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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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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舍夜未央,马克龙“舌战群儒”,法兰西的思想超长越野跑

作者:雷米·努瓦永(Rémi Noyon)、蒂莫泰·维拉尔(Timothée Vilars);杜甦 编译

来源:澎湃新闻

来源日期:2019年04月14日

本站发布:2019年0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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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为解决“黄背心”危机在1月中旬发起的全国大辩论,于4月8日终于落下帷幕,法国总理菲利普在大皇宫发表了总结报告。

  这场全国性大辩论声势空前浩大,涉及税制、民主、公民权利、国家建制、生态可持续发展、国民购买力、健康保险等议题。总理菲利普的总结报告长达近3个小时,综合了150万人通过各种形式提交的意见。报告对降税改革、提高民权、改善公共服务、积极应对环境危机等议题作出了大的方向性承诺,但具体措施将在近期由总统马克龙发表。有趣的是在整场报告中,丝毫没有提及“黄背心”一词,且并未对他们的重设“巨富税”等诉求作出回应。

  在历时三个月的意见征集过程中,作为其中一场最重要的“重头戏”,60余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法国学者代表,于3月18日在爱丽舍宫同总统马克龙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马拉松式长谈,这场令人筋疲力尽的大辩论一直延续到次日凌晨3点。法国《新观察家》杂志记者雷米·努瓦永(Rémi Noyon)、蒂莫泰·维拉尔(Timothée Vilars)参与旁听了此次讨论,并于次日整理发表了如下报道。借助这篇报道,我们或可对这场因“黄背心”而起,震动法国政坛与思想界,引发各方意见撕扯的大辩论管窥究竟。

  凌晨3点许,爱丽舍宫的庭院里,政治学家多米尼克·雷尼耶(Dominique Reynié) 赞不绝口:“我本以为总统最后会疲态尽显,没想到讨论从头到尾都很热烈。”就在他几步开外,社会学家多米尼克·梅达(Dominique Méda)匆匆走向出口,她恼火道:“这不是在辩论,我的问题被他一笔带过,再没机会重提。”值得一提的是,前者是2015年大区选举中的右派候选人,而后者则曾在总统选举期间支持贝诺瓦·阿蒙(Beno?t Hamon社会党候选人)。两位都叫多米尼克,心情却截然不同。

  两位学者都应邀参与了周一晚上的“思想大讨论”——一场由爱丽舍宫联合法国文化广播电台主办的社交晚宴。在总统官邸的宴会厅,马克龙回答了60多位经济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提问。1月份大辩论开启之际那场面向各地市长的辩论,曾有媒体称之为“思想的马拉松”,而这次是否能算得上升级版的“超长越野跑”却值得商榷,因为尽管辩程拉长,其中的障碍却是很有限的。

  总统宣称希望意见尽可能 “多样化”,然而那些批评“马克龙主义”的关键学者,如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洛登(Frédéric Lordon)、历史学家杰拉德·诺瓦里埃尔(Gérard Noiriel)都高调拒绝赴宴,不肯来当“壁花”。因此,与会学者的政治天平自然向总统一方倾斜,其中几位经济学家甚至曾直接参与制定其改革方案。

  同意出席,就意味面临被当做“御用文人”的风险。“作为一个公务员,回应公权力的要求是我的责任”,社会学家杰拉尔德·布罗内(Gérald Bronner)一语带过。“你们懂的,到如今,做什么都一样……”生物学家朱尔·霍夫曼(Jules Hoffmann)讳莫如深。他们中一些人抱着“旁观者”的心态而来,没发言就悄悄离开了。也许他们只是嫌恶媒体的穷追猛打。爱丽舍宫大门外,一家蹲守的电视台正不知疲倦地抓住来人提问:“您能用一句话来概括法国当前的现状吗?”

  “我们这代人已经失败了”

  宴会上,马克龙有条不紊地接见了所有嘉宾,随后给整场辩论定了一个基调:“今天大家齐聚一堂,是因为一个共识,是为了能坦诚相谈,实施一场(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助产术。”所以目标当然不是治疗各种“症状”,而是要“重新设计国家与欧洲改革的方案”。法国文化广播电台记者吉约姆·埃尔内(Guillaume Erner)在主持词中激动万分地断言:“这绝对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马克龙也严肃地重申:“的确是前所未有。”

