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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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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革命的“误会”

作者:信力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年08月30日

本站发布:2010年08月30日

点击率:721次


  “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瞿秋白《多余的话》

  1935年6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执行死刑前,写下了这篇只在彻底剖析个人革命心路历程的文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把自己完全暴露在世人的注视之下,包括瞿秋白最难以启齿的思想隐秘。文中凸显了两种对立身份(革命者与文人)对瞿秋白命运所造成的裂痕:他原无非是个爱读书的种子因俄文了得由此卷进了革命的漩涡,无法自拔。革命要求人必须果断坚定、绝情绝义、行动迅捷、追求实际;文人却处处体现了怀疑幻想、犹豫不绝、清高真挚、照本宣科。一辈子都周全于两者背离的瞿秋白不断以调和的方式面对世事的纷繁变化,最后只落得个身心俱失,不得不承认自己这样的文人参加革命只是一出名为“历史的误会”的“滑稽剧”。

  瞿秋白在文章中宣称:“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亦或许瞿秋白从来就没有加入过所谓的“革命队伍”。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瞿秋白就已经失去中共中央领导职务,因为他从内心到行动都支持李立三不顾一切赌博式的城市暴动路线,客观上把刚处于回升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又推向了深渊。“左倾盲动”宣告瞿秋白的政治生命的终结,同时也宣告由中共文人确立的城市革命路线在中国的彻底完结。

  以瞿秋白的失势为界限,往前看,从中共一大到六大,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都是文人,如:陈独秀、瞿秋白。以一大的代表为例,出席大会的13位代表,就其社会成分而言均属于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的50多名党员,而这50多名党员也都是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代表来自工人阶级,更不要说代表所谓的贫下农民。连开会选择的地点都一律选择在经济条件最好的大城市,其中上海最多。这样的选择完全符合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布情况以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需要。更加符合的是“五四运动”以降的启蒙路数,必定是一群怀有理想的文人站在了思想的最前端,由他们掌握了救亡图存的秘籍,进而向广大非知识群体传播,而所有的革命活动都要围绕文人们的指令进行。往后看,到1949年夺取政权,决定中共所有前途命运的会议都是在穷乡僻野进行的,领导人则是一色的革命家,如:王明、毛泽东。不管他们是否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不管他们是否真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实际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笑到了最后。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开怀大笑的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毛泽东和董必武二人,革命道路何其残酷,能战胜残酷现实的自是比现实更残酷的革命者。

  当革命真正进入“杀人放火”,甚至是“杀人不眨眼”的阶段时,岂是陈独秀、瞿秋白之辈能胜任的,陈独秀是没有心机的坦荡君子,瞿秋白更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所以,当瞿秋白在瑞金面对与工人群体完全迥异的农民党时,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是“早就离开了”,亦或者他从来就不打算加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队伍。当时中共领导的革命已经超大大出了瞿秋白的预想,在一个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人心目中的革命显然不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瞿秋白曾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说:“中国革命是由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中国只有一个革命:中国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中国革命势必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相连接,而在中国开辟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一句话表达了不妥协,不管情况怎么样,高潮低潮都要一往无前;第二句话认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第三句话是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不言而喻。而革命者对于革命的总结的核心要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其潜台词要说的是苏联和中国都是普遍与具体的结合,你装老大可以,但是我用不着听你的;你喊你的,大不了我听不见。这不二法门连中国托派们事后都敬服不已。

  由此可见,把启蒙与革命混为一谈的文人对于革命有多深的“误会”。误会的原因,瞿秋白也认识到一点:文人“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什么都懂一点”,因此好辩,再加上推崇的又是斗争哲学,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是内斗不止,派别、路线主义之争层出不穷,比如说:旅苏派与本地派之间,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间,每个派别内又细化出很多小的派别。难怪陈独秀后来看到托洛茨基派内部不停的争吵,就意识到他们没有什么前途。而且斗争的胜利者往往又是栽赃嫁祸的高手,瞿秋白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就曾嫁祸过陈独秀,而他自己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依照斯大林的革命高潮论盲目行事,之后也成了替罪羊。整个革命队伍在文人的领导下如同唱戏班子“你方唱罢我登场”。好歹文人相轻还是“温情脉脉”,大不了喊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辞官罢了,又或者是另起炉灶,远不像“遵义会议”后,所有的路线主义斗争都是血雨腥风。革命者上台之后用的就是镰刀加笔枪,不仅精神要污蔑,内体也要消亡。这也不怪革命者,不彻底消灭的话那种无意义的争论何时是个头,主义斗争的结果就只能是锻造出一个把所有主义都吞噬掉的怪兽。

  其次,“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导致文人习惯于遇到问题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乐于上升高度,仿佛越求助于原则,做事就越靠谱。不知道的以为高妙莫测,其实是内里空空。康德就认为这是“理性的谵妄”,没有经验所有的理性范畴都是空而已,从原则向原则跨越不可能获得任何知识。而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贫乏的原则当宝贝,以为真有某种决定人类社会的密码,只要开启这个密码就找到开启人类发展的钥匙,殊不知“历史没有剧本”,“每天每时只是其自身,而不是通向另一天的中介”。连自己命运都无法预测,何来预测人类的命运?不求实际,教条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早期的中共文人们都把诞生十月革命的“苏联”经验当成真理,每个人基本上都抱着离了老大哥就找不到北的心态。唯有陈独秀有自觉的意识,能及时认识到了苏共和共产国际瞎指挥的错误,但又没有坚决抵制,每次都委曲求全,最后还背了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骂名,其实真正强迫中共寄居国民党内,并拒绝反抗的是斯大林。难怪周恩来曾说直到遵义会议后,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因为终于不再盲目崇拜老大哥了。老大哥看似忠厚,却时不时的躲在背后打黑枪,可惜的是绝大多数的文人是看不清这点的。

  《多余的话》一文不仅揭示了瞿秋白自身于革命的不可能性,更是揭示了文人之于革命的不可能性。瞿秋白痛定思痛的说:“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这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何其相似:“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多余的话》原本是瞿秋白个人的救赎之语,但在后来的革命者看来“误会”就是文人导致革命失败铁一般的“罪证”,因此,革命的队伍必须不断整顿清理文人知识分子以保证革命队伍的阶级性质和思想的纯洁性。文人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而是依附于不同阶级上的寄生虫,带有不同阶级的属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格不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人的价值只在于其能够成为服务工农的工具,不能匍匐在工农之下的文人都应当被清洗掉。因此,在形格势峻的斗争环境中,作为无产阶级启蒙者、领路人的文人知识分子反而成为启蒙的对象,原本拥有革命解释权的文人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成了革命的对象。从陈独秀、瞿秋白到王明、毛泽东,中国革命内部完成了一次弑父的过程。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历史的回应是如此之快,1942年延安开始了急风暴雨式的整风运动,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瞿秋白临死前的自我审判很快就成了革命者对文人理直气壮的阳谋,不知道视死如归的他如果看到这一切将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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