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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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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论坛:日本新首相与中日关系

作者:

来源:中评社

来源日期:2021年12月03日

本站发布:2021年12月06日

点击率:41次


  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吕耀东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研究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院长杨玲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王鹏在与会。座谈会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键主持,与会者围绕自民党选出新总裁岸田文雄,其担任日本第100任首相后可能给日本带来的变化,以及可能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变化,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以《自民党总裁选举与中日关系》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王键:开场白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9周年的日子,日本政坛发生了大变,自民党选出了新总裁岸田文雄,他也是日本第100任首相。一些人认为结果已经可以预料,但我们还是能从这次选举中看出一些新东西,比如日本派阀政治的强大,新生代政治家与派阀大佬之间的斗争……那么岸田内阁会给日本带来什么变化?中日关系又会怎么变?我们先有请人民大学的黄大慧老师来发言。

  黄大慧:日本政局变动不影响中日关系大局

  岸田文雄虽然成为日本新任首相,但不会在外交与安保政策上有太大变化,对中国“制衡为主、协调为辅”的政策仍将延续。在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大背景下,不必过分看重日本政局变动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首先,此次岸田文雄获胜当选,依旧是日本自民党内部“派系力学”作用的结果。在选举中,岸田文雄不仅获得了自己所属派系的支持,还得到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党内大佬及其所属派系的支持。换句话说,没有“安(倍)—麻(生)体制”的支持,就没有岸田的当选,也就没有岸田政权。多年来,日本自民党一直在强调改革,但我们看到,传统的“密室政治”——日本式“协商民主”,依然在日本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既然岸田的当选是派系作用的结果,当选后就要根据各派在选举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论功行赏”,也就是说,一定会将安倍、麻生等所属派系的国会议员,安排到自民党领导层和政府阁僚的重要位置上。这样一来,岸田上台执政,必将深受各派力量的掣肘,恐怕也难逃被安倍操控的命运。岸田政权很可能跟前政权一样,是一个“没有安倍的安倍政权”,难以“行稳致远”。

  其次,必须说明的是,这次日本政权更迭,祇是发生在自民党派系之间,而非一般的政党轮流执政。自1955年以来,日本自民党长期把持政权,内部形成五个左右较大派系。这些派系扮演着“疑似政党”的角色,也就是说,每当自民党政权执政受困,难以支撑下去时,就要更换领导人,实际上就是更换自民党派系首领。自民党派系的这种“疑似政党”功能,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往往被选民误以为是政党之间的政权更替,从而对自民党的新政权抱有期待,这也是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一个重要原因。仅从最近几年日本政权变化来看,先是安倍晋三干不下去了,换成了菅义伟,再换成了岸田文雄,政权始终是在自民党内部发生更替,而没有旁落到其他在野党手中。所以,对于这样的日本政局变动,我们不必过分看重和关注,更不应随着日本媒体而起舞。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在日本国内政策上没有什么太显眼的主张,中国的话题却在这次选举中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四位候选人都频频指向中国,竞相示强的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一直没有出现过的现象。时隔多年,中国话题再度成为日本政界争论焦点,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国内针对中国问题往往出现争论,有所谓中国问题就是日本的“日日问题”的说法。需要说明的是,从前日本国内围绕中国的争论主要是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的对立,而后者往往对华持有友好立场。而今天,“保守和革新”对立早已消失,在日本政治“总保守化”的大背景下,各个政党的对华政策主张已无明显的区别。因此可以推断,继这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后,在即将到来的10月下旬的众议院大选,以及明年夏天的参议院定期选举中,都少不了围绕中国话题的争论。中国话题会从自民党内部扩展到政党之间。未来一个时期内,在选举中针对中国竞相示强,也许会成为一种常态。换句话说,日本的大选很可能越发呈现类似“美国化”的倾向。

  第四,岸田执政后,日本对华政策不会有太大变化。岸田在竞选中表示要强化日美同盟,注重与中国的关系等等,其实也是安倍和菅义伟时期的“老调重弹”。作为曾两度出任安倍内阁外务大臣的重要成员,岸田的外交路线延续安倍时期“制衡中国为主,协调为辅”的基调不会发生多大变化。不要过分夸大日本国内政局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在日本“保守化”、“右倾化”的国内大环境下,无论谁担任首相也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日本现行的对华政策基调都难以改弦更张。更何况,此次又仅仅是自民党内部的换帅,自民党的内外政策仍将保持连续性。

  此外,除了日本政局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这一变数外,还要看到中美战略竞争对日本对华政策以及中日关系的影响。比较而言,中美关系可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更大变数,换句话说,中日关系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从属变数。当中美战略竞争压力加大时,日本自然会加强跟随美国的步伐,并且以日美为轴心,联合澳大利亚、印度在“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上加强对中国的地缘压力,试图构筑针对中国的所谓“包围网”。当然,日本对华政策也有依靠中国的一面,尤其在经济合作上有求于中国,因此如果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出现调整时,岸田政权也可能会向中国示好。也就是说,岸田政权的对华政策在保持总体“制衡”态势情况下,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协调性”和灵活性。

  最后,我们更应该看到,今后在中日关系上发挥更大的引领与塑造作用的将会是中国,而非日本。我们不能以10年前20年前,甚至更老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未来,中日关系往哪里走,怎么走,固然会受到日本国内政治、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必须强调,中国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塑造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吕耀东:自民党总裁选举与日本外交及对华政策取向

