到晚抱本《红楼梦》想娶薛宝钗当媳妇强!”

  在“九大”过后无聊的日子里,我们班男生的确抄录古诗词成风,吕佰鉴也的确公开评论过薛宝钗比林黛玉更适合当贾宝玉的妻子,他也还说过他要是贾宝玉的话,一定会选薛宝钗。这些事老王都知道,还曾以此为由教唆我们“三人组”贴马铜铃、吕佰鉴的大字报,我们当时没有理会。照说这原本不算啥事,但在那种“事事连着纲和线”的政治环境中,在吕佰鉴歩步紧逼的进攻下,我不得不使出“杀手锏”了!在场的不少同学明白我说的“有人”就是指吕佰鉴。他们见到这个五短身材满脸胡子的乡下汉子竟自做多情地以贾宝玉自况,还考虑是选薛宝钗或是林黛玉当妻子,不由得哄笑起来。吕佰鉴气得左右不是,急赤哧白脸赖地说:“你们看,你们看,他光对准我一个人争辩……”像要再搬救兵似的。

  “枪打出头鸟”,我的战术十分成功!

  在会议中途没再讲过话的老王可能发现他们的弹药用得差不多了,再扯会扯到他们头上,就做作地到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这所“大学”那时哪有上课铃下课铃?)。他这个动作一做,大家知道该收场了,无人再发言。老王简单地总结了几句,叫我把材料交给抽到系专案班子、当场一言未发的牛庆元后,宣布散会。

  在这个会上一直未发言的同学有:许科甲、欧本刚、刘春生、杨奉祥、刘绍烈、王道南、李祥瑞、付益珊、潘玉成、黄福才、苏祥雄、汪惠明、陈兴旺、柴国亥、吴昌荣、万学华、刘邦华、田光荣、樊令文、郭贵秀、曹瑛,他们中有原来的造反派、,保守派、,中间派,也有另外两位“家庭成分坏”的男同学。赵菊荷已用“大义灭亲”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我划清了“界线”,无需再发言表态,另一个老造反派战友、一向发言很踊跃的向东也没有发言。全班37人,项德芬、陈幺么云未到场。可以说,这个会的发言人数没占到百分之四十,赤膊上阵的就那么三几个人,创我班历次会议最低。

  想叫我在你们面前“低头认罪”?做你妈的春秋大梦吧!

  我这个头一带,随后为万学华、田光荣、樊令文开的班会,温度也下降了许多。

  3.3、丑陋一幕

  我们所住的地方,有一条通向外面的土公路,那是同学们在晚饭后散步的主要去处。以前除了和赵菊荷约会外,我总是和会六五三班的好友宋秉生同学一起去那里散步。自从办樊令文专班回来后,因感情纠葛和“政治问题”,很少有闲情逸致约他出去。在上午的班会过后,我心情彻底放松,当晚约上宋秉生出去逛逛。

  宋秉生年龄和我一般大,个子跟我差不多高,性格活泼,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来自农村,家庭像众多的农家一样穷。在文革中他随大流当的造反派,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没有受到特别冲击,始终对我友好。在散步时,他先问了我们班上午开会的情况,我大致介绍了一下,他听后说:“就是要这样搞,你越怕他们越狠!”

  这件事谈过后,他又问“你与赵菊荷就这样算了?”我说,“算是算了,只是我把箱子拿回来后,发现里面还用纸包了40元钱,不知咋处理。”因为我想到赵菊荷无父无母,无兄无姐,是个孤儿,除了吃伙食费全免的助学金外,还享有每月2元钱的零花补助,一时到哪里去凑40元钱?打算退她一半。宋秉生听了我的意思,细问道:“那纸上写什么没有?”我说“没写”。他愤然说:“真他妈翻脸无情!就是两个人在火车上认识了,下车时也应当说声'再见'嘛!她把你害了两年,连个道歉也不说?”然后,我俩都陷入沉默。

  这样默默无语地走了好长一段路后,宋秉生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说:“我给你说件事,你听了莫往心里去。有次我晚上出来玩时,好像看到赵菊荷跟一个人在那边林子里谈话,我还以为是跟你在一起哩。”我听了淡淡一笑:“哪会是我?”

