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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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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的暴力浪潮:法国政府如何与穆斯林团体共存

作者:文/马克·魏茨曼(Marc Weitzmann);译/龚思量

来源:澎湃新闻

来源日期:2021年02月04日

本站发布:2021年02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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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按:2020年,法国公立中学教师塞缪尔·帕蒂惨遭斩首的事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如何让穆斯林团体更好地融入法国则成为了法国政府的首要问题。事实上,围绕着“法国共和价值”与“穆斯林宗教文化”如何共存的争议,在过去的20年间一直是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来自阿尔及利亚等地的移民一面秉承着穆斯林的传统,一面又不得不试图融入这个曾经侵略过他们祖国的国家。让法国成为一个可以产生新的、自由的伊斯兰教的土壤还需要耐心、时间和各方的努力。作者马克·魏茨曼(Marc Weitzmann)是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小说家。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


  2020年10月16日,巴黎西北郊孔夫朗-圣奥诺里娜一所公立中学的47岁历史和公民学教师塞缪尔·帕蒂(Samuel Paty)惨遭袭击并被斩首。袭击他的,是住在60英里外的诺曼底的,18岁的阿布杜拉克·安佐罗夫(Abdoullakh Anzorov)。安佐罗夫是车臣穆斯林难民的儿子,出生在俄罗斯,六岁时随父母来到法国。他从未见过帕蒂,也不知道他的长相,所以他付钱给了两个在校外找到的学生,来确认帕蒂的身份。监控录像显示,下午5点左右,帕蒂走出前门时,学生们指向了他。安佐罗夫跟着帕蒂,在大街中央用一把昨天买的12英寸的刀子捅向了帕蒂,然后将其斩首。

  安佐罗夫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帕蒂被砍下的头颅的照片,标题是“从安拉的仆人阿卜杜拉(Abdullah)到异教徒领袖马克龙(Macron),你们这些胆敢贬低穆罕默德的地狱犬,我处决了你们中的一条!”几分钟后,他被警察拦住,用藏在背包里的气枪向警方开枪,并最终被击毙。

  帕蒂一直知道有人威胁他。他的一位学生的父亲,曾公开反对帕蒂在10月5日讲授的一节关于言论自由的课程,声称他的女儿对此感到不安。事实上,她当天没有上学。正是这位父亲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引起了安佐罗夫的注意。

  言论自由和公民权课程是法国公立学校的必修课,帕蒂自2017年来到孔夫朗-圣奥诺里娜后,就开始给他的八年级学生上这门课。每年他都会在课程中加入关于讽刺报纸《查理周刊》的讨论,并简要展示该报在2012年出版的封面:一幅嘲讽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该封面是2005年冲突的升级;当时,针对电影制作人西奥·梵高(Theo van Gogh)在阿姆斯特丹被谋杀一事,丹麦报纸《日德兰邮报》发表了一系列带有挑衅性质的先知漫画。这些漫画引起了抗议和暴力威胁,沙特阿拉伯决定从丹麦撤走其大使。《查理周刊》,以及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十几家报纸都转载了这些漫画以示声援。

  作为一份具有强烈(必须说这非常法国)反教传统的杂志,《查理周刊》也曾无情地讽刺过耶稣、拉比和教皇。但任何对穆罕默德的描绘,都被许多穆斯林视为亵渎。在沙特组织“World Islamic League”对《查理周刊》发起诉讼后,“为先知报仇”的威胁声势越来越大。2011年11月,该报的办公室被炸毁(当时办公室空无一人)。第二年,《查理周刊》刊登了一个展示了先知的裸体的封面,将他裸露的臀部朝向观众,标题是:“穆罕默德:一颗新星诞生了!”。

  编辑们开始收到匿名的死亡威胁。2015年1月,两名武装人员、名叫谢里夫和赛义德·库阿奇(Chérif and Saïd Kouachi)的法裔阿尔及利亚兄弟强行闯入报社办公室,杀死了12人。两天后,兄弟俩的一名同伙艾米迪·古里巴利(Amedy Coulibaly)在巴黎郊区的一家犹太超市内杀害了四名犹太人质。