  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来看,各个候选人的外交政策理念并没有脱离“后安倍特色”,岸田新内阁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处理好两国关系中业已存在的问题,关系到中日关系的大局与走向。

  第一,自民党总裁选举聚力众议院选举。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过程中,以岸田文雄为代表的元老派与河野太郎为代表的少壮派之间的竞争,对日本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有些冲击,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党内“派阀”起了作用,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党内元老派“稳住阵脚”,充分利用党内选举规则选出元老派岸田文雄出任自民党总裁。稳健的岸田文雄是日本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面向众议院选举的“党内聚力”。在最初自民党总裁选举之时,自民党举党一致应对随后的众议院选举需要尽快“党内聚力”,也就是说,执政的自民党必须选出一个能够带领全党取得众议院大选胜利的“最佳人选”,这个还是关系到自民党的长远利益和未来发展。

  前首相菅义伟在防控疫情和提振经济两个大问题上都没有做好,无法在接下来的众议院大选中赢得民心。如果不能问政于民,为了巩固自民党的执政地位,通过党内选举总裁,由岸田文雄取代菅义伟出任首相面对众议院大选就成为自民党的头等大事。因此,岸田文雄上台后,首先要在防疫问题和提振经济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理念,并处理好自民党党内派阀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新当选的新总裁、新首相来说,岸田文雄最主要的是,既要把党内的事情处理好,提出内政外交新举措,又要尽快领导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胜利。

  第二,岸田内阁的外交理念及政策取向,不会脱离自民党一贯的保守主义路线。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情况下,执政的自民党的对外关系理念趋于保守化、右倾化,通过“价值观外交”不断割裂国际社会,通过强化同盟和“准同盟”关系,破坏世界和平与稳定。岸田内阁仍然会坚持自民党的保守主义外交理念,提出符合自身特点的安保政策意愿。关于在外交安全保障方面的政策理念及意向,岸田在任职后例举了三个方面的政策意向:(1)守护民主等基本价值观;(2)坚守日本的和平与稳定;(3)为全球规模课题作贡献,表示“将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可以看出,首先强调的是所谓的“民主价值观”,意在以“价值观外交”巩固日美同盟关系,形成以日美澳印的四国机制,突出日本参与主导国家事务的“存在感”和国际战略诉求。其次,岸田强调日本的“和平与稳定”,不外乎就是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力图表述与周边国家涉及领土及海洋专属经济区等问题,将自身的利益要求诉诸于外交政策之中。三则是标榜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作为所谓“全球性公共产品”,力图让国际社会予以接受和认同,体现出“普世性”推广的意向,表现出岸田内阁的“后安倍时代”的外交政策延续。

  第三,岸田文雄主张中日关系“对话很重要”。近年来,在总体保守化的趋势下,日本对华政策时有反复,越来越强硬,“中国威胁论”花样不断翻新。在对华“两面下注”的权宜之计下,毫无政策的连续性,不断出现脱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现象,导致中日关系反反复复,使得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台湾、历史、钓鱼岛及东海问题频频凸显。岸田文雄执政后,自民党一贯的对华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对华政策微调仍不能改变中日关系中业已存在的问题。

  当然,岸田文雄在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公开讨论会上,被问及面向明年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如何应对时,他表示“与中国领导人对话很重要”。这与岸田曾在前安倍内阁担任外相的经历有关,特别强调发挥外交的作用。近年来,中日关系有所反复,作为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如何处理两国关系事关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振经济作为日本政府的头等大事,离不开与中国的联系。但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能否改变菅义伟执政时期偏离中日关系正常轨道的一些做法,需要岸田内阁加以认真面对。本人认为,维护中日关系大局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要时刻防止出现中日关系脱轨。

  胡继平:中国要对中日关系发挥引领作用

  9月29日自民党总裁选举表明,自民党派系政治的影响仍然强大,这也体现了日本所谓民主制度的局限性。比较一下两轮投票结果和支持率调查数据就会发现,自民党国会议员和党员之间、党员和普通国民之间,对候选人的认知差距非常大,这也是日本选举中的老问题。

  岸田文雄是前大平派、宫泽派的传承者,秉承了宏池会的一些传统理念,但其近年的政策主张与 “宏池会”传统的温和、“鸽派”路线相比,有相当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是自民党派系政治作用的结果。所以说,岸田文雄上台后的政策能够多大程度上显示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还有待观察。我个人认为,安倍、麻生等党内大佬以及派系对政权的掌控比菅义伟执政时期还要强。菅义伟任首相时,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因为对菅上台有功,也是菅的关键支持者,对政权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他与“安麻”是有距离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再加上岸田本人个人魅力、人气不高,他的派系也不是很大,所以我对他施政的自主性抱有怀疑。

  实际上,岸田在竞选过程中提出的经济政策也缺乏新意,让人觉得有点空洞。我个人判断,今年众议院选举自民党议席下降大概是必然的了,这将对他执政带来巨大冲击。另外,在防疫、恢复经济方面的表现,对岸田执政都将是严峻考验。总之,岸田政权的前景变数较多。