  他又分析:“莫不是她跟哪个人好上了,别人替她出的?”

  我断然说道:“不可能!办专班中途我回来过一次,恰遇项德芬与李玉华吵了一架,她也跑到我们寝室门口来看,我亲自听到她自言自语地说'真没意思,我一辈子不结婚了!'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跟哪个好上了呢?”

  他又问:“她说的声音大不大?”宋秉生这时精细得像个侦探。

  “大到不太大,反正我听到了。”

  “是不是有意说给你听的?”

  他这一问,倒把我问住了!

  宋秉生见这个话题无法再深入下去,就转到既是新的又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什么时候毕业分配?到这个月底,我们上够五年大学了,虽然书没读成器,但已超期一年了!宋秉生乐观地说:“六三级也只是拖延了一年,我们也应当快了!”

  果然,没过两天,六五级大学生毕业分配的文件正式传达!

  盼望了足足一年,总算盼到了这一天!乌烟瘴气地混了五年,总算大学“毕业”了!相互厮撕杀了五个月,终于可以离开这个令人身心俱疲惫的斗兽场了!消息一公布,原来关系密切的造反派同学似乎砸开了精神枷锁,马上恢复了正常交往,原来想通过整人当“左派”的少数骨干分子,立刻体会到遭大多数人白眼的尴尬。没有“运动”,真好,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我们班除“高级打手”章尔连、牛庆元得到赏赐,直接分配到工厂上班外,其余同学都要去军垦农场,在那里通过劳动锻炼和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继续锤炼对毛泽东的“赤胆忠心”。那几个在运动中想落个好“进身”的积极分子显得有一种“失宠”的落寞。当时有河南息县,、湖北沉湖、潜江、襄阳等几个农场可供选择。马铜铃与我床连着床,他的女友朱芝华来找他商量到哪个农场去时,与我交谈了半天。她感叹地说,要是早半年分配,你跟赵菊荷就不会吹了。

  临走前最后一关是搞毕业鉴定,作为组织上对你五年来表现的评价,装入档案袋,为新单位提供今后如何“使用”你的依据。对我来说,还有一件事,原先早就有对朝夕相处的同学在临别时赠诗一首的计划,现在虽用不着人人都要送了,也没有时间写了,但多少还是写了两首。

  我给一起赴京串联、一起参加“八.三一革命队”的刘邦华同学写了一首《告别战友》。刘邦华生性率真,爱说爱笑,在“一打三反”时却整日愁眉苦脸,萎靡不振。我在诗中以自信豪迈的语气回顾了四年文革中我们的所作所为无私无愧后,鼓励他“祝烈火把你的心炼得更红/祝风雨使你的意志更加坚定!”全诗共十三段,开头一段是“朝霞映红了巍巍的山岭/漳河畔响起嘹亮的号音/一面大旗集合了千军万马/毛主席的红卫兵开始了新的长征!”其中两段是:

  对革命我们无限忠诚,

  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

  我们耻笑那装腔作势的“好汉”,

  我们蔑视那嗡嗡叫的“苍蝇”!


  困难时我们休戚与共,

  胜利中我们并肩前进。

  革命的友谊坚如磐石,

  肝胆相照啊心心相印!

  刘邦华拿到诗后,专门拣出这两段,翻反来复去地大声朗读。尤其是读到谴责“好汉”“苍蝇”那两句时,刘邦华一边读,一边大喊“痛快!真痛快!”读时有人跟着叫好,有人默不作声。这时,什么工人阶级的“占领”啊,运动干将的检举揭发啊,已再构不成威胁。有言论自由,真好!    

  多年后我读了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其中有诗句: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期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头脑发达。

  我觉得郭小川写这首诗时与我当年的心灵相通,只不过他的水平高些。

  对要去河南农场的宋秉生同学,我写了一首《七律》:

  春秋五载风雨染,

  今日壮别漳河畔。

  依依不舍两地去,

  心心相印一寸丹。

  忍将离愁付流水,

  已盼惠书来河南。

  坎坷征途握君手,

  天涯海角永相连!

