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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邻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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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青松:俄政府与民众的“默契”仍在,关系转变的临界点并未到来

作者:万青松

来源:观察者网

来源日期:2021年02月04日

本站发布:2021年02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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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因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从德国返回莫斯科即被俄当局拘捕,引发全俄125座城市未经官方批准的游行示威活动,不过各方均未公布参与总人数,其中以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规模较大。根据独立维权媒体平台ovdinfo.org公布的数据显示,俄当局总共拘留4000多名参与抗议者,其中包括198名未成年人和49名记者,并对一些激进分子提起刑事诉讼。

1月31日,俄反对派再次在140多座城市组织新的游行示威活动。俄媒指出这次游行示威相对平静,参与人数少于1月23日。据ovdinfo初步统计,31日俄当局在全国再次拘留5000人左右,其中包括80多名记者。这次全俄范围内多地示威活动是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俄体制外反对派组织的新一波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俄罗斯警方逮捕抗议活动现场的“黄背心”记者

毫不意外的是,本次示威活动引发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团体对俄罗斯当局的谴责和施压。比如,美国驻俄大使馆在抗议示威活动前夕以提醒美国公民为由发布相关抗议路线信息,事后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与普京通话,就纳瓦利内回国被捕向俄方提出交涉。1月22日,欧洲委员会也公开要求俄罗斯政府释放纳瓦利内,否则将对俄实施制裁,并改变与俄关系。

俄罗斯官方也给予针锋相对地回击。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要求美使馆就发布“示威路线”给出解释;俄外交部副部长向美国驻俄大使提出严正抗议,要求美国停止干涉俄罗斯内政;俄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指责西方利用纳瓦利内破坏俄局势,以制造动荡并煽动所谓的“革命”等等。

当然,这次游行示威活动也引起国际舆论越来越多的讨论,解读这一事件可能产生的内外影响,比如会不会导致类似于白俄罗斯那样的内部危机,抑或上演“颜色革命”,及其可能对周边中亚邻国的选举、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关系产生的溢出影响等。

当地时间1月17日,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从柏林搭乘民航客机返回莫斯科,因违反缓刑在入境通道即遭拘捕。图自澎湃影像

是否对普京执政有实质性冲击?

不过,就这波游行示威本身的组织架构来看,还不足以对俄罗斯国内政局及普京执政合法性造成实质性冲击。

一是,反对派的组织比较松散,难以和当局对抗。现在来看,很难说反对派对本次活动做了周密布局,不仅应对俄当局的手段混乱,还给予了对方更多打压的理由,包括没有按照规定提前申报游行活动违反俄相关法律,参与示威人员违反政府的防疫规定,利用未成年人作为掩护从事非法集会,暴力袭击执法人员,传播假消息等等。

由此可以大体判断,这次示威游行更多的是一次泄愤行为,部分俄罗斯民众对于疫情下的长时间“禁足”、经济不景气、腐败、收入下降等社会问题的发泄内心不满。

虽然组织方宣称此次游行示威是“支持”纳瓦利内,但实际上内部混杂着各种诉求。即便是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多数参与者,既没有就游行示威的总体目标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达成一致,也缺乏统一的组织结构、资金、领导人、战略、协调等安排。

而对民众来说,最担忧的就是物价、退休金、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问题,他们更迫切地期待能够构建起解决问题的具体保障机制。如果这些诉求无法实现,那么反对派在这方面的能力将被怀疑,最终也会无疾而终。

二是,参与游行示威的人员构成偏年轻化,其政治偏好的波动性较大、流动性较强。可以和2019年夏天发生在莫斯科的五轮规模不一的游行活动做一个对比,2019年据社会组织统计显示,游行高峰期人数多达6万,官方统计则为2万;两波游行示威的一个共性是,参与人员偏年轻化,大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据当时的媒体报道,2019年那波参与者,每3人中就有1名大学生,其中不少还是俄罗斯国内精英大学的高材生。而刚刚过去的这场游行示威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据当天在现场的志愿者组织“白色计算器”(Белый счетчик)调查统计,莫斯科的游行示威人群以青年群体为主,平均年龄31岁,18-24岁占25%,25-35岁占37%,其中高达44%的人是首次参与此类抗议活动。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是被社交平台卷入的未成年人群体也参与到本次抗议活动。

有媒体报道成,游行示威的组织者重点利用青少年群体喜欢的TikTok、VK、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等流行社交软件,向其发出一些带有欺骗性质的混乱消息,煽动他们参与游行。比如,纳瓦利内在抗议活动前的1月19日,通过Youtube发布调查视频“普京宫殿:史上最大的贿赂”,目前点击播放量已超过1亿次;这则视频随后通过社交平台大范围传播,激发普通民众对腐败的不满和仇富情绪,一些“崇拜”纳瓦利内本人的中小学生也遭到影响。虽然据“白色计算器”统计,18岁及以下年龄的青少年仅占总人数的10%,但仅莫斯科就有173个家庭的孩子牵涉其中。这个新情况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即便在1月29日俄官媒播放了记者实地走访“宫殿”所在地的采访视频,“揭穿”了纪录片展现的场景并不真实,随后普京的“发小”、俄罗斯亿万富豪阿尔卡季·罗滕贝格宣称自己是“宫殿”的持有人,但视频的巨大播放量已说明其广泛的影响力。