  第一轮交流不紧不慢地展开,很快就能看出其流程,如前劳工部长格扎维埃·达尔科(Xavier Darcos)所形容,这是一系列“并列式演讲”。开局的是社会批评家帕斯卡·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他一上来就呼吁要迅速整治“黄背心”,多米尼克·梅达对社会与环境的双重危机发出了警告,经济学家丹尼尔·科昂(Daniel Cohen)提议改革财产税制。

  来自各方的怨言时而相互补充,多数时候则互相抵消,马克龙穿插其间,点评得不亦乐乎。过程中难免擦出些火花,譬如曾任阿蒙竞选团总书记的政治学家阿加特·卡热(Agathe Cagé)就被总统的这番评语激怒了:“诚然,谷歌创始人确实是白手起家。但如今你们不可能在巴黎复刻谷歌奇迹,只因为你们没法在巴黎安居乐业。”

  交流过程中,马克龙逐渐明确了他的指导方针。谈及人们对他施政方式的批评,他提出要强化议会的“评估职责”,找到“重塑中间环节”的方法,同时仍要警惕陷入永远做不出决策的“无休止辩论”。再谈到改革财产税,结束“继承制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以必须“巩固生产型资本”为由为巨富税(ISF)改革辩护,但并不排除对具体措施进行再度评估。当被问及一些省区正在进行的基本收入基数试点,他重申了对政府津贴“条件性”的坚持。诸如此类,总统的发挥一以贯之,几无意外,仍旧是经济自由主义与垂直式政治的混合体。

  气候议题由气候学家吉恩·乔策尔(Jean Jouzel)率先发问,他要求总统“认真看待‘环境展望2050’的科学预测”,数学家、气候变化政治史学家阿米·达昂(Amy Dahan)则强烈呼吁实现“绿色新政”(New Deal vert):“我们这代人,以在座各位为代表,已经失败了。我希望总统先生您这代人能更加明智。”

  马克龙接过经济学家菲利普·阿格因(Philippe Aghion)的话头回答她说,这是一个与改革、绿色经济增长、“气候压力测试”(climate stress-test)以及市场机制(煤炭价格纳入污染成本)有关的问题。在他看来,偿还“气候债务”不应该是“把它作为负债之一计算在国民预算之内”。大厅里几位凯恩斯主义者闻言,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法国的)伊斯兰问题是一个整体”

  讨论话题转向公民身份问题。社会学家奥利维耶·加朗(Olivier Galland)列举了他认为法国青少年令人担忧的几个基本倾向:公民生活参与度薄弱,暴力正当化,群体归属感狭隘。很快,宗教问题被提上了台面。“伊斯兰问题是一个整体”,马克龙对“人们总是混淆宗教问题、文化问题和移民问题”表示遗憾,他重申:“问题不在于一个女孩戴面纱是好还是坏,而在于她这样做是出于自由选择,还是迫于社会组织、居住区域、资金收入等各方压力。”

  多位发言者想知道马克龙是否会改革政教分离法,他言简意赅地回答:“1905(译注:政教分离法颁布年份),唯有1905是一切的前提。”尽管如此,他随后又补充了政府在加强宗教团体资金监管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话题少有几次触及国际政治,历史学家本杰明·斯托拉(Benjamin Stora)请求马克龙“支持阿尔及利亚起义”:“这是公民社会的萌芽,正是应该为民主而战的时刻!”他借此发表了“伊斯兰威胁论”并谴责“知识分子在此问题上集体噤声”。马克龙一面对其立场表示理解和赞同,一面重申自己“在外交职责上必须遵守的约束”,随后宣布今年6月地中海两岸的欧洲和北非各国将召开一次“两岸峰会”(Sommet des deux rives)。

  “失落感程度被低估”

  茶歇之后,夜谈主题转回到“黄背心学”(gilet-jaunologie),这是社会学家朱利安·达蒙(Julien Damon)发明的新词。“这毕竟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他的同行让·维尔德(Jean Viard)嘲讽道,维尔德继而在发言中怒斥:“这些人成功了。他们都是无产者的孩子,曾为自己有份工作而自豪,然后人们告诉他们‘你们一钱不值,得像大城市的人那样才算好’,你们这是在往伤口上撒盐。”他指责道:“他们用一辈子争取来的生活方式,现在却都过时了,他们能不恨么。”

  伊斯兰学家吉勒·凯佩尔(Gilles Kepel)提到今年是巴黎公社成立148周年,而“黄背心”与巴黎公社有一些相似之处。社会学家路易·肖韦尔(Louis Chauvel)直指中间阶层(尤其是年轻毕业生)的贫困化问题:“社会群体广泛的失落感被大大低估了。在社会紧急局势面前,解决决策却总是一拖就15年。”