  在我倒霉的日子里,原保守派李祥瑞同学一直为我伸申张正义,与吕佰鉴等人公开对垒。他也要去河南,我填了一首《卜算子》相赠:

  相逢武昌城,分别漳河畔,五载同窗堪回首,友谊重如山。

  风雨共舟楫,烈火炼肝胆,河南那边旗如画,音讯相与传。

  说实话,我没有学习过如何写律诗和填词,根本不懂韵律和平平仄仄,只不过照葫芦画瓢,聊表心意而已。遗憾的是,时间太紧,有许多老同学当写的没写,不然暮年回首更有情趣了。

  在搞毕业鉴定时,我想到了那份《斗私批修》还在系专案组手里。虽然材料里没有留下多少把柄,但落在他们手里我既不放心,更不甘心。我就以要写“自我鉴定”做参考为名,去专案组要回来撕了。你们无故整我,我还要向你们留下“斗私批修”的案底,凭什么?

  毕业鉴定分三个程序:自我鉴定,群众评议,组织鉴定。我在小组群众评议环节念完自我鉴定、同学们还没开腔评议时,临场旁听的女教工易经序说,根据你的表现,不能写上“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句话。易经序文革前就是我班“辅导员”,文革初期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我班造反派得势后并没有像有些班那样搞报复,她与我们班一直井水不犯河水。在前段 “一打三反运动”中,她仿佛以“还乡团”的姿态“重新杀回来了”,对造反派同学丝毫没有一点师生情分!“对毛有感情”看似句套话,可在当年,写上不写上却非同小可。我心想,这个三十多岁白白胖胖貌似温柔的矮个子女人,何以会变成一个心地歹毒的女巫,故意跟我过不去?对她曾有的礼貌顿时全无,我当即脸红脖子粗地和她争执起来,并全然不顾造反派已整体倒霉的大趋势,抢白她:“你凭什么这样说?你当时整同学们的黑材料抓'右派'还有理了?”全组同学对这意想不到的师生对吵,都没有预料到,没有一个人挿嘴。在争吵不下的当儿,工宣队员老王闻声赶过来调解:“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是个非常高的标准,任何人都不能说做到了,这次自我鉴定,一律不要写上这句话!”老王这句话总算给我解了恨,易经序显得垂头丧气。

  不知老王的这个判断出自于官方上层对知识分子的整体评价,抑或是他个人看法,总之还算靠谱。连毛泽东几十年最好的学生最亲密的战友一年后就弃他而去哩,何况跟他搭不上一句话、虚度了四年青春遍体鳞伤的我,怎么会对他无缘无故地爱得死去活来?

  7月28日或29日那天上午,我在寝室收拾东西,忽然听说到潜江农场的同学要出发了。在此之前,陈君艺已告知我她到潜江农场并问我到哪里,我就在内心彻底原谅了她的不仗义。想到五年来在一起的友谊,今后不知何日再会,我就急急忙忙往食堂门口的停车处赶去为她送行。这时,两辆大卡车上已经站满了要出发的同学,卡车下面站了不少送行的同学。我走到陈君艺乘坐的那部车时,正好看到向东在车下跟站在车上的赵菊荷招手,陈君艺站在赵的旁边。起先,我并不知道赵菊荷也是到潜江农场,也没有想到赵菊荷会跟向东这么快地拉上关系,更没有料到这种做贼般的地下恋情她俩会有脸袒坦露在众人眼前。陡然看到这丑陋的场景,对我的刺激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们两个系住的很近,有多少对恋人大家都数得清。在“一打三反”中仅有我们这一对是分手了的,因此公开谴责她的不仅有我们系的同学,计统系非议的也不少。

