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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潘博士:解读印尼大选及国别研究

原标题:与潘玥博士就印尼局势和印尼研究的十问十答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来源日期:2019年07月01日

本站发布:2019年07月01日

点击率:37次


  问者:彭旭

  答者:潘玥

  导读

  潘玥,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印尼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访问学者,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印度尼西亚语言与文学专业。

  此次采访主要围绕印尼大选后的局势和印尼研究两大主题进行。距离印尼大选结果的出炉已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无论是大选的选票分布还是选后骚乱,都离不开印尼国情和外部力量的干预。印尼研究的探讨,在于我们应发挥自身优势做国别研究,此外在也应在本土性和普适性中寻求相对平衡。

  印尼选举后遗症

  彭:2019年印尼大选后所引发的“522”骚乱,被称为1998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骚乱,由于此次骚乱掺杂了“中国”因素,因此有人认为其与排华息息相关,但在印尼身份政治背景下也有人认为此次骚乱与排华关系不大。您是如何看待此次骚乱的?

  潘:我认为这场骚乱其实很正常,且这不是第一次因为大选而引发骚乱,早在2014年就有类似的骚乱发生,只是当时的规模没有这么大。

  彭:可是我们看这场骚乱,有一些暴力元素,如打砸抢烧,您觉得这场骚乱试图想通过暴力的方式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潘:可能我们对这场骚乱的定性不一样,我并不认为其是一个排华或者是暴力事件,作为民主国家,印尼群众实际上有上街游行和示威的权利和自由。无论是2014年还是今年选举后的游行示威,至少对于一部分人而言,初衷就是表达自己的诉求。至于这场本是表达民众诉求的政治活动为何演变成骚乱,是因为它并不是民众自发组织的游行示威,这在本次的骚乱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作为一次有组织有策划的骚乱,当天上街的示威人士可以拿到一定金额的报酬。

  彭: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印尼群众是很容易被误导的,或者说印尼政治是很容易被其他力量干涉的?对于这种“一有选举又会引发骚乱”的说法,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潘:对于印尼政治而言,我不认同“选举必引发骚乱”这个说法,而在此次骚乱而中,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引导,单靠民众自发是很难达到这种规模的骚乱的,外部势力在其中是发挥一定作用的。

  彭:那么我们回到此次选举的核心议题上,即经济和民生问题,我发现在印尼经济民生问题都被赋予了政治化的色彩,如中国劳工、雅万铁路等,似乎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域政治、宗教相挂钩,您是如何看待的呢?身份政治在印尼选举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佐科选了75岁的伊斯兰学者领袖阿明作为竞选伙伴,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潘:这实际上非常正常,而且越临近大选,政治化的现象越明显。如果公允的来说,我认为印尼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并不会因为政治化现象使得经济受阻。但对于佐科选阿明作为竞选搭档而言,不能仅从身份政治的角度出发,更多地是一种竞选策略上的考量。实际上通过比较2014年和2019年的选举结果,从佐科和普拉博沃这两个组合来看,这两次选举是很相似的,但是这两次选举结果差异还是很大的。2014年佐科是险胜,输在了伊斯兰选民的选票上,当时这些选民主要是投给了普拉博沃。而在这次的选举中,佐科吸取了当时的教训,他希望争取更多伊斯兰选民的选票,因此选阿明作为竞选搭档出于竞选考量,是明智之选,最终的结果也证明此举有效。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无论是从身份政治还是从竞选角度出发,实际上都离不开国情的考量,尤其是世俗化的伊斯兰教信仰者在印尼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比例。

  彭:尽管佐科以55.5%的支持率获胜,但不可忽视的是打种族牌和反中牌的普拉博沃也有44.59%的支持率,是否表明仍有一大部分人是持反中和保守民族主义的立场?这对于佐科未来的执政会造成什么挑战?

