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 Google
  • 百度

美国观察

首页 > 国外选举与治理 > 国外治理 > 美国观察

非裔美国人该如何“正确地”抗议?:对比分析20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和2020年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来源日期:2020年08月06日

本站发布:2020年08月06日

点击率:86次


  五月末震惊全美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yord)被白人警官暴力杀害的事件发生后,短短一天时间内,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就爆发了抢砸商铺、纵火等暴力行为,随后在全美各大城市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骚乱。尽管大多数的游行抗议活动都是非暴力的,但事件爆发后的讨论重点迅速从警察暴力聚焦在了暴力骚动上。例如美国右翼媒体福克斯新闻在骚动爆发后谴责抗议者们为 “想要推翻美国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者”,特朗普总统也在推特斥责抗议者们为 “激进左翼、暴贼、和恶棍”。

  弗洛伊德之死重新激发了在近两年淡出公众视野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早在起源之初就被认为是一场暴力的民权运动,因其激进的抗议策略在初期并不被主流社会所广泛接受。“黑人的命也是命”是在上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后的又一大关于黑人民权的社会运动。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普遍被认为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的社会运动的里程碑。该运动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以及一系列歧视性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并且推动了1964年民权法案的颁布,从而正式从法律层面将种族歧视列为非法行为。60年代民权运动的领导者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成为了世界闻名的民权运动领袖,他也因非暴力的民权运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因此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爆发暴力事件后,许多批评者认为抗议者们应当学习马丁路德金在60年代民权运动的非暴力策略,并表示非暴力运动才能真正带来改革。尽管60年代民权运动的胜利如今被美化为非暴力策略的胜利,但其中也一直存在着暴力的成分,来自黑人武装反抗和骚乱的威胁也同样推动了立法层面的改革。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一样,60年代的民权运动当时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这篇文章将对比分析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历史背景和运动策略,来探究是否有“正确的”,或是既被社会广泛接受又容易达成目的的抗议方法。

暴力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黑人的命也是命”是为了抗议警察暴力而诞生的,其运动本身被认为是一场暴力的社会运动。在2012年,一名黑人少年因为带着帽子,而遭到白人警官的怀疑,从而被残忍地枪杀。一年后当这位警官被宣布无罪释放时,黑人族裔长期积攒的对于刑事司法制度性种族歧视的愤怒被挑起,“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也就此爆发。此运动从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对于美国社会漠视黑人生命的抵抗,并通过社交媒体和游行抗议来唤起社会对于黑人面临的系统性不公的关注。

  2014年一名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 (Ferguson)杀害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开始得到全国性的关注。在弗格森,抗议者们举行了和平游行来抗议警察暴力,可迎接他们的却是来自警察的催泪弹。部分抗议者也采用了暴力手段抗议,导致了警察和抗议者们之间的冲突迅速激化。骚乱在弗格森持续了数月,对于警察暴力、警察军事化、和暴力游行等话题也被推到了讨论的风口浪尖。

  “黑人的命也是命”中不乏暴力的抗议手段。在2014年纽约市的一场抗议中,抗议者们呼喊着“警察去死”等口号。“黑人的命也是命”最初的创立者之一被拍到喊着“烧毁一切”等煽动暴力的话语。在很多地方,抗议者们走到路中央阻拦车辆、形成人墙停止火车、占领商场和警察局。

  这些暴力行为也让“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起源之初饱受诟病。白人对于警察暴力和系统性种族歧视的严重性普遍持怀疑态度;而部分黑人,甚至于上世纪黑人民权运动的参与者也批评了此次运动的策略和方式。民权运动家和作家芭芭拉·瑞诺(Barbara Reynolds)表达了对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不解:“在这场运动中,我很难区分合理的抗议者和打砸抢烧的暴民。这些示威游行充满了仇恨、粗鲁的语言和穿着松垮裤子的男人。”黑人教授卡罗尔·斯完(Carol Swain)希望终止“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因为她认为这对美国社会有着破坏性的影响。