  当我“不合时适宜”地出现在向东送赵菊荷的现场时,欲行不行的同学都安静下来,目光像聚光灯一样对准我和身旁的向东。这样的一幕我没料到,赵菊荷和向东没料到,陈君艺可能也没料到,气氛瞬时相当尴尬!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宋秉生和其他同学的议论并非无风起浪,才明白一贯发言踊跃的向东何以那天在与对我“面对面”的班会上一言不发,才更清楚地想起赵菊荷“一辈子不结婚了”的自白是多么少虚伪,才更了解赵菊荷不仅无德而且无耻!尽管场面万分尴尬,某人像被当场捉奸一样涨红了脸,但我知道,出乖丢丑的决不是我,我不必心虚,我不能回避,更无须先自离开!对我来说 ,这不过是女生宿舍的那个场景再重现一次而已!向东见我坚定地站着不动,知趣地垂下扬起的手臂,一声不吭地走了。我镇定了一下情绪,坦然向站在车上的陈君艺话别,在车子发动后,与她招手再见。

  事实上,我的判断没有错。不久,计统系到潜江农场去的老同学来信告诉我,他们在车上对此事议论了一路。文革中为政治运动而伤害亲友、恋人的现象虽然不少见,毕竟为人所不齿耻!

  在走回寝室的路上,我不仅仅有噩梦猛醒的痛苦,更不由想到,人啊人,怎么能无耻到那种程度?向东,我们一起到北京串联,一起造反,前半个月我们一起游泳时你还假惺惺地安慰我,还说有人也揭发你叫弟弟参军是居心叵测,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乘人之危专挖同班同学墙角的勾当?

  在寝室门口,就听到里面闹话嚷嚷的,正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只听刘邦华说,我早就晓得这一对狗男女在偷偷摸摸地勾搭,只不过怕彭诚言难过,没敢告诉他,我那首诗白写了!宋秉生说,那天彭诚言还同情她困难,原来有人在后面使劲。宋秉生话未说完,我推开了房门,一看有十多个同学挤在我们寝室。宋秉生望着我,接着说,我前几天猜测得的准吧?你还不相信!

  田光荣忙问宋秉生咋回会事,宋秉生说清楚后,田光荣说,整我那事有可能就是他在背后撺弄的,那狗日的在社会上多混了几年,连肖玉他都搞,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他今天送赵菊荷,你们觉得不可思议,其实他是给大家说,这个女人归我了,别人莫再打主意了。说不定他希望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哩!

  李玉华一口接过来说,他这样做何尝不是在警告赵菊荷,你不能再反复无常了?

  欧本刚说,不知道这女人是咋想的,彭诚言站那比他高一头,他坐那比彭诚言粗一圈,比彭诚言大好几岁,40块钱就把自己灵魂出卖了?

  我此时头昏脑涨胀,见他们一个个还想说下去,就说,算了算了,又不是你们媳妇跑了,?你们真还担心我打光棍?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毕业,全班同学和全年级同学都有集体合影留念。唯独大学毕业时,全班同学再也无法坐在一起照张集体相片,给17年的求学生涯留下珍贵的纪念。想想毛泽东在一年前的“九大”上,信心满满地说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知我们班的“团结”是谁破坏的?是他发起的“一打三反运动”,还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是他的荒唐,还是我们的无知?

  7月31日,最后一批同学开到襄北军垦农场。我情断漳河,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4.4余波未止

  我们所去的农场总体上叫“襄北农场”,以前是犯人劳改的所在。自从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后,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由中央部委、省直单位办了不少改造本单位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或“五七农场”。我们所在的农场就是装甲兵0136部队所管的,其中有部队战士连,也有学生连。我们这个连有两排男生一排女生,还有一个战士、学生混编的炊事班。学生来自武汉各大专院校,计有一百一十110多名。管理我们的连长、指导员、排长、文书、卫生员都是山东人。在那种时代气氛下,担负“再教育”重任的军人对大学生自然要尽职尽责严格要求。平凭心而论,这些山东汉子对我们还不错,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只要不违反纪律,不会对学生们怪搞怪。