  马克龙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走上街头的不是法国的社会边缘。这是一个生活在政治领域之外的法国,他们是个多数群体,是不再参加投票选举那些的法国人,而这是他们的一种表达方式。”他特别提到“未婚母亲、手工艺人和小商贩”群体,认为他们会走上街头体现出两种焦虑:在面对世界的巨大转变时感到“失去意义”和“失去控制”。马克龙进而引申到他近几个月提出的“欧洲至上”话题,他认为获得德国的支持指日可待:“确立德国地位的所有地缘政治确定性都已经改变了,她必须依赖整个欧洲。”

  还剩38位发言者,文化台主持人埃尔内心情再好也未免倦怠。媒体约束渐渐跟不上思想界高层的步伐。关注性别平等问题的政治学家雷亚娜·塞纳克(Réjane Sénac)握住话筒不撒手:“鉴于我们在这儿算少数派,我们得多说几句!”在受邀学者名单中,有19位女性和46位男性。

  “你们说这是在干什么,看热闹么?真烦人,不是吗?”一位哲学家来宾百无聊赖地朝记者抱怨。当一位发言者提议“从本国议题转向全球”时,他转身离开了会场。

  随着午夜临近,主持人埃尔内借着咖啡劲头壮胆,打断了法学泰斗米蕾耶·戴尔玛-马蒂(Mireille Delmas-Marty)的发言:“广播节目结束了,我得打断您了。接下来您可以通过网络转播继续发言。”“讲一半就喊停?这太荒谬了!”等了5个半小时的辩论,刚拿到话筒没一会儿的大法官气得哽住了。“我能怎么办?又不是我让他们个个都长篇大论的!”主持人在后台长吁短叹。

  “社交网络就是敌人”

  马克龙在一旁对这番喧嚷无动于衷。轮到他发言时,他快活地手舞足蹈,时而朝着这位,时而转向那位,有时则自问自答,一口气回答了所有人的问题,包括5个多小时之前的提问。“不知道各位是否赞同我的思路?”他朝着已经空了一半的大厅问道。

  到凌晨1点32分,观众已经在讨饶了,他则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也许各位部长还有什么意见要补充?”国民教育部长布朗凯第一个上台,接下去是高教部长维达尔、文化部长里埃斯特、环保部长瓦贡……按照雷打不动的“议会提案”惯例依次发言,尽管各人观点多所重叠。然后又轮到马克龙,有人忙不迭地在他的妙语连珠中寻找散落的隐藏典故:“无知之幕”来自罗尔斯(John Rawls),“基本的做人道理”(common decency)来自奥威尔,“法国的不幸”来自戈谢(Marcel Gauchet)。

  随着时间推移,一条统一线索逐渐确定下来:必须“重新构建共同的叙事”,“建立逻辑严密且有吸引力的概念框架”,“确立可靠的实现途径”。听起来不明觉厉。总统在“后现代主义”与“宏大叙事终结”的交叉点开始抒情放飞自我,甚至直接借用其政敌的话,表示要为一个时空界限近乎消亡的世界“重新划定边界”:“对各种可能性面面俱到,在我看来会造就一种新形式的不幸。”

  看起来问题出在给言论划分等级(“不是所有言论都有相同的价值”),其等级来自垂直型的制度,来自媒体与政治的时间差,更来自社交网络。马克龙认为物理世界的社交属性受到了虚拟世界各种弊端的侵蚀(匿名性、欺凌、孤独)。“法国正经历的这场危机,是社交网络上所发生的一切在现实中外化的、实体化的、不受约束的表达……人们生活在一个连续体中……他们看见闹事者在制造骚乱,而做出这些行为的人,和活跃在他们的朋友圈中的几乎是同一批人。这些人用仇恨论调给人洗脑,四处游荡,随时加入发生在面前的一场骚乱,就像参加一场脸书举办的活动,然后人们又各自回归孤独。”

  总统继而谈到人们的自我封闭、固执己见,认为这是受到了社交网络的鼓励(关键词主题过滤)。“‘黄背心’总爱指责精英固步自封,不过是枉己而正人。”马克龙语出惊人。

  也许这种与现实脱节的关系正是知识分子介入的契机。马克龙肯定地说,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自于他们“在社会中的学术地位:他们懂得更多,读的书更多”。他们必须成为“值得信赖的第三方,走出象牙塔,向其他思想圈子敞开胸怀”。而结论就是:“知识分子必须占据辩论讲台!”不过在这天夜晚,知识分子们却没能成功霸住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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