  在公民课上,帕蒂讨论了《查理周刊》的封面,作为法国给予言论自由极端保护的一个例子。10月4日,他在黑板上画了两栏:支持查理和反对查理,并问他的学生,报纸刊登这种侮辱性的图片是否过界?讨论将在第二天继续进行,届时学生们将短暂地看到漫画,帕蒂邀请任何不想看漫画的穆斯林学生蒙上眼睛;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离开房间。一名13岁的穆斯林女孩在讨论的第一天就在课堂上抱怨,质问为什么穆斯林学生被单独挑出来。第二天,她没有来学校,只是寄了一张便条说她病了。

  毫无疑问,这个封面是带有冒犯性的。据接受采访的学生说,当他们看到这幅画时,班上大部分人都笑了。但当晚,女孩的父亲卜拉希姆·奇尼娜(Brahim Chnina)上传了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表示帕蒂是一个暴徒,指责他强迫所有穆斯林离开房间,以便展示一幅亵渎神明的画作。这一信息在脸书、推特、WhatsApp和Snapchat上开始传播。卜拉希姆发布了更多的视频,谴责他口中的“帕蒂的恐伊斯兰症”,敦促他的“兄弟姐妹们写信给法国反伊斯兰恐惧症委员会”,以摆脱“那个病人”。他还给出了帕蒂的名字和学校地址。

  在接下来的11天里,帕蒂试图化解他以为的误解。他解释说,他让穆斯林学生选择离开课堂是出于尊重,并没有任何冒犯他们的意思。他会见了学校管理人员和其他家长,并提出与卜拉希姆见面,后者拒绝了。相反,卜拉希姆对帕蒂提出了刑事诉讼,声称他传播了“色情图片”。

  与此同时,卜拉希姆继续进行他的宣传活动。他发布的其中一个视频显示,他的女儿对她的老师表示愤怒。“连非穆斯林都感到震惊,”她说,“老师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宗教?”这个问题针对的对象,是采访她的阿卜杜勒哈基姆·塞夫里乌伊(Abdelhakim Sefrioui);他在10月8日和奇尼娜一起去见校长,并自称是奇尼娜的宗教顾问。有了塞夫里乌伊的参与,帕蒂想要澄清的误会就升级了。现年六十一岁的塞夫里乌伊是来自摩洛哥的宗教激进分子,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法国活动,以激烈的反犹言论而闻名。2000年代,他成立了一个名为“谢赫·亚辛集体”的组织,该组织以“2004年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的哈马斯创始人:谢赫·亚辛”的名字命名,并在巴黎管理着一家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出版社及书店。

  2000年代初几张照片显示,塞夫里乌伊与法国喜剧演员迪厄多内·姆巴拉巴拉(Dieudonné M'Bala M'Bala)走得很近。去年,迪厄多内因发表反犹太主义的帖子,包括嘲笑大屠杀受害者而被禁止在脸书、油管和抖音上发帖;他在法国被判处发表仇恨言论罪。在2000年代初,迪厄多内在传播某种反犹太、亲伊斯兰的民粹主义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尤其对工人阶级的年轻追随者产生了影响。

  塞夫里乌伊另一个曾经的同伙是弗雷德里克·查蒂永(Frédéric Chatillon),他曾是极右翼国民阵线党的筹款人,也是该党(已改名为“全国联盟”)现任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的密友。

  法国情报部门早已了解过卜拉希姆·奇尼娜,主要是因为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哈蒂嘉(Khadija)于2014年加入了叙利亚的ISIS。简而言之,塞夫里乌伊和卜拉希姆让我们得以对过去20年里助长了法国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的奇特环境有所了解。