  我去后办的第一件私事,就是与陈君艺同学写信,写下把我目睹赵菊荷最后无耻一幕的感想,、剪下她在我们合影时的幸福微笑,和她脉脉含情的单人照合在一起,委托陈君艺给她退回去;并要求她也照此办理,不要影响她今后的再恋爱和新欢的情绪。既然你要重新开始,我就送个满人情!不久,陈君艺来信告诉我,照片她当剪的剪了,当退的退了。陈君艺怕我难过,她自己把照片留下了,赵菊荷接受了她的建议,不回信了。

  我们百十人耕种的旱地水田果园菜地合起来一千多亩,劳动量很大。初去时农场毫无基础,生活十分艰苦。为改善生活,山东干部接受南方同学的建议,晚上出去捉青蛙打牙祭。那肉不弄叽的青蛙我从来没摸过,还怕它咬手,不敢去捉,只好跟在后面提着装青蛙的口袋,害得我当晚睡觉说梦话“好大的青蛙呀!”一时被战友们传为笑谈。

  我们到农场既然是炼“红心”的,同学们当然都要展现“积极上进”的风采。有一个华中师范学院的王君,脖子上有一圈紫红的疤痕十分醒目。我的来自华师的同班战友李平钦告诉我,那是他“一打三反运动”中自杀未遂遗留的创伤。王君多才多艺,到农场不久,就一人谱曲填词创作了一首《军垦战士之歌》,连首长十分满意,定为“队歌”,上工唱,收工唱,会前唱,与“战士连”集中开会时也唱。歌词是:“我们战斗在军垦农场,毛主席教导记心上。五.七指示闪金光,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农场就是我的家,为革命种田炼思想。沿着毛主席开辟的五七路,昂首阔歩奔向前方!”王君差一点惨死于毛的“1.31指示”发起的“一打三反运动”,却念念不忘把“毛主席教导记心上”,可见毛的威力不可谓不大!“ 毛主席开辟的'五七路'” 那么光辉,毛自己和他的近亲属却一步也不舍得走,可见毛的风格不可谓不高!

  抢收抢种季节,一天劳动至少十二12个小时,人困马乏。有一晚半夜,我值勤巡逻,经过女生排的房间时,从窗户透出一束微弱的黄光。我定睛一看,一个女生正坐在小床的蚊帐内,一只手打着手电筒,一只手拿着一本书,正在孜孜不倦地学习,旁边还放着一个小本子,仿佛是为了随时记下书中的重要教导或写下读书的心得。“雷锋打电筒学毛选”的照片有人说是假的,但这个女生打电筒学毛选却是千真万确!

  这个女同学我至今还记得,来自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名字叫石一秀,身材矮小单薄,在农场演出的京戏《沙家浜》中饰演过被刁小三调戏的小姑娘。中国的知识分子多么可爱!难怪众多官员几十年来总是赞叹:“多好的人民啊!”这个女生虽然表现很好,我认为早已超过了党员标准,但最后连队发展的新党员中还是没有她,她免不了落落寡欢,我也为之抱屈。

  但知识分子可爱并不等于其命运可羡!1970年,全国各地一窝蜂风地落实毛泽东“样板戏要提高,也、要普及,要使广大群众都会唱”的最新最高指示。我们到农场不久,“团部”就从三个学生连队抽人集中到“团部”排演京戏《沙家浜滨》。我有一位同班好友,名叫黄必勇,身高1米72,壮壮实实,来自华中工学院,广西南宁市人,在学校分配时,他本来已分到工作单位,因在武汉大学的女友分到农场锻炼,他也跟着来了。黄必勇擅长拉提琴,被“团部”选中为演戏伴奏。在一次演出转场途中,多人拥挤乘坐的大卡车翻在路边渠沟中,他不幸遇难了。遇难后,“团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表彰其为“为宣传样板戏而牺牲”的烈士,号召我们学习他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黄必勇同学生哀死悲,不知南宁市民政部门是否承认我们这个临时“团部”郑重尊重其事发的那个“烈士证”,使他父母“老有所养”?