  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次自民党总裁选举表明,党内派系政治跟新生代政治家的矛盾已经摆在台面。投票中除岸田派以外的所有派系没有统一立场,派系首领已经很难控制新生代议员,这是自民党政治中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动向。派系政治被完全打破恐怕还需要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但这次选举后党内派系的重新组合恐怕难以避免,这个动向值得关注。

  在总裁选举中,中国问题成为焦点,对安全、外交课题的关注度远远超过经济、民生领域,这非常值得关注。而且,像高市早苗这样的极右翼政治家过去在总裁选举中很难登上舞台,但这次她却光明正大地作为候选人大肆宣传其主张,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并不少,表明日本的政治氛围、舆论走向,以及自民党内共识都在发生重大变化。目前,日本对华强硬的声音占据主流,对华友好的声音几乎发不出来,很像前两年美国国内的政治状况,这值得深入研究。

  岸田本人过去曾经主张平衡外交,既重视美国、也重视中国,但他的主张近年明显向美国方向偏,包括在涉台问题上的表态也非常值得关注。宏池会过去在中日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现在岸田文雄作为宏池会的传承人,能在多大程度上继承这样的传统,在国内对华舆论恶劣的当下制止中日关系下滑,还需要观察。

  从中国方面来说,不管日本谁上台执政都应该保持“平常心”,同时对中日关系积极发挥政治引领作用。不得不说,我们期待的中日关系和日本部分政治家期待的中日关系并不一样。中方应该引领中日关系朝着对双方都有利的积极方向发展,而不能任由日本一些政客操弄、破坏两国关系。特别是在台湾问题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方要公开、严正地向日本表明立场,警示日方不要误判形势。

  袁征:岸田文雄执政后的日美关系走向

  9月29日,岸田文雄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任期为3年。他也由此将接棒菅义伟,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这次选举的结果倒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第一轮主要是岸田文雄和河野太郎之间的竞争。第二轮竞争岸田文雄由于获得了支持高市早苗的票而胜出。

  一、美日关系

  岸田文雄来自广岛,曾担任外务大臣,2016年他做了一件事——至少他是有功劳的,就是成功地推动奥巴马总统对于广岛的极富争议但也是里程碑式的访问,当时引起很大的关注。他是官僚出身,加上来自广岛,对于二战的历史感受更深,更重视和平安全,相对温和,重视协调。美国人对于他的印象还是认可的,认为他是亲美的。根据日本时事社8月29日报道,在岸田文雄当选新一任自民党总裁后,美国政府相关人士普遍感到松了一口气,主流观点认为岸田将会继承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安倍、菅义伟两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这几年,美国或多或少有些忧虑的就是日本政府领导层的不稳定性。菅义伟执政一年即告下台,再次引发了美国对于日本政局不稳的担忧。日本领导层换得太快,美国政府有关人士透露说:“如果日本首相像‘回转寿司’一样不停换人,将是一场噩梦。”但美日同盟维持了这么多年了,对于日本来说格外重要。

  拜登政府上台执政以来,继续实行战略收缩,重心东移,将更多资源放到印太地区。拜登政府制衡中国、维护霸权的出发点和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本质的差异,祇是在策略和手法上有明显的变化。在战略定位上,美日之间有共同点,拜登团队依旧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而从日本方面近年来发布的国防白皮书来看,也把中国作为主要外部威胁,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而《防卫计划大纲》则渲染“中国军力威胁”,主张发展和提升日本军事力量。日方战略界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安全威胁。由于地缘政治的考量、钓鱼岛的领土争端和海上生命线的认知,日本和美国在诸多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双方互有需要,同盟关系日益强化。

  之前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大搞“美国优先”,安倍政府还是忍辱负重,亦步亦趋,追随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大力加强同盟关系,“拉小圈子”,威慑和遏制中国,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日本首相菅义伟是首位受到拜登政府邀请到访白宫的外国领导人。主要由于中国的因素,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在上升。

  双边层面,拜登政府维持和加强美日、美韩、美菲、美泰等同盟关系。

  三边层面:美国还是会推进美日韩同盟。拜登政府非常希望重建美日韩合作,来抵御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压力。岸田“对韩国没有强烈反感,倾向于推动合作”。

  四边层面:今年美日印澳已经搞了一次视频对话,话说得很露骨,就是针对中国,要打造基于国际规则的开放、自由的印太。前两天,四国领导人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四方安全对话”(Quand)峰会,引人注目。四国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影响力日趋上升,不排除未来演变成为军事联盟的可能性。这次四边峰会联合声明中只字未提中国,但或明或暗都是针对中国,核心还是谈如何抗衡中国。

  五边层面:美国有意拉拢日本加入“五眼联盟”,美、英、澳、加、新互通消息,未来有可能将日本拉进来。美国也乐见日本同北约国家英、德、法等国的勾连与合作。

  拜登政府在不同场合强调,《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这是日方非常关切的一点。而菅义伟则表示“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安全保障的基轴,是印太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并强调日美两国进一步密切合作构筑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有一种说法,说日本充当美国的附庸,为虎作伥。这种说法一方面是对的,即便到了今天,美日同盟中,美国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有更多的话语权。但另一方面,随着美方要求日本承担更多军事义务的同时,这种同盟关系正朝着平等的方向发展。