  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包括中东和平进程的崩溃,将“伊拉克战争归咎于华盛顿的犹太人游说团体”的伊斯兰主义宣传,以及迪厄多内的受欢迎程度——反犹太主义一直是过去20年这些紧张局势的主要动机。《观点(Le Point)》杂志报道称,当塞夫里乌伊和卜拉希姆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就出现在帕蒂的学校见校长时,塞夫里乌伊抱怨说,“如果我们是犹太人,你马上就会见我们了。”《查理周刊》事件的一名枪手谢里夫库瓦奇(Cherif Kouachi)在袭击发生后说:“这都是因为犹太人的缘故。”据幸存者说,在犹太超市里,古里巴利对人质说,“你们是我最讨厌的两种人:法国人和犹太人。”

  据报道,库瓦奇兄弟(Kouachi brothers)最初是法里德·本耶图(Farid Benyettou)传授激进化教义的产物。本耶图是一名有阿尔及利亚背景的年轻男子,当时在巴黎东北部贝尔维尔附近的一座清真寺布道。本耶图的组织,被称为巴茨-肖蒙网络,派遣了12名年轻人到伊拉克,接受圣战分子的训练。轻罪罪犯和毒贩古里巴利在监狱里遇到了谢里夫·库瓦奇;谢里夫本人则在也门接受过基地组织为袭击《查理周刊》提供的训练。

  围绕着《查理周刊》审判的紧张气氛(对于该审判的称呼多少有点不准确,因为该审判同时针对了袭击《查理周刊》和犹太超市的14个帮凶),与帕蒂的谋杀案有着紧密的联系。审判于2020年9月2日开始,为了纪念这一时刻,《查理周刊》的编辑重印了《日德兰邮报》于2005年最初发表的冒犯性漫画。但与2015年袭击后的团结浪潮(彼时,声援的标语上写着“我是查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对此的反应带有不解或敌意。很多人想知道,《查理周刊》在干什么?

  然后,在9月11日(时间显然是精心安排的),基地组织发表了一份长达5页的声明,攻击《查理周刊》和法国,并呼吁采取行动。11天后,《查理周刊》的人力资源经理玛丽卡·布雷特(Marika Bret)不得不被警察护送出公寓,因为警方认为她的生命在眼下受到了威胁。9月25日,也就是帕蒂遇害前三周,一名名叫查希尔·哈桑·马哈茂德(Zaheer Hassan Mahmoud)的25岁巴基斯坦移民计划纵火焚烧《查理周刊》办公室,结果却用切肉刀重伤了附近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的两名记者。当天晚上,安佐罗夫被“马哈茂德曾企图发动袭击”的报道所激怒,于是他开始寻找一个潜在的目标。

  帕蒂被谋杀的消息使法国陷入震惊。2015年的恐怖袭击无疑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创伤——在1月的暴力事件外,11月的一个晚上也爆发了袭击,恐怖分子在足球比赛期间炸毁了圣德尼体育场,造成一百多人死亡,而更多的恐怖分子则向巴黎的人行道咖啡馆和餐馆开火,第三个组织则对巴黎市中心的巴塔克兰剧院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造成了大量的年轻人死亡。2016年7月14日,尼斯发生了大屠杀,造成86人死亡。随后发生了几起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同样惨烈的杀人事件,比如那年夏天晚些时候,诺曼底的一名天主教牧师在做弥撒时被割喉。

  这是发生在欧洲的、规模空前的恐怖浪潮,造成了23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虽然没有发现任何全球性的阴谋,但古里巴利在犹太超市袭击发生之前就已经宣誓效忠“伊斯兰国”,而基地组织则声称对《查理周刊》的袭击负责。因此,这些袭击似乎是两个敌对组织走向结盟的一步。2004年,一名基地组织成员出版了一本名为《野蛮人管理(The Management of savage)》的电子书,其中提出了通过全球恐怖活动建立哈里发国的计划。2015至2016年间连续发生的可怕暴力事件似乎表明,法国被恐怖组织选为欧洲的最佳测试地点。