  现在有不少批评者把“黑人的命也是命”和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作了对比。比如黑人经济学家格林·罗瑞(Glen Loury)尽管理解该运动的诉求,但他认为运动的策略“疏远了迫切需要的同盟。”即其他族裔的民众和白人政客,对于60年代的非暴力民权运动的赞誉之一就是非暴力更容易让其他种族成为支持民权运动的同盟。不难看出,罗瑞认为当前“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就是来自于其他族裔的支持,或是他觉得赢取同盟才是抗议活动“正确的”策略。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赫卡比(Mike Huckabee)更直接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马丁路德金会被“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策略所震惊,并批评到放大种族问题并不能带来种族平等。赫卡比认为民权运动完全和平,甚至是不反抗警察暴力的,所以“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也应该遵循上述原则。

  然而,60年代的民权运动在形成之初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对于其策略和方法的批评。尽管世人今天大多以蒙哥马利市公交车罢乘或“我有一个梦想”等激动人心、富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大事件来铭记民权运动,可事实上当时的运动也出现了类似当今的“黑人的命也是命”中暴力混乱的局面。

暴力同样存在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

  马丁路德金推崇的非暴力运动准则和策略

  马丁路德金在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中倡导了非暴力运动的理念。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哲学综合了甘地、梭罗、圣经中的理念,在他领导下创建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将非暴力准则应用在民权运动的抗争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将非暴力作为他们的信念和行动的准则,并渴望通过非暴力来寻求充满爱和正义的社会秩序。

  SNCC 渴望用非暴力的方式来达成两个目标。其一是为了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揭露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暴行。非暴力运动者们相信如果他们不还击白人的暴行,暴行施加者的对于自身行为辩解自然就站不住脚。例如在1963年,民权运动者们开始在种族隔离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的伯明翰市进行非暴力游行,但是伯明翰市的安全委员长却下令大量逮捕和平游行者,甚至包括不少青少年和儿童。随着媒体的报道,抗议者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政府之间的冲突被直播到千家万户的电视机中,而全美民众看到的是无辜黑人青少年默默忍受警察拷打的景象。抗议者们非暴力的回应也向大众证明了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和施暴者,从而唤起普通民众对抗议者的同情和对运动的支持,甚至肯尼迪总统都表达了对此次事件的震惊。

  非暴力运动的第二个目标是唤起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良知,从而促使他们自愿地带来改变。这个目标来自甘地的“真理永恒”原则,其目标是让施暴者承认现状的不公和被压迫者的处境。尽管很难评判非暴力运动到底给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道德规范带来了多少改变,可以肯定的是白人并没有因为黑人的不反抗而“自愿地”转变,相反,黑人忍受的耻辱和暴力愈演愈烈。在施行“吉姆·克劳法“的南方,黑人经常面对来自白人至上主义组织3K党随机且残忍的暴行,不少民权运动者甚至被私刑处死。在领导蒙哥马利市公交罢乘时,马丁路德金的家还曾被炸弹袭击。

  民权运动者主要采取的非暴力策略是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的目的就是为了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迫使政府部门为了秩序和稳定不得不做出妥协。民权运动中最著名的蒙哥马利罢乘运动就是一个公民不服从的例子,马丁路德金也是因为领导这次活动而涌现为全国民权运动的领袖。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民权活动家罗萨·帕克斯(Rosa Parks)拒绝在公交车上为白人让座,因此被捕入狱。马丁路德金领导了蒙哥马利市近4万名黑人对于公共交通系统进行了长达13个月的抵制,导致了蒙哥马利市的公交系统遭受了惨重的经济损失。与此同时,马丁路德金还就帕克斯逮捕一事上诉到联邦地区法院来挑战种族隔离在公共交通上的合法性。最终,联邦地区法院判决公交车上的种族不平等是违反宪法的。

  尽管蒙哥马利市的公交罢乘证明了公民不服从策略和采取法律途径抗争民权的有效性,但是推动民权运动一系列立法成功的远不止非暴力策略。在非暴力运动唤起国际关注和民众同情的同时,驱使联邦政府改革的更是来自民权运动者暴力骚乱的威胁。