  在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美日各取所需,但如很早就预料的那样,日本实际上早已选边站在美国一边。美日是盟友,双方互有防卫义务,当然日本积极配合美国承担更多军事义务有其自己的考量:

  其一,依托美国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的影响力,包括拉住美国加强对钓鱼岛的防御,应对东亚安全格局的变化,牵制中国的发展,获取更多的海洋权益。

  其二,通过承担更多的军事义务,逐步推动美国默认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为大幅修订《和平宪法》,尤其是去除第九条做好铺垫,从而“自我松绑”,实现日本恢复正常国家的目标。日本实际上是“借船出海”,不断突破原有的限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不愿像过去那样承担军事义务,不愿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反而希望盟国承担更多的军事义务,或维持地区稳定的责任。事实上,在安倍担任首相期间,日本已经解禁了集体自卫权,美国并没有明确反对。

  其三,依托美日同盟,追随美国,赢得美西方的支持,寻求日本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岸田文雄是一位建制派人士,和安倍、菅义伟一样,支持加强美日同盟,并担忧中国的军事扩展。岸田文雄上台后,日本外交不会有大的调整,还是会延续自安倍以来的日本对美政策。岸田治下的日本将继续优先考虑联盟,并会想方设法加强结盟。换句话说,巩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是岸田文雄确定无疑的选择。

  美日同盟是日本对外关系的基轴,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不会因为一次选举而发生大的变化。在岸田看来,日本应当与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岸田明确表示,“为了保护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在面对像中国这样的专制政权的扩张时,我们需要坚定地说出该说的话,同时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合作。”

  二、中日关系

  鉴于美日两国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同盟关系,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中美两国的激烈竞争,以及在日本眼中认为中国在处理钓鱼岛、南海、台湾等事务上的日益强势,自民党党内正在形成对华强硬的共识。

  岸田文雄通常被认为是“鸽派”。在经贸层面上,他主张保持与中国的联系。但在安全国防上,岸田会追随美西方其他国家在意识形态层面加大对华施压,在国防安全上提升日本的力量以对抗所谓的“中国威胁”。

  从这次选举中的表态来看,各位候选人都倾向以更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国。竞选期间,岸田文雄表示“要将‘对抗中国’当成首要任务”。岸田文雄还曾表示,如果当选,他会强化国防和海岸警卫队力量,不会盲目地坚守国防开支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的原则。岸田更加关注人权,强调人权、民主和自由的重要性,这将体现在未来日本对华政策上。事实上,岸田文雄支持通过一项谴责中国虐待维吾尔族人的议会决议,还表示要新设专责人权问题首相特别助理,监督中国如何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他在官方推特帐号上攻击中国,宣称人们愈发担心中国变得更加“专制”,日本是一个重视民主、人权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将坚决应对台湾海峡稳定、香港民主、维吾尔族人权”等问题。他说,“通过与那些共享普世价值的国家合作,我会高举自由和民主的火炬。”他还声称,“尖阁诸岛”(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并将就此发布相关政策。

  竞选期间岸田文雄频繁对华“放狠话”,发表极端言论,就有专家表示,暂且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竞选策略,执政以后未必会走极端的右翼路线。不过,我认为,结合整体国际形势,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和日本国内的对华认知,还有近年来日方对华的表态,我认为日方对华立场渐趋强硬将是大趋势。

  当然,岸田上台执政的当务之急是新冠疫情防疫和经济复苏。因此,在继续推进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寻求维持中日关系的相对稳定,或许是其重要诉求。如果中美关系有所改善,那么夹在中间的日本或许能够比较好地处理两组关系的相对平衡。然而,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美国加大遏制中国的力度,那么日本势必追随美国,从而使得中日关系再起波澜。

  未来岸田执政期间,有三件事情值得关注:

  其一,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值得关注。

  自今年3月以来,美国联手盟友不断就台海局势表态,渲染中国威胁论。包括日美2+2会谈、日美峰会、日澳2+2会谈、G7峰会等都提到台湾问题。拜登和菅义伟在今年4月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罕见地表达对台海局势的共同担忧,这一举动被视为美日重新审视对华关系的开端。

  岸田文雄谈到台湾是“下一个大问题”。他曾表示台湾对日本是在经济等方面的重要伙伴,欢迎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CPTPP)。岸田曾表示,如果当选,他会领导日本政府与“崇尚自由、民主和法治等价值观”的台湾加强合作。他说,继香港和新疆问题之后,台湾可能是北京的下一个目标。岸田称,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事,日本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日本应继续加大防务建设,以应对外来的威胁。

  其二,如何改善日韩关系,强化美日韩三边同盟?