  然而,相较于恐怖袭击,塞缪尔·帕蒂之死对许多法国人的打击几乎同样沉重。法国各地都爆发了示威活动,包括许多由教师组织的集会。伤害一名法国公立学校的教师,就是攻击这个有着150年历史的共和国的国家象征和它最近的传统:法国版的世俗主义(laïcité),它保证了所有宗教的存在权,但否认了宗教控制公共生活的权力。虽然有法律禁止仇恨言论以及侮辱怀有宗教信仰的人,但却不承认亵渎宗教的概念,因为这将意味着一个宗教正在制裁言论。

  根据前学校督学尚-皮耶·奥宾(Jean-Pierre Obin)的新书,在法国以移民为主的社区中,多达一半的教师表示他们的穆斯林学生反对历史和生物等科目的课程。智库尚·杰瑞斯(Jean Jaurès)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发现,近一半的教师承认,他们有时会在宗教问题上进行自我审查,以避免冲突。奥宾写道,部分问题在于,穆斯林父母(他们可能来自宗教统治日常生活的地方)并不总是能理解世俗化(laïcité)的概念,教师也没有接受过关于如何教授该概念的培训。对许多学校的管理者来说,“不惹事生非”(ne pas faire de vaires)是一种不成文的共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问题。回想起来,奥宾的书让帕蒂与学生的交锋以及帕蒂试图辩论的意愿显得非常勇敢。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本人也对帕蒂被谋杀感到震惊。就在两周前的10月2日,他发表了一篇人们期待已久的,关于“伊斯兰分离主义”的演讲——他将其描述为一种受到政治宗教团体影响、反对法国世俗价值观的“反社会”思想——并阐述了政府针对极端主义和法国伊斯兰教制定的政策。在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马克龙承诺对公共住房政策进行“彻底改革”,以结束困扰法国郊区和城市的种族和民族隔离现象。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大部分移民最初来自法国在北非的前殖民地,即马格里布(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马克龙明确承认了法国的殖民历史以及至今仍未解决的创伤。

  与此同时,马克龙列举了近年来极端主义袭击事件,宣布将对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协会实行更严格的监督,并要求伊玛目必须在法国接受培训和认证。(如果去年12月,马克龙提出的一项法律获得通过,那么库瓦奇兄弟在巴黎贝尔维尔社区的清真寺将被关闭,法里德·本耶图曾受邀在那里教授激进的萨拉菲教派的思想。)

  这篇演讲在法国和国外都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尤其是在土耳其,目前在法国布道的伊玛目有一半来自土耳其。马克龙曾试图找到一种平衡,一方面承认法国在对待移民人口方面的失败,另一方面处理法国的恐怖主义暴力问题,但这起谋杀只把他推向了一个方向。

  10月21日,在他的政府针对“被认定为激进的宗教团体”展开了一系列的警方调查和镇压之际,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外主持了一场悼念帕蒂的仪式。在卜拉希姆·奇尼娜的视频中被点名的、法国集体反对穆斯林恐惧症(CCIF)领导人马尔万·穆罕默德谴责了他声称的、正在控制政府的伊斯兰恐惧症。在《世界报》上,法国共产党的奥丹(Clémentine Autain)谴责了这次袭击的政治操纵,以及法国社会正在向“前法西斯主义”转变。

  这种反建制的情绪并不局限于左派。在帕蒂遇害当晚,一个名为“Les DéQodeursr”的组织(类似“匿名者Q阴谋论”的法国分支机构),举行了一场在线聊天,该组织称这起谋杀和对《查理周刊》的审判都是“杂耍”。“这是一面错误的旗帜,一场马克龙式的政变,”一名参与者表示。“深层政府(Deep State)反对所有宗教!”