  暴力抗争手段的诞生

  即使民权运动在立法层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1964年的民权法案终止了种族隔离以及保障了黑人投票权—但是基于种族的不公正还依旧持续着。很多非暴力民权运动者对于这些政策和法案的实际执行感到失望,并感叹非暴力运动“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强迫政府改变做法。”SNCC的一任主席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 )就曾经感叹1965的民权法案无法保护黑人来自于警察的暴力。在1965年后,几乎所有SNCC的成员随身携带手枪或其他自卫工具。

  对于政策执行的不满,越战强制征兵的失望,和来自白人不断的暴行,最终使不少民权运动者运动者选择采用暴力抗争方法。例如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琼斯伯勒小镇(Johnsoboro),一个准军事级别的黑人组织每日持枪械在镇上巡逻以保护黑人居民。在一次3k党攻击黑人社区后,该组织与3k党成员在镇上进行了交火。武装自卫也成为了之后诞生的黑人权力(Black Power)理念的中心。黑人权力认为暴力武装才是正确的抗争方式,并且他们认为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方法助长了白人对于黑人的暴力。区别于民权运动中终止种族隔离的诉求,黑人权力认为和白人的种族融合并不能真正将黑人从压迫中解放,所以他们希望用武力创建一个完全由黑人主导的公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他们憧憬摆脱白人政府,并在独立的领土上实现民族自治。

  比起非暴力运动,黑人权利所倡导的武装自卫对黑人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底层黑人男性。很多处于都市中心的底层黑人无法理解马丁路德金用非暴力制造“充满爱的社会”的远大目标,所以对他们而言黑人权利所倡导的暴力武装才真正带给他们了在白人社会抗争的底气。武装自卫使长期以来受到压迫的黑人男性重拾男子气概的机会,武器更是给他们带来了尊严和立竿见影的保护。

  来自黑人暴力的威胁

  来自暴力骚乱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政府进行改革。即使作为非暴力运动倡导者,马丁路德金也意识到暴力元素的存在是推动非暴力运动成功的关键。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市(Albany),马丁路德金组织了一场和平游行。警察没有用武力驱逐或殴打游行者,而是和平逮捕了他们。因此,奥尔巴尼市的街道并没有产生冲突,也没有动乱的影像,更没有获得媒体的关注。也就是在此之后,马丁路德金故意招募了儿童和青年,并且他选择伯明翰市作为下一个游行地点是因为伯明翰的安全委员长有着对于黑人施加暴力的历史。果然,伯明翰市的游行得到了全国关注,因为安全委员长对儿童和青年抗议者们施加的暴力的场面被电视台在全国转播。也就是在这场游行后,更多的普通民众认识到了民权运动并开始支持抗议者们。

  在1963年伯明翰市大量黑人和平示威者被殴打和逮捕后,当时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担忧黑人暴乱发生的可能性,并表示如果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势必会激起全国骚乱。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游行被捕后,在狱中写出了著名的“伯明翰狱中书信”。在信中,马丁路德金表达了民权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呼吁被压迫者们抵制不公的法律去争取自由。他还同样暗示了暴力发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的白人兄弟拒绝支持非暴力手段,成千上万感到挫败和绝望的黑人会在黑人民族主义中找到安慰,而这将无可避免地导致一场种族之间骇人的噩梦。”马丁路德金在此处表明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立场,来奉劝白人政客们最好支持他的非暴力运动,不然就是黑人权利等组织的武装暴乱。显然,马丁路德金的言辞对司法部长肯尼迪起到了作用,他在伯明翰事件后说道:“记住马丁路德金才是那个去挨家挨户收黑人武器、并告诫黑人要采用非暴力手段的人。如果马丁路德金失败了,更糟的领袖将组织暴力活动。”