  曾担任过外相的岸田能否改善陷入低谷的日韩关系,使得美日韩三边同盟有所突破?朝鲜问题、历史问题、日韩政经关系这些都是相互关联、互动的关系。

  其三,陆基中程弹道导弹的部署问题。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有意在西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以加强威慑力。预计美方未来将向日本提出这样的要求,而日本至今尚没有表态。

  杨玲:日语的人才培养应紧扣国家人才战略需求

  我认为当下外语人才的培养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还不够最紧密地与国家人才战略相结合。其中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外语学科的内涵式改革不够;另外一个是,人才的培养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区域国别领域的研究研判还没有深度的交叉融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指导下建立起的一所外语类高校。上个世纪的60年代是一个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时代,1963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出访亚非欧14国,为抗衡美苏帝国对亚非的渗透、也为击破美苏企图孤立中国的阴谋,中国进入了一个急需大力发展外交的关键时期。为此,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1964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得以建立,同时建立的还有广州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学院、天津外国语学院等四家外语类高校,这批外语类高校也成为了国家外语人才培养的新的一批重要基地。与此同时,出自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周恩来总理还同时在一批综合类高校里,包括吉林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建立了一批日本问题的研究机构,专门针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历史、外交问题进行研究并培养专门人才。这两条轨道从某种意义而言,从建立之初就具有不同的职能,一类以问题研究为核心,一类以解决当时急需的会说外语、能立刻从事外交外事工作的人才培养为核心,两条轨道各司其职。由此,外语类高校在很长一段发展的过程中,相对比较集中在外语能力的培养与教育上。这也致使我们的外语类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后需要付出更多更长时间的努力,在外语能力之外需要不断加强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历史领域、区域国别等领域的学习和历练后才能真正站到胜任国家重要外事外交工作的岗位上。这也是之所以说外语人才培养需要紧扣国家人才战略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科技人才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和重点,总书记也同时提到双一流大学在国家人才储备中的重要职能。那么,是否外语教育与人才储备就不重要呢?并非如此。国家始终将外语学科的进步与发展放在战略规划中。2013年国家对外语学科进行了学科内涵与架构的改革,2020年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在此中,外语学科在文明互鉴中的重要位置不仅再次得到了强调,同时外语在跨学科融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也得到了确立。另一方面,国家也正在加强外语翻译人才队伍的建设,外语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的作用更加毋庸置疑。可以说,在当下时代,外语前所未有大有作为,外语人才的培养也更加需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

  今天听了各位专家的重要发言之后深受启发的其中一点即在于,在日语的人才培养中,例如几位专家都提到的明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除了值得纪念的50年邦交历史之外,中日在台海问题上剑拔弩张的程度完全不亚于中美关系等,对于这样的一些国际问题,我想很多我们的教育者和日语学习者都没有专家们这么深刻的认识和问题意识,这是需要我们今后更多去关心关注的重要领域,它与我们的人才培养也有着密切关联性。

  目前全国有超过500所高校设置有日本专业,在校日语学习者多达几十万人,甚至日语的高考生也在快速发展突破20万人规模。另一方面,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印象和日本年轻人对中国的印象完全不一样,身处为国育才、为党育人的第一线,为谁培养?培养什么样的外语人才?怎么培养至关重要。在当下外语人才的培养中,价值观引领与思政教育都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我个人在承担中日政府间的双边贸易谈判、中日韩教科书问题的研讨等翻译工作时均深刻体会到,外语介入的首先是立场和站位。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正如“中评智库思想者论坛”的名称所示,不仅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研究与研判中,未来,在国家外事外交战略决策中,在人才培养和人才储备中,智库都将日益呈现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这也意味着,智库需要发挥其不可替代的日益重要的责任担当。当然,在外语人才的培养中,在日语人才培养中,我们也希望智库能更深更广泛地产生作用。因此,准确的来说,我今天来参加这个论坛的首要目的应该是寻求解决方案。

  当然,中日民间交流在中日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始终举足轻重,我作为日语专业的负责人,多年来看到并经历过很多日本民间财团在中日民间交流、中日关系中所付出的努力。例如伊藤洋华堂的“谢恩育英才团”、永旺1%俱乐部等都在中日民间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对中国的日语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支持与赞助上不仅投入的力度够大,而且持续时间够长,有些项目甚至持续超过10年20年,毋庸置疑,其中也包含了中日两国社会、文化的相互交流、渗透与相互理解,其深远的价值和意义不容忽视。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关系复杂而重要,我们作为日语教育者,站在人才培养的一线,培养什么样的日语人才、怎么培养是我们最根本的任务与职责。为此,在加强学科的内涵式改革、做强做好外语学科发展的同时,定位好中日民间交流的价值和意义,做好中日民间交流、服务中日关系、培养出能紧扣国家人才战略需求的日语人才是我们需要持之以恒付出努力去实现的目标。

  王鹏:克什米尔或可成中国在印太的着力点

  感谢主持人邀请!我主要做中美关系研究,长期关注印太战略,而日本显然是美国对华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因此,我打算从印太体系对华总体战略压力的角度来分享一点浅见。我的核心观点有二:一是中国当前正面临一种类似晚清“海防塞防之争”的地缘战略困境,即同时面临来自东南沿海和西南内陆两个地缘战略方向的高强度安全威胁。二是破解这一困局的锁钥可能就是在克什米尔。