  马克龙在演讲中提到的殖民时代的过去,引发了有关法国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复杂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法国今天局势的核心。历史学家将该国的殖民时期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皇家帝国”,始于17世纪,太阳王路易十四在美洲、西印度群岛和西非进行统治。这一时期包括奴隶贸易和到非洲传教,使“野蛮人”皈依天主教,大致以1814年拿破仑的倒台而结束。法国殖民主义的第二阶段始于1830年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它诞生于革命后的法国,以启蒙运动为标志。20世纪中叶,它随着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失败而消亡。

  要理解法国在第二阶段与殖民地的关系,人们就必须牢记,在古代政权时期,法国或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公民权的概念。国王以神权统治臣民,这些臣民被分为不同的群体,享有不同的特权和规则。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和狄德罗等政治哲学家开始设想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民将成为自由平等的公民,他们将团结在 “国家”的“公共意志(the general will)”周围——这对于那个时代而言是另一个新词。

  在革命期间,为了寻找这个由人民统治的新世界的模式,年轻的国民议会首先求助于罗马共和国,然后求助于《圣经》和犹太人。卢梭曾著名地认为,摩西是第一个敢于将“一群可怜的逃亡者塑造成一个国家机构”的领袖。当时,法国的犹太人是极少数,他们被剥夺了权利,并不断受到控制,但他们被允许遵守自己的立法和宗教规则。1791年,政府从法律上“解放”了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给予他们公民平等和政治权利;但重要的是,他们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获得了权利。正如大卫·尼伦伯格(David Nirenberg)在《反犹太教(Anti-Judaism,2013年)》中写道的那样:革命者将他们作为一个试验群体,而革命者真正关心的,是“为如何实现数千万法国臣民、农民和王子、小贩和牧师转变为公民而进行更大的辩论”。

  解放法律的后果不容低估。随着犹太世俗生活的兴起,它的影响遍及整个欧洲,并被法国犹太人的“同化”所取代。同化的概念成为了这个新国家(至少在理论上)的基石:法国慷慨地让少数民族成为了普世价值的承载者;反之,这些少数民族也欣然成为了法国人。

  当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要求将该解放和同化的思想应用于殖民地时,这些思想在海地很早就遭遇了挑战;但后来,当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新殖民政策的模板时,矛盾终于爆发并日益加深。

  在法兰西帝国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殖民地被视为“共和国的一部分”,正如殖民政府的一名成员在1894年写道的那样,同化被视为“殖民地领土和法国大陆之间最亲密的结合”。然而,1860年,路易-拿破仑(Louis-Napoleon)萌生了一个梦想:让法国成为一个从巴黎延伸到中东的“穆斯林强国”。阿尔及利亚人将在联合主义(与同化相反)的原则下进行统治;这将使他们能够与殖民社会“联系在一起生活”。他们不必遵循民法;因此,他们没有充分的政治权利,但可以实行在其他情况下被视为非法的传统,例如一夫多妻制。如果说这些例外有利于上层阶级,那么对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来说,“特殊地位”意味着完全丧失公民权。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一地位使阿尔及利亚变成了一个“准”种族隔离政权。

  1882年,公共教育成为法国和殖民地的强制性教育,阿尔及利亚的孩子们被送到学校,学习平等和革命。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一批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带领国家走向了独立战争。从1954年开始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的胜利,阿尔及利亚人用法国的普世主义词汇反抗法国的不公正,而法国则以共和国的名义,用反民主的做法进行反击。

  双方都有计划地对平民使用酷刑,实施大规模屠杀和恐怖主义。在阿尔及利亚获胜的一方:民族解放阵线(FLN)立即消灭了反对派,禁止选举,使该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变成了北非最腐败的政权之一。

  从1962年到1981年,法国人口中移民的比例从5%上升到8%。他们来自摩洛哥、突尼斯和其他前殖民地,但主要来自阿尔及利亚。有些人是“哈基人”,即为法国而战的穆斯林;另一些人曾与法国作战,但是出于经济需要来到了法国,他们尝试在建筑工地找工作或当清洁工,他们睡在避难所或巴黎郊区的棚户区内。他们寄钱回家,并打算有一天再回到故乡去;但大多数人没能回去。正如阿尔及利亚作家卡迈勒·达乌德(Kamel Daoud)所说,这些人是帝国时代最后的“幽灵”。