  1971年10月份,全连开会传达了“九.一三事件”的概况。吴指导员当场情不能已地说:“可惜了”!他说是那样说,还是按上级指示布置我们人人写出批判稿在大小会上宣读交流。我的文章题目是《历史车轮岂能倒转!》,重点批判林彪采用“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手段,妄图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莫要说林彪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采用“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手段我也万难容忍。因为我有亲身体会,这种手段太下三滥了!

  再过一段时间,更多的中央文件传达了,《五七一工程纪要》也宣读了。当听到“纪要”中“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的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及“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等话语时,同学们不由得面面相觑。天哪,这样大胆的话你也敢说?这样真实的话你也敢说?你可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写入了“党章”的接班人啊!与你这些话比起来,他们强加于我的那些“反动言行”,算得了什么?

  你莫说,《五七一纪要》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真还有点事实依据。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受骗当炮灰被压制当替罪羊、上五七干校的干部等于变相失业、工人工资冻结等等严重问题,有的我们亲眼看到了,有的我们听到了,有的我们亲身体会到了。就是对原来一直接触较少的农民,通过与附近农民零距离接触,也有所了解了。原先我总认为,只要没有天灾,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饭应当是吃得饱的,过年杀头猪是不成问题的。在襄北,我才发现自己对社会现况的认识该多么浅薄。

  有一次,我们连队杀了一头大肥猪,当战士炊事员放在案板上切割时,有位同学发现有米粒状的东西,拉到襄樊凡市一化验,证明是“米猪肉”。据说“米猪肉”内的绦虫一旦进入人体,血管有多长,它也能长多长。我们就在果园挖个深坑把猪肉埋了。谁知当天晚上,就被当地的农民挖走了!当我们收割黄豆、花生、萝卜、白菜莱的时候,众多大人小孩跟在后面捡我们不要的残次果实。这里有的是土地,为什么他们还要捡我们不要的东西吃呢?眼见这真实的一幕,不由对生活在人民公社体制内的农民万分同情!毛叫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去炼“红心”,炼的结果,只会使从书本上认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青年学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农民的贫穷与苦难,增强逆反心理。毛泽东妄图把无书可读的学生逼下乡去改造,去锤炼忠于他的“红心”,实际上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当时中国的现实,正如牟宜之先生《咏林彪出逃事》一诗中所述:

  寒林落叶岁云秋,一世英雄寂寞收。

  萧墙祸端何曾料,宫帷秘事谁与谋。

  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

  千古立废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

  林彪一生的功罪,无论历史学家和执政团队怎样评说,《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若干论述总是揭露了当时的黑暗,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的共鸣。林彪出逃的本身,暴露了“当代秦始皇”的真面目,也宣告了毛文革理论的彻底破产!

  没过多久,吴指导员亲自找了十几个同学谈话,其中有我一个。吴指导员问我在学校中是否说过什么错话,我就把《斗私批修》中的事略略复述了一遍。吴指导员听后说:“这好大个事呀,值得汇报?”从吴指导员寝室走出来时,我心想,指导员啊,你没有在大学经历过“一打三反运动”,不知道人心有多么险恶,不了解在“运动”高压下,同类相斗多么残酷!我们班与我一同分到襄北农场来的,只有梁安发一人,来后我们视若路人。去连部“汇报”的,除了这个“大喽啰”外,还会有谁?

  财六五的徐大发同学也被叫去谈了话。他在学校是班上造反派头儿,在“一打三反”中是挨整重点,来农场后自然与我无话不谈。他在农场劳动表现突出,被树为全连标兵。他从吴指导员那里谈话回来,与我交流谈话的情况后,关切地问我:“与赵菊荷就那样平静地分手了?”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在我貌似平静的外表下,心中埋藏着多大的伤痛多愤怒的风暴,向谁诉说?

  1972年元月份,结束了为时一年半的军垦农场生活,我们分配到具体单位。本应当22岁不到就能大学毕业的我,其时已24岁再加4个月。6年半的大好时光,活活被耗费了!