  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核心应该是对普拉博沃的选票进行分析。第一,爪哇族(印尼主要民族)的民族特点,非常崇尚权威。对于强权,他们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崇拜,所以像普拉博沃、苏西洛这样军人背景出身的领导人,反而更符合爪哇族的民族性格的需求。第二,苏哈托32年的威权政治所产生的后遗症。在他威权统治时期印尼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高速发展,因此有一部分选民实际上是出于缅怀当年的“盛世”,而选了苏哈托的前女婿普拉博沃。第三,对普拉博沃竞选资金的分析。与佐科多元化的竞选资金来源和形式相比,普拉博沃的竞选资金来源是非常单一,绝大部分来源于他及他副手的个人出资,而政党给予普拉博沃的资金非常少;形式就只有现金捐献,没有佐科组合的服务和实物捐献。尽管如此,普拉博沃组合的竞选资金数额却超过了佐科,甚至普拉博沃的”个人出资”超过原有收入,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有其他资金支持他的可能性。实际上选举后的骚乱之所以被认为早有预谋,也是因为参与的群众会收到一定的报酬。这部分的资金若认真考究起来,也不是凭借一个人的收入可以达到的。第四,“中国”牌实际上很特别。普拉博沃会对佐科的“亲中”进行攻击,加上印尼长期以来存在的“反华情结”和“中国威胁”,这很容易引起民族主义者的共鸣,即这在印尼是很有市场的,即便是假新闻也仍有人会相信。

  印尼研究心得

  彭:我们现在常说要做国别研究,我的理解是以国家为研究对象,打破学科壁垒,从而做到融会贯通,而您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印尼语出身的学者,您觉得语言给您的研究带来了什么?

  潘:由于我是学语言出身,所以我看待印尼问题时不会被太多的条条框框所限制。我在北大学印尼语的时候,还修学了很多关于印尼宗教历史文化相关的课程,因此我在看待政治现象的时候会从民族性格、宗教文化、社会传统等角度进行分析。对于研究而言,语言的优势使我更关注于现实,也更具敏锐度,我的研究方法通常是先观察到了问题,再试图用理论去解释,而非学了一个理论后,再去用理论来套某个现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语言的优势也有利于我去筛选信息,尤其在印尼新闻市场较为自由的背景下,如果没有语言优势,仅靠中英文是很难辨别出印尼新闻事实的真假。

  彭:那么对于非语言学习者而言,如国关、历史的学生,您有什么建议呢?

  潘: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国别研究的要素,此前李晨阳老师曾提及过优秀的国别研究专家应具备的特征,第一是熟练掌握当地国的语言,第二是经过相关学科的科学方法论训练,第三是在当地国有丰富的人脉关系,第四是有学术敏感度,第五是既可以做政策研究,又可以做理论研究。因此如果未来立志于从事国别研究,学语言是一条必经之路,无论是出于考察当地国文献的需要,还是与当地学者交流的需要,且越早学语言优势越大。

  彭:在目前人工智能大热的时代,语言似乎又被所谓的翻译所取代,您如何看到语言在未来研究国别问题中的作用呢?

  潘:虽然人工智能发展很迅速,但是我认为非通用语的翻译在我可见的范围内,是难以被AI即使所取代的。且翻译本身就不是简单的语义转化,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搭建桥梁,这本身就需要对所在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宗教具备一定的了解。

  彭:我看过您此前的一些采访,发现您是“实践派”学者,相信您在田野调查中也遇到了不少阻力,这些阻力最突出的是哪些?

  潘:最大的阻力应该是印尼当地的学术不太规范以及难以寻找大量有价值的文献。我此前在印尼访学的时候,发现印尼大学的图书馆并不能给我太多的养分,也没有类似“中国知网”这样的电子数据库,因此我在印尼那边做田野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失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优秀的印尼研究学者并不在印尼发展,而在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国,用英语写作发文。

  彭:在我们现有的这个学科中主要以西方的理论为指导,但我觉得东南亚极具本土性,您是如何平衡本土性与西方理论之间的?或者说,您在多大程度上借鉴西方的理论呢?

  潘: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到理论的意义和论文发表本身。对于印尼研究而言,因为本土性的存在,不是所有普适性的理论都能解释这个现象,尤其在我刚入门的时候,就挣扎于如何用理论去解释一些问题,而目前国政外交相关的核心期刊在选稿的时候也更倾向于理论性更强的文章(出于期刊统一性的考量),因此早期我的文章,由于缺少理论而难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后来我想通了,首先是理论的意义不是为了用而用,理论本身有一部分的作用在于解释问题。如果我可以用别的方法、甚至不用理论把复杂问题讲明白,我觉得就足够了。其次,我尽量使我的论文发在“圈子”里,即东南亚研究相关的期刊中,在没有硬指标的情况下,我不会为了发核心期刊而去投一些和这个东南亚不太相关的期刊,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东南亚研究领域内,能够增强自身的影响力。但是我也知道这需要不断调适,比如我的博士论文,我肯定不能没有理论就“裸奔”,我也需要吸收多种理论来搭建论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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