  先说“海防塞防困境”。

  受当前中美关系、周边关系和台湾岛内政局变化等因素影响,中国正同时面临来自东南和西南两个战略方向的安全威胁,一种类似近代“海防塞防之争”的地缘战略困境正在凸显。

  一方面,中国在东海、台海、南海“海防”方向面临军事压力急剧增大。台独势力坐大、拜登政府联合地区盟友协防台湾,已使中国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而东海钓鱼岛争端、南海主权争端亦在美国协调下与台海局势紧密联动,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另一方面,在中国西南内陆“塞防”方向,印度藉势美国印太战略,加大边境挑衅力度、频度,并在四方机制协调下,与美日澳等国实现东、西、南三个战略方向上的海陆空天网协调联动,对中国构成更为迫近的安全威胁。因此,如何把握轻重缓急、统筹应对两个不同战略方向之威胁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对此,中国目前实际采取的战略是东南为主、西南为辅,因此对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对手印度尽量采取安抚策略,希望通过转圜双边关系而在意图层面降低印度深度卷入美国印太战略、从侧翼打击中国的可能。然而,此前中国接纳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以及在2019年印巴克什米尔冲突中保持克制与相对中立立场等,都不仅未能换取印方正面回应,反而在此后加大挑衅力度,强化对美策应,而中国则凭白遭受战略信誉和中巴关系的损失。

  纵观印度立国以来矢志不渝、见缝插针、强行推进的大国沙文主义图谋、旨在独霸南亚的地区扩张主义战略及其对西藏地区的领土野心,尤其是鉴于印度1962年在中国内外交困之际悍然发动边境战争、2017年挑起洞朗对峙、2020年趁新冠疫情再起拉达克挑衅并积极回应美国打压中资企业、推动产业链转移等一系列事件中所表现出的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机会主义策略偏好,指望印度在中国东南“有事”时保持中立、不在西线海陆“生事”,已几无可能。一旦台独势力宣布“建国”迫使大陆以武力收复,或在东海、南海爆发中高烈度军事冲突,则印军必从西南进犯,并配合美军在印度洋切断中国海上能源-外贸生命线,从而陷中国于腹背受敌、两线作战之险地。对此,中国须有清醒客观之认识,切不可因自身善意而陷入愿望思维的陷阱。

  再谈中国的破局之道。

  克什米尔是印巴矛盾的死结,无解。当有外力强烈支持或策动时,印巴或将在克什米尔再度爆发中高烈度军事冲突。该情况对中国利大于弊:

  第一,有利于将印度战略焦点从中印边界、南海向克什米尔、印巴边界转移,从而减轻中国的直接军事压力。若东南沿海发生战事,中国无盟友,祇能孤军奋战,完全依靠尚不占优的本国海空军力与美、日、台联军正面对抗,且不排除韩、澳、印、菲、越等国加入敌方。中国的印度洋生命线也将在马六甲-安达曼群岛-迪戈加西亚一线面临美国、印度、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封锁威胁。反之,如果战事发生在克什米尔-印巴边境一线,则巴基斯坦处第一线,不得不倾尽国力正面对抗印度;而中国居二线,地区军事压力大为减轻,战略回旋空间亦得以提升。中国无论直接支援巴方,还是突然增兵藏南,或拉拢孟加拉,或支持印度国内独立运动、反政府势力,都能以极小代价和风险取得迫使印军疲于奔命而无力北上、东进的战略优势。

  第二,有利于牵制、疲惫印度,削弱其经济发展潜能。东南沿海一旦发生战事,则势必对我东南财税重地长三角、珠三角构成直接威胁,从而加速产业外移,毁伤中国经济核心优势。反之,如果战事在印巴边境展开,则远离中国经济重心,不仅于中国无损,反而将极大破坏印度的投资与营商环境。如果战事长期化,并以不对称战争的形式演化为一场在成本上对中巴有利、对美印不利的持久战,则更有望驱使国际资本与产业链抛弃印度,迟滞甚至打断印度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最终对印度民命国运造成难以逆转的毁伤。

  第三,有利于强化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巴单独无力抗衡印度,故当矛盾激化、冲突升级后,巴外援刚需必然陡增。美俄重印而轻巴,故巴祇能指望中国,从而防止巴在中美间摇摆、首鼠两端,进一步巩固中国在中巴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第四,有利于在穆斯林世界揭露印度的真实野心,同时维护中国正面形象,破除西方藉“新疆问题”抹黑中国的图谋。若东南沿海发生战事,中国将被西方主流媒体抹黑为“专制的大陆入侵民主的台湾”、“大国欺凌菲、越等小国”。而印巴战事则有助于将国际舆论焦点从中国移走,并通过媒体运作将印度形塑为穆斯林世界的公敌,鼓动全球伊斯兰战士、尤其是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克什米尔地区的普什图族武装力量以印度为首要攻击对象。  第五,战争的规模、烈度可控。印巴同为有核国,且在拥核后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战略稳定性及若干危机管控机制。当印巴军事冲突过度升级后,联合国五常也将干预。而中国则需与俄、巴等国协调立场、共同进退,确保战时态势和战后格局朝着有利于中、俄、巴而不利于美、印的方向发展。

  当印度在中巴联手反制的打击下遭到削弱和挫败后,必然会向友邦求援。鉴于中、印、巴三国体量,有资格在这场南亚大博弈的天平中投掷砝码的全球性大国仅有美、俄。先讨论印度寻求美援的情况。面对印度的诉求,美国有三种选择:拒绝支援、部分支援、全力支援:如果美国拒绝支援,则印度将不再信任美国,日、澳等国也将怀疑美国经略印太、围堵中国的决心与实力,从而产生离心倾向。印太战略、四方机制遂不攻自破。此情况对中国极有利。如果美国出于对印不信任或保存实力等考量而有所保留,仅予以部分支援,则结果亦与上相类似。