  肯尼迪总统对于民权运动的态度也在伯明翰时间后发生改变。来自他兄弟罗伯特·肯尼迪的担忧和警告印证了他的恐惧:黑人暴乱和其在冷战背景下可能造成的国际影响。如果美国境内真正发生黑人暴乱的话,美国在第三世界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的准则自然无法立足,苏联也无疑会对美国进行舆论上的打击。迫于各方压力,在对民权运动沉默了近两年后,肯尼迪总统首次发表了电视讲话公开谴责种族隔离,并介绍了未来1964年民权法案的雏形。

“正确的”社会运动

  非暴力和暴力的道德二分法

  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准则在当代美国被推崇为社会运动的模范。在流行文化和历史课本中,60年代的民权运动被描绘为一场为了自由的神圣斗争,而马丁路德金和其他非暴力民权运动领袖也近乎被奉为圣人。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中以民权运动的成功来证明只有非暴力才能达到改革,而暴力是一条死路。在近代道德准则中,只有非暴力社会运动被认为是好的、道德的,而暴力一律是坏的、不道德的。从而民权运动被删减为一场由圣人带领的非暴力策略的成功,来证明非暴力的道德优越性。

  尽管如今马丁路德金被圣人化,马丁路德金日还甚至被定为美国国家节假日,他在生前也并不被大众喜爱。在1963年,伯明翰市游行的同一个月,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46%的美国人对马丁路德金有着负面评价。到1966年,对于马丁路德金不满的美国人超过了六成。在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特区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后,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有74%的美国人表示大型集会损害了社会活动成功的可能。

  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运动甚至也曾被批评为太过暴力。在1963年,8位倡导自由主义的白人神职人员发表了一封公开声明,指责马丁路德金的运动不仅愚蠢并且只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尽管他们同情民权运动的诉求,但是他们认为马丁路德金的策略太过激进而且会制造混乱。这些神职人员奉劝黑人采取和平的方法来争取种族平等,而不是采取马丁路德金徒有其名的非暴力策略。

  这些批评是否听起来有些耳熟?因为如今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也遭受着如出一辙的谴责:同样是被批评当前的方法无法解决问题、太激进、太暴力。这两次民权运动在进行时都不被民众广泛接受。

  但是真的有可以被广泛接受、所谓“正确”的抗议方法吗?黑人从80年代开始,就在嘻哈运动中抗议警察暴力。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黑人被警察杀害后产生了无数的和平示威,可是这些都没有带来重大的警察改革。在和平示威常态化、普遍化的今天,仅仅只有和平抗议的社会运动已经无法获取民众和媒体的关注。而如今被视为社会活动教科书的黑人民权运动,在运动发生过程中也饱受争议和批评。

  在如今的道德体系下,非暴力和暴力运动被一分为二到道德和非道德两个种类里。想要维持现状的政治精英们对马丁路德金和60年代民权运动进行了美化,并将事实上由暴力和非暴力抗争结合而获取的立法成功全部被归结为非暴力的功劳。所以今后当有类似社会运动出现时,他们就可以使用民权运动的例子作为道德范例,来批评新社会运动的不正确。当民权运动被划分为“正确”时,判断一个运动正确与否的权力落到了政治精英的手里。然而,社会活动的目标就是抗争现状,所以精英阶层出于维稳政权的目的也固然不会轻易交出道德上的优势。所以,“黑人的命也是命”被批评为暴力和无效的,被描绘得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相差甚远。

  社会运动的有效性

  如果将“正确”定义为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话,前文证明了社会运动的本质就是打破现状,因此极少被广泛接受。如果考虑“正确”的第二部分定义,即“能有效达成政治改革的”,学界有着大量的研究来分析社会运动的有效性。抛开道德威权下对于社会运动的评判,到底是非暴力还是暴力社会运动能有效地带来政治改革呢?