  在美国,移民(至少许多人看来)意味着离开“故国”,在一个未知的地方重新开始。在法国,来自前北非殖民地的移民则更有可能带着对两国共同历史的怨恨来到这里,因为他们定居在一个被“昔日辉煌和自身理想的矛盾”所困扰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巴黎当年轻记者时,曾在一家名为“无国界”的另类周报工作,该报专门报道移民问题。我们的员工主要由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来自北非的政治难民,以及一些像我这样的犹太人组成,我们直觉地意识到移民问题即将成为法国的核心问题之一。

  1983年,该报在为“获得平等的示威游行”赢得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示威游行的绰号是“Beur游行”。(“Beur”是阿拉伯人的俚语,特指移民家庭的儿子,尽管他们是法国人,但他们经常遭遇警察暴力、种族主义和社会歧视。外籍父母所生的孩子如果在法国连续居住五年或以上,在年满十八岁时就自动成为法国人。) 这次游行的部分灵感来自于美国的民权运动,于秋季在法国南部开始,并在向北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当年12月,超过 10万人参与了巴黎的示威游行,这是后来被称为“Beur运动”的高潮。

  现在回想起来,令人震惊的是,我和我的同事当时遇到和采访的对象,包括共同参与示威的抗议者中,很少有人首先将自己定义为穆斯林。除了少数上了年纪的妇女外,几乎没有看见有人戴着面纱,遮盖全身只露出眼睛的面纱(niqabs)也是闻所未闻的(相比之下,根据蒙田研究所的数据,如今法国约有30%的穆斯林女性戴过某种面纱)。年轻人想谈论争取平等权利、获得工作和过上体面生活的斗争。他们的榜样是25岁左右的阿尔及利亚歌手拉希德·塔哈(Rachid Taha),在他的父母移民法国后,他在法国度过了大半生,他的音乐风格是阿尔及利亚的raï和chaabi,以及摇滚的混合。

  “最大的问题在于平等,而不是宗教,”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trasbourg)的社会学家斯玛·拉赫(Smaïn Laacher)告诉我。拉切尔就是那一代人中的一员(他的父母是阿尔及利亚人),拉赫认真专业地研究了那段时期。他说,Beur运动中唯一有名的宗教人物是德洛姆神父(Delorme)。德洛姆神父是一名天主教牧师和社会工作者,他帮助组织了1983年的游行。“尽管大多数是法国公民,或具有双重公民身份,但Beur在找工作时,仍然会因为他们的名字、地址或外貌而受到歧视。因此他们的口号是:‘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是法国人,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和其他人一样’”,这与同化主义的理想相一致。

  法国政府对这场运动的感受远不止“困惑”。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被选为第五共和国的第一个左翼总统。他赖以获胜的“左翼联合”(United Left)植根于白人工人阶级一代的梦想;他们的梦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和“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这些人的子女在战后经济增长时期进入了中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生活水平要归功于让法国得以繁荣的移民劳动力。然而,许多移民的孩子都想成为和“其他人”一样的法国人,这让他们的父母和政府都感到困惑。拉切尔解释说,首先,“作为移民,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尽可能谨慎。”

  永久定居在“曾经压迫你的祖国”的殖民国家是另一个问题——也许在阿尔及利亚人中尤为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曾与法国作战,有时还遭受过法国军队的酷刑。而北非国家往往会鼓励一种疏离感。“摩洛哥人永远不会融入(法国社会),”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Hassan II)在1993年说。“即使摩洛哥人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他们也不可能成功,而且会成为糟糕的法国人。我不鼓励法国人去尝试改变这种状况。”

  阿尔及利亚对法国的政策更为慎重。20世纪60年代,自独立以来一直执政的民族解放阵线(FLN)在法国建立了一个名为“阿尔及利亚之友”(l’amicale des Algériens)的协会,打着为阿尔及利亚移民工人提供社会支持的幌子,实则是执行警察监视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工具。