  如果美国全力支援印度则将出现如下地区及全球战略后果:第一,印度政府或因向美让渡主权而面临国内合法性危机。第二,印度彻底投靠美国则必将失和于俄,从而丧失左右逢源的外交优势。印度要获取美国强力支援,就必须成为美国铁杆盟友;而在美俄敌对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印度此举必然刺激俄罗斯,导致两国关系离心分化。第三,美国为支援印度而分兵南亚-印度洋地区,则中国大陆在台海面临的军事压力降低。美国全力支援印度,客观上将分散资源到南亚-印度洋地区,从而削弱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集中力量围堵中国、协防台湾的能力,中国大陆在东海、台海、南海军事压力相对下降。当美协防台湾、钓鱼岛的意愿与能力下降后,日本深度卷入台海、东海战势的可能性亦将随之降低,故对中国大陆有利。第四,中国可进一步利用不对称竞争-成本强加战略牵制、削弱美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的军力和总体国力。

  接下来讨论印度寻求俄援的情况。面对印度的诉求,俄罗斯同样有三种选择:拒绝支援、部分支援、全力支援:如果俄国拒绝支援,则印度将不再信任俄国。俄印关系破裂后,中国可顺势协调俄方,将印度从上合组织踢出。如果俄国出于种种考量而部分支援,则结果仍与上类似。如果俄国全力支援印度,则必将使中俄出现嫌隙,从而使美国有机可乘,对中俄不利。美国对中俄同时构成的巨大威胁是主要矛盾。祇要这个主要矛盾存在,其他次要矛盾就会受到压制。因此,在美俄关系未获彻底改善的前提下,俄罗斯冒着牺牲中俄协同的风险,转而全力支援亲美的印度的可能性较低。

  综上,比较分析可知,在美俄敌对的给定条件下,印度面对激增的中巴安全压力,无论其主观上选择倒向美国还是倒向俄罗斯,其客观结果都是:第一,印度及其支持国都将被迫“成本强加”;第二,印度与另一方的特殊战略关系受损,譬如印度倒向美国则印俄关系受损,反之亦然。

  从美、俄、印、中四方博弈的当前态势和发展趋势看,印度在中巴压力陡增的情况下有较大可能被迫选边美国,则中国可顺势藉机分化印俄;在分化印俄的基础上,进一步踢出印度、重组上合,使其能为中国所用;然后支持巴基斯坦通过不对称竞争-成本强加战略直接打击印度,间接消耗美国。  

   王键:岸田内阁涉台动态初探

  2021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9周年的日子,但在菅义伟内阁联手美国持续对华打“台湾牌”造成中日关系紧绷的背景下,两国都似乎缺乏庆贺的气氛,日本社会更是充斥政权更迭的涟漪。就在当天,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经过二轮激烈的投票角力,得到党内安麻派系支持的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以257票的总得票数击败现任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当选自民党第27任总裁。

  根据日本的多数党领袖将出任首相的规则,岸田文雄将在10月4日举行的临时国会上经“指名选举”后成为日本的第100位首相,日本亦将进入岸田执政时代。岸田历任日本自民党政策调查会长,以及外务大臣与防卫大臣等,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也是自民党岸田派领袖。

  自民党总裁选举虽然尘埃落定,但即将成立的岸田内阁将面临执政后诸多内外交困的现实难题,如疫情困扰下的日本经济衰退依旧严峻,如何寻求抗疫与重振经济则是岸田面对的重大课题。而且岸田内阁成立伊始,就面临政党重新洗牌的众议院选举(2021年11月)以及参议院选举(2022年7月),是否能持续维持自民党执政党地位的国会议席数量,亦是岸田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再从日本自民党集体右倾的政治生态和深受美日同盟制约的政治环境来看,岸田内阁势必维持一定程度的对华强硬态势,而其涉台趋向更值得我们重视。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当下中日关系处于极度敏感的状态,台湾问题尤为中日之最大焦点,中美战略对峙下的岸田涉台动态显然是观察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当下中日主流民意都希望两国关系能有改善,尤其是日本经济界更期盼中日经济进一步密切合作,以推动日本经济尽快摆脱下滑。近年来在中日共同努力下,亦取得一系列耀眼的业绩,2017年习近平国家主席两次与时任首相安倍会晤;2018年恢复中日政府首脑互访;2019年6月达成中日大阪十点共识,12月中日韩三国首脑会晤在中国成都举行等。再就是在中日的共同推动下,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得以签署,成为全球最大之自贸体。2021年9月16日,中国商务部向CPTPP保存方新西兰提交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的书面信函;再有,多边贸易框架下的中日韩三国自贸区亦持续推进中。

  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贸易对象国,我们希望中日经济合作与中日关系的改善相辅相成、趋利避害、砥砺前行。而且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亦是北京冬奥会举办的年度;中国对东京奥运会给予了大力支持,亦希望日方信守承诺,与其他国家一道积极支持北京冬奥会。

