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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灏:提高劳动者收入,是中国避免西方衰退陷阱的关键

作者:洪灏

来源:观察者网

来源日期:2020年11月23日

本站发布:2020年11月23日

点击率:59次


洪灝,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清华五道口紫荆商学院教授。他准确预测了2013年中国“钱荒”市场的暴跌和反转,2014年中至2016年中中国股市5000点泡沫的始末,被彭博誉为“中国最精准的策略师”。

上个月,洪灏的首部著作《预测:经济、周期与市场泡沫》面世,总结了作者20多年来预测市场、经济、周期的理论和实用量化模型,阐述了当下中国和全球宏观经济运行规律,揭示出西方国家长期经济衰退的根源。全球百年变局之下,中国经济做对了什么,未来又该如何走?我们跟洪灏聊了聊。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洪灏

(采访/张广凯)

观察者网:您的新书中谈到,过去十年中国GDP的波动性几乎被抹平。这主要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吗?对整个经济来说,平抑波动是一件好事吗?

洪灏:其实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结构性转型,波动性减小是很正常的。过去十年,中国已经更多地变成了一个消费型经济,不再像以前那样以投资为主导、以中小型制造业企业为主导。从全球来看,大部分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这样的变化。美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同样波动非常巨大,但是到了最近几十年,它的增长速度不断下台阶,经济的波动性也大大下降了。这主要还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

政府调控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是自上而下的宏观管理模式,因此我们古代就可以修建大量水利工程,开凿京杭大运河。今天中国政府的宏观管理思路,并不是全新的东西,它跟古代是一脉相承的。在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就会倾向于去主动刺激,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古老哲学,它的主要出发点就是维持经济运行的稳定,从而维持整个社会的太平。

所以,这里面既有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也体现出中国独特的宏观管理哲学。

观察者网:现在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呈现出另一种低波动,就是长期的低利率加低通胀状态。您认为这是贫富分化和供给过剩的结果,能通俗地解释一下吗?

洪灏:贫富分化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如果在一个经济体中,90%的底层人群只获得了50%的国民收入,他们的收入增长持续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那么就意味着有效需求的增长落后于供给的增长。

相对于整个社会的供给能力来说,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对价格产生向下的压力,导致通胀逐渐消失了。通胀消失之后,国家就开始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但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货币宽松政策本身并不能够提高社会总需求,相反,它只能够刺激金融的需求,形成金融泡沫。

所以这些零利率的国家,不管是日本也好,还是欧洲的法国、意大利等等,实行了这么多年,经济还是没有恢复过来。有效需求不足才是根本原因。而且当它们出现有效需求滑坡的时候,并没有像中国一样进行积极的宏观管理,经济长时间停留在非均衡状态下。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管理者非常重视生产和需求的均衡,包括我们现在提出内循环,就是为了让需求足以支撑起我们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西方国家完全崇尚自由市场,但市场本身并不永远是有效的,有时候政府必须要进行宏观干预。他们始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他们的经济需要宏观刺激时,政府总是不能够及时出手。

观察者网:西方国家调控力度的不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的政府和学术界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吗?

洪灏:整体上,他们还是过于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市场会自我修复,不需要政府干预。而且他们也不是没有干预,但是没有及时地干预,这一点很重要。日本就是个典型的例子,96年泡沫破灭之后,日本没有及时用宏观手段去干预经济下滑。

美国就比较幸运,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伯南克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大萧条,他知道在大萧条之际,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政府刺激计划去干预有效需求,让经济重新回到正轨。虽然08年之前,伯南克本人并没有预计到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和次贷危机,07年还在国会表态没有危机,但危机真的爆发之后,他及时进行了量化宽松,因此美国过去10年的经济复苏,比日本要好很多。

观察者网:可是激进的宽松政策,势必将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恶性循环。面对疫情冲击,美国大规模的放水会带来一场新的危机吗?您对美国经济周期性的研究,也显示危机很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发生?

洪灏:本来按照我们的周期预测,在2020年末到2021年的上半年,美国出现危机或者经济衰退的概率很大。但是很明显,新冠疫情已经让危机提前爆发了。而且疫情带来的这场危机,比经济运行本身所产生的危机要深刻得多。

由于美国现在不遗余力的放水,未来两个季度中,它重新回到危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除非新冠疫情完全失控了,那就另当别论。至于说放水导致的下一轮危机什么时候来,时间上不好预测,但是危机的种子已经在酝酿了,因为借钱总归是要还的。

现在有一种“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只要政府有印钱能力,它就可以不断地把宽松维持下去,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没有通胀的假设之上的。事实上,虽然印钱不能改变社会的生产力,不能改变经济的真实增长率,但它仍然会改变通胀和通胀预期,或者说通过改变通胀预期而改变实际的通胀。通胀预期会让很多人倾向于囤货,这样就造成了实际的通胀。这可能是被“现代货币理论”忽略的地方。

观察者网:今年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供给端恢复较快、需求端恢复较慢,高端消费恢复明显快于基础消费的现象。中国是否也面临着需求不足和贫富分化的危险?

洪灏:贫富分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中国也没法完全避免,只不过美国更明显一些。

但具体到今年的经济表现,有效需求的恢复慢于供给的恢复,个人消费者的需求恢复慢于上游需求的恢复,其实是正常规律。每一次经济复苏都是上游先复苏,再逐渐传导到下游。所以我并不特别担心复苏不同步的问题。供给端先复苏,就业岗位恢复了,工资开始重新上涨,人们对生活恢复信心,自然就会重新去消费了。

观察者网:但是有些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做得更多,比如像美国那样给穷人发消费券,这样可以更好促进经济的恢复。

洪灏: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中国的情况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美国人储蓄率是很低的,大部分家庭如果发生1000美元的紧急开支就会破产。他们的家庭储蓄无法支撑超过两个星期的日常开支,这是很可怕的,政府不给他们发钱,他们真的活不下去。而且现在美国的社会矛盾这么尖锐,即便在疫情之下还会有大量街头游行,底层人的生活已经非常艰难,如果再没有经济救助,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恰恰相反,中国人的储蓄率在45%~50%左右,也就是说,大家每赚1块钱,就会把5毛钱存起来。就算最近几年下降得快了一点,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所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去大规模地发消费券。而且中国对疫情的应对这么好,死亡率这么低,跟美国也是完全不同的。

观察者网: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还是非常克制的,而且市场预期将会继续收紧。在这样的政策下,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能恢复到什么水平?

洪灏:我们十四五并没有制定一个具体的增长目标,而且疫情也还存在很大的变数。但是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毕竟我们GDP总量已经达到了100万亿。

中国过去每年7%~10%的增长率,意味着GDP总量7~10年就能翻一番。如果中国经济再翻一番,达到200万亿,那么美国都只有我们的2/3左右,这对于整个地球的资源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所以我觉得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大概率事件,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以及增长过程中,怎样对增长果实进行更好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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