  对法国政府来说,无视这些安排是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目的是用包括天然气和石油合同在内的“阿拉伯政策”来取代殖民主义。在法国繁荣的60年代和70年代,似乎每个人都找到了一个理由来忽视移民的处境,或剥削他们的劳动。但是到了80年代,年轻一代的需求开始扰乱这种现状。

  几乎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时机了。到80年代中期,失业率超过了10%。这个国家没能融合和提升白人工人阶级,又怎么会去融合并提升移民的子女呢?法国政府发表了支持同化的声明。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实却很不一样,破旧的移民社区常常被遗弃,隔离问题没有得到认真解决。

  然而,事实证明,一些融合的努力是有效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今天的法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上文引用的蒙田研究所研究发现,65%到70%的受访法国穆斯林认为自己是世俗的,或者认为宗教和共和国对他们而言同样重要。与此同时,据尚·杰瑞斯(Jean Jaurès)基金会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42%的女性表示,她们一生中至少因为宗教信仰而受过一次歧视。

  然而,这些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可能是在词汇上。在这个过程中,要求获得完整公民身份的、移民的法国后代被称为(更重要的是他们自称为)“法国的穆斯林”。

  在帕蒂被杀后不久,我与欧塞恩(Oceane)进行了交谈,她是一位四十岁的,有着阿尔及利亚背景的律师,她的父亲于1980年代来到法国从事建筑工作。“自从杀人事件后,我非常焦虑,”她告诉我,“我一直在想上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内战期间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欧塞恩指的是1991年阿尔及利亚陷入的,夺走了20万人的生命的血战,其中大部分死者是妇女和儿童。大规模杀戮大多是由武装集团(GIA)实施的,该集团是一个名为“伊斯兰救国阵线(FIS)”的政党的军事分支,该组织决心通过投票或武力打击任何西方“颓废”势力,建立一个“伊斯兰国”。欧塞恩当时在法国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她回忆说,她的母亲试图让欧塞恩的侄女离开阿尔及利亚,因为他们的家庭正受到伊斯兰主义者的威胁。“我还记得我们接到电话告诉我们谁遇害了,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在阿尔及利亚,记者和教授是首要袭击目标。”

  早在1990年,伊斯兰救国阵线成员就在法国定居,开始传教,并建立了萨拉菲网络。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萨拉菲网络强烈影响了法国的伊斯兰教。法国伊斯兰教学者吉勒·凯佩尔(Gilles Kepel)写道,在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圣战在法国移民青年中唤起了大量同情。”这些青年中就有法里德·本耶图,他是库阿奇兄弟未来的宗教导师。

  我在2016年采访过本耶图,他证实,他对萨拉菲思想的兴趣源于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宣传。他的一个姐夫是伊斯兰武装集团成员,于1993年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法国;之后他被逮捕,并被指控策划了针对巴黎世界杯的恐怖袭击。在21世纪初,伊斯兰武装集团的另一名前成员杰梅尔·贝加尔(Djamel Beghal)与阿米迪·库利巴利在监狱里相遇后,影响了这名犹太超市大屠杀的行凶者。

  2001年至2015年间,极端宗教暴力开始在法国的萌芽。本耶图指出,一个关键因素是互联网和卫星电视的兴起,它们把外国宣传带入家庭客厅。“在第二次起义之后,年轻人真的开始集体进入清真寺。”他说,“当然之后的伊拉克战争也起到了作用。”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那段时间法国反犹暴力事件的兴起。随机的残暴行为包括2003年23岁的塞巴斯蒂安·塞拉姆(Sébastien Selam)被他的儿时好友阿德尔·阿玛斯泰布(Adel Amastaibou)杀害(阿玛斯泰布用刀子插进塞拉姆的眼睛,然后在街上大喊:“我杀了一个犹太人!”),或者2006年同样是23岁的伊兰·哈利米(Ilan Halimi)被一伙人折磨并杀害,该事件最终涉及的共犯多达数十人。这两起谋杀案都不是伊斯兰主义者所为。然而,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盲目的愤怒,这种愤怒最终导致了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形成。到2014年年底,在经历了15年的紧张局势上升,