  一般舆论多认为,在日本自民党整体右倾亲台的大趋势下,岸田内阁或将继续沿袭菅义伟内阁的涉台走势,继续与美国合力持续介入台海事务。大致看来,一是要看未来的中美关系如何演进。当下影响中日关系的美国因素空前增大,但最近美国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亦出现一些新的势头。9月21日,在联合国总部举办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第一次以美国总统身份登上联大演讲台的拜登宣称,美国不寻求“新冷战”,美国准备与任何国家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即使我们在其他领域存在严重分歧”。拜登讲话显然是对中国发出的“呼吁”。虽然9月24日在华盛顿举办的首次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充满冷战色彩,但美国在遏制中国的同时,亦开始适度调整对华强硬态势,企图藉助对华贸易挽救其经济颓势,这势必影响日本对华取舍。其次,要看岸田新内阁是否留用或重用亲台政客入阁,如防卫大臣岸信夫及副大臣中山泰秀等。岸信夫现在是日本亲台势力的总代表,防卫大臣之外还兼任日本国会“日华恳”干事长,以及日本自民党“促进日本与台湾经济文化交流的年轻议员会”会长。今年日本7月颁布的严重干涉中国台湾问题的《防卫白皮书》,就是完全按照岸信夫的旨意制订的。出身反华政客世家的中山泰秀更是多次发表涉台言论,助力岸信夫亲台。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希望岸田在涉台问题上切实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与日本对华外交的底线。近年来美国出台《台湾交往法》(2018年3月)《台北法案》(2020年3月)等严重触及中国主权的一系列涉台法规,试图形成新的涉台政策框架。同时,岸信夫牵头的亲台团体亦呼吁制订日本版《台湾关系法》与日台安保对话,支持台湾加入CPTTP与WHO等,这些动态必须密切关注。

  在安倍执政时期,岸田担任外务大臣一职长达4年8个月之久(一度还兼任防卫大臣),在历任外务大臣中排名第一,从政风格显得相对稳重。对美外交肯定是其外交重点,10月在意大利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或将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开启岸田对美外交。9月29日当天岸田文雄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继续推进安倍前首相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岸田同时还提出,他将重视首次举行的日美澳印四国框架“Quad”。

  我们亦注意到岸田文雄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国有化”而处于最低谷期间出任外务大臣之际就对媒体明确表示:日中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日本与中国的互惠领域非常广泛,双边关系极为重要,希望通过两国外相和外长会谈等途径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虽然此次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岸田文雄也发表一些对华强硬言论,但他又强调日中两国人员往来和对话的重要性。如在9月18日,岸田文雄在竞选辩论会上就强调“中日关系的根本前提是对话”。其政治风格体现稳健与平衡。 

   简言之,因为台湾问题是中美博弈的关键领域,至少在短期内,将继续促使日本介入台海。再从日本来看,若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促成经济继续下滑,岸田内阁就很可能藉台湾问题在国内制造对抗中国的紧张氛围,以维持其执政地位。

  日本介入台湾问题亦表现在CPTPP,日本最初是想邀美国“回归”后再考量中国加入的问题,但九月遭到拜登政府的再一次明确拒绝。此次参选自民党总裁的四名候选人都明确表态欢迎台湾加入CPTPP,亦表明日本希望利用支持台湾的方式来阻挠中国加入的进程。

  9月24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日方在CPTPP涉台问题上的消极言论表明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在台湾问题上信守承诺,严肃对待中方重大关切,慎重妥善处理CPTPP涉台问题,避免给中日关系带来进一步损害。简言之,岸田如何处理CPTPP涉台问题,也将是考验其政治智慧与对华立场的试金石。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要继续提醒日方,台湾问题是中国最核心利益,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没有任何妥协与退让的余地。就如9月30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指出的:台湾的事,是中国的事,不关日本什么事。日方政客以所谓“地理邻近”作为介入台湾事务的藉口,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不禁让人回想起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和殖民亚洲的历史。中方必须正告日方: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我们决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

  王键:结语

  谢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这是一次很及时、很有价值的研讨,十分感谢。

  评论员简介

  王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华日本学会理事、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关系史、台海问题与东亚区域关系史。

  黄大慧: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曾留学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历任日本立教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神户大学特聘教授等。主要从事亚太安全、中国周边外交、日本问题研究等。学术代表著作有《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钓鱼岛争端的来龙去脉》等。

  吕耀东: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外交及大国关系、日本外交政策与中日关系。主要著作有《冷战后日本的总体保守化》、《21世纪的中日关系》、《日本与朝核危机》等。

  胡继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9年毕业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获法学博士学位。1998-1999年,赴日本法政大学任特聘研究员。2005年,赴日本朝日新闻社任客座研究员。历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办公室主任。主要从事日本政治外交、中日关系、东北亚安全等领域的研究。

  袁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创新项目首席研究员、美国外交优势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博士后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担任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负责学会日常工作。主要从事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的研究。曾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访学。

  杨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CATTI国际版日语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国家级教学团队“日语翻译方向课程教学团队”主要负责人,主编北京市精品教材《中日同声传译教材系列》、北京市精品视频公开课《中日口译技能技巧训练》等。

  王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国问题、中美关系、美国“印太”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的竞合、中国战略文化与外交政策等研究。已在《当代亚太》、《现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科学》、《红旗文稿》、《阿拉伯世界研究》、《东南亚研究》、《当代世界》、《武汉大学学报》、《Review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等期刊发表多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求是网、FT中文网等发表百余篇时政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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