  正如有位网友在阅读我前文回复中所说:“您的命运不是最惨的”。走向社会后,我1972年秋天与在重庆大学毕业的高中同班女同学“闪婚”,到单位上班后一直很顺利,几经调动,从一开始分配的山县煤矿再调到老婆所工作的南昌一军工厂,又从南昌调到老家银行,虽志不在当“官”,业务上倒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八十年代初期,不知是为清理“三种人”还是为提职,单位人事干部外调回来后满面喜悦地告诉我说,你的同学对你在文革中的评价都说好。总之,在单位上班后,不再受“一打三反”时的窝囊气了。

  我高中时的几个老同学在大学毕业后可没有这么运气了。我校计统系的杨兴胜同学在学校一直是“老保”,在“七.二〇O事件”前因避武斗回到老家。有一次他与一位初中时的老同学在路上走,那位初中同学与人争吵时动了手,别人把这事安到他头上,于是,“武汉造反派回来打人了!”的消息就四下传开了。他从潜江农场分配时,县革委会专门点名把他要回来好整他,他本来学的计划专业,硬叫他改行分到大山里的一所新办初中教书,当了十几年的“北、决、扬”分子,岂不冤哉?从湖北医学院分配回老家的王金英同学在文革中参加过“三司革联”,连正儿八经的造反派都就不是,。另一位从武汉师范学院毕业的田银海同学在高中时担任班团支书,文革中算逍遥派。在县里“宁可错划三千,不可漏网一人”的极左政策下,两人一直被当做“北、决、扬”分子审查了一道又一道,逼他们交待“罪行”,直到八十年代“清理三种人”后才把整他们的“黑材料”交给他们本人销毁。我校统计专业的赵宏钧同学回到家乡后,先在一乡下粮站卖粮食,后又调到基层供销社卖坛坛罐罐,直到八十年代末调到县外贸局搞统计。没过两年,外贸局改制撤销,因他属少数民族,照顾他拿基本工资,一辈子没结婚,去世已有十年。

  更没有料到的是,我校彭勋老师竟被开除党籍了!张维荣老师竟被整疯了,于198475年溺跳水去世了!从军垦农场分配后有一个月的休假,我到低我一届的高中同学周义钟家去玩。我们两家住过一院,他妈我喊贺姨,与我母亲一样信仰基督教。在交谈中,年近六十60的贺姨告诉我,街道居委会和居民小组也多次审问她是不是 “北、决、扬”,?贺姨回答:“去年冬天冷,我很少出门,没看见白雪扬不扬!”听了贺姨的话,我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古今中外,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最惨的是我高中同学喻传海。读高中时,他每星期天一头挑着柴禾、一头挑着玉米糁加一小罐酸菜走二十20多里路来城里上学,极其刻苦勤奋。1965年,幸运地考上了吉林大学历史系。离开故乡去上大学时,脚下穿的还是草鞋,用一根扁担挑着行李卷。他入学后来信告诉我们,吉林大学历史系当年只招了27人,只有他一个不是团员。文革中他当了造反派,只因爱思考问题,对文革,、对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林彪、毛泽东发表了一些看法,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反动学生”,在毕业时被分到一座小煤矿劳动“改造”。在“改造”中他不服气,又被逮捕。在审问他的“反革命罪行”时,他有理有据地逐条予以反驳。在毛远新气焰最盛的1975年,与张志新烈士同一批被枪杀!直到八十年代初,家中才收到予其“平反昭雪”的文书。喻传海同学自上大学后,因离家远没有路费,从来没有回过一次老家,最后连骨灰也不知落在何处!

  有人至今还在说毛泽东时代工人、贫下中农地位高。就我所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受迫害的,百分之九十九是所谓的“红五类子女”!

  据历史学家王年一披露:“1970年2月至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另有学人撰文指认,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十万以上。

  王年一等专家学者所披露的,仅仅只是有案可查的一部分受害者。实际上,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遭受压制和侮辱的,何止上千万人!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一)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二)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三)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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