  政治科学研究达成了一个共识:如果要带来政治改革,社会运动必须打乱现存的社会秩序和采用多样的抗议策略。比起非暴力运动,暴力抗议的效率性更低,因为公众会因为暴力事件对此运动产生负面看法。因此,抗议者的对立面可以用民意来打击社会运动的道德立场,而且民意也会迫使政府对运动进行干预。暴力的存在也使群众参与社会运动的成本大幅增加。

  其他研究也表明非暴力运动更有可能成功。在《为什么公民抵抗有效?》一书中,两位政治学家研究了从1900年开始近100年来超过300起公民抵抗(civil resistance)案例,发现非暴力公民抵抗的成功率是暴力运动的两倍。学者总结的原因也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理论相似:非暴力运动需要大规模的群众参与,非暴力的手段是注重于解决冲突而不是制造冲突,而且非暴力运动最终更有可能带来一个稳定的政府。比起暴力手段,民众更愿意也更容易参与到非暴力抗议中,而且非暴力运动通常会提出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案。当一个社会运动的目的是推翻当前政府时,非暴力运动也有可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新政府,而不是让各方势力在政治真空中角逐。

  暴力抗议在社会运动中也不是没有价值的,只是抗议者们需要在暴力和非暴力的抗议手段中进行取舍。有破坏力的抗议(包括暴力和非暴力抗议)更容易获得关注因为抗议打乱了正常社会秩序,但同时抗议者们也冒着疏远支持者的风险。因此抗议者们需要在手段中进行精妙的取舍才能确保运动在得到关注的同时还能带来公众支持。学者统计了超过2万起在1960和1995年之间的抗议,并发现当社会各界对抗议者们的诉求对时有共鸣时,抗议者们更有可能采取和平抗议。相反,当抗议者的诉求只对一小部分人群有吸引力时,抗议者们更有可能采用暴力手段。

  同样,社会学研究也表明社会运动需要不断创新活动策略才能获得成功。因为被压迫的人群通常缺乏政治资源来表达他们的诉求,所以他们必须通过扰乱社会秩序来获得关注。如果一个运动不创新抗议策略,这个抗议行动将无法持续带来社会关注。60年代民权运动初期的成功也是因为抗议者们设计出了丰富且多样的抗议策略,如公交罢乘、静坐抗议(Sit-ins)、自由乘车者(Freedom Riders)、城市骚乱等。

结语

  对比分析最近由弗洛伊德之死重新点燃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不难发现这两个社会运动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这两项民权运动都是为了抗议黑人所受到的系统性不公:“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主要诉求是刑事执法机构改革,而民权运动致力于废除种族隔离和确保黑人投票权。除了政策改革上的目标,两个运动也在反抗更大程度上的种族歧视。同样,两个运动都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批评。“黑人的命也是命”被批评为一场无组织、无效率、宣扬暴力的行动。民权运动也被批评为过于暴力、无法带来改变。在活动初期,民众对两个运动也都有着负面的看法。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两个民权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活动策略:黑人的命也是命”大多是暴力且无组织的游行,而民权运动是通过非暴力公民不服从来促使改革。诚然,非暴力的准则是60年代民权运动中的重要理念。在马丁路德金和SNCC的组织下,非暴力公民不服从被应用在对抗种族隔离的活动中。但同时,如今对于民权运动描述通常忽略了暴力的使用。例如黑人权利等观念也在民权运动中诞生,强调的是武装自卫和黑人自治,并且SNCC等非暴力组织到运动后期也开始正式支持武装自卫。暴力是民权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自暴力骚乱的威胁也是促使联邦政府改革的原因之一。

  总的来讲,“正确地抗议”本身就有着多重层面上的含义。当人们在评判一个运动正确与否时,判断社会运动的权威是被交到了谁的手上?抗议者本身当然是认为他们的运动是正确的,而掌握政治资源的精英阶层为了维持当前的统治当然会批判运动为不正确。而在政治精英掌握话语权的社会下,社会运动就总会是不正确、不道德的。从60年代民权运动和如今“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来看,人们会发现社会运动永远是复杂且多面的。仅仅给运动贴上“暴力”、“非暴力”、“道德”、“不道德”等标签远不能瞥见运动本质的一隅,而且在划分定义的过程中人们也无可避免地在加精英的统治地位。因此,在急于定义和评判社会运动之前,人们应该首先批判性地思考评判的依据和标准到底是什么。


  作者:高一可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审校: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相关阅读:

评论:

关闭窗口
此处显示新 Div 标签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