这些青年群体的政治偏好及流动性尤其值得关注。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俄罗斯新生代年轻人与自己的祖辈和父辈不同,他们脑海中既没有对战争的恐惧,对二战和冷战知之甚少,也没有经历过苏联解体和整个90年代的国家苦难,而是生活在更为开放、优越的内外条件下,因此他们更加“自信”地参与到政治进程中去,对权力的理解也与现实差距很大。

对这些年轻人而言,参与游行示威已经成为一种彰显身份的象征,似乎不参加游行就会让自己在朋友圈中的受欢迎程度下降。类似的情绪在一些以青年亚文化为主的文艺“明星”和“网红”中较为浓厚,实际上助长了示威游行,变成一种“消极”的社会风气。

总的来说,这更多的体现了成长进程中一些个人情绪变化的反应,较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和影响,因此时常会有所波动,很难固定不变。

三是,虽然构成体制外反对派的“少数派”较为固定,但与支持普京的“多数派”相比,仍寡不敌众,更无法动摇社会基础。

据俄罗斯社会调查科研机构对参与人群的一系列跟踪研究显示,参与政治抗议示威活动群体的年轻化并不构成俄罗斯社会的显著进程,相反近五年来比较固定的“活跃群体”是“经验丰富”的、拥有8—9年街头游行经历的“少数派”,他们相较于青少年群体更加清楚自己想要通过这些活动获得什么。

而当前构成社会稳定“内核”的多数民众,也非常清楚“革命”和“政变”对自己及国家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整个20世纪国家进程的伤痛历史记忆对俄罗斯民众的心灵触动始终颇为深刻,他们不会轻易采取暴力手段推翻国家政权,而俄当局也会尽最大努力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上演。因此,政府与这些民众之间依然存在某种程度的“默契”,双方关系的临界点并未到来。

参加抗议的俄罗斯示威者 图自社交媒体

街头政治+新技术,挑战政府的“治本”之策

虽说总体形势可控,但俄罗斯当局显然不可能对这一行为放任自流,而是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比如,俄当局始终将其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对政治反对派与示威群体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利用反对派和示威群体的不同诉求,分化其内部组织,化整为零后击之,并提高对温和反对派的援助等,防止他们之间的高度融合。同时,避免让游行示威与其他层面的问题挂钩,导致后果复杂化、扩大化,比如避免政治抗议与经济问题合流,以及防止可能的国际化风险。在应对局势升级方面,俄当局还倾向于强化对社会舆论的监控,分析网络上的社会动向,研究游行示威向当局发出的隐性信号,通过提前干预方式,避免爆发可能的冲突。

不过,上述举措更多的还是属于“手动治理”层面的“治标”,以期获得短期应付过关的效果。但就算是最勇敢的“手”,也有疲倦的时候,若想在短期内转入“自动驾驶”,也许会暴露整个体系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因此,更严峻的挑战是如何“治本”。

然而,当下世界的一个“困境”是新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5G、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等,促使国家和社会正走到一个新关口,传统认知方式显得束手无策,呈现出“脱同步化”的现象,也就是技术的加速发展导致国家与社会领域的变革出现脱节现象。

当下罕见的疫情危机也对各国政府在社会治理、管控方面带来挑战。近两年,政治抗议性活动遍及五大洲多个国家地区,活跃度不断上升,规模越来越大,技术型的抗议越来越多。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抗议的组织流程更简化,以前还需要秘密组织、领导者、政党等,私下进行社会动员,现在社交媒体上活跃的大V、网红就足以号召民众上街,制造规模性社会事件。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各国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利益认知的表达多元化及分裂,不同的立场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强有力挑战,社会关系处于持续紧张之中。

上述“困境”的最新表现,可以在美国国会骚乱事件及其后续走向中看出端倪。俄罗斯专家就指出,美国国会骚乱事件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而言,都值得从中吸取教训。

而近期的种种迹象都在指向一件事——超级互联网平台。美国互联网巨头大批封杀账号,引发广泛争议;俄官方和民间严厉指责网络平台在抗议活动前散布大量假消息,鼓动未成年人上街;1月27日普京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视频对话会的演讲中,批判互联网巨头“操纵社会”,指其对政府构成威胁;随后,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公开呼吁必须制定互联网平台规则。这些行为与表态的背后呈现出一个严重担忧:超级科技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有可能成为影响国内政治进程的主要社会因素。

如果说新时代就是反映出对现实政治的需求,相较于经济增长和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挑战是如何落实民众的期待。很难说,全世界只有一种“药方”。正如俄罗斯知名时政评论家卢基扬诺夫所言,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既不是西方所认为的“历史终结”,更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占据上风,而是体现为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表达自己的立场。在眼下这个愈发动荡、不安、碎片化的世界中,各国不得不寻求本国特色的应对之策,尤其是缓冲风险的良策,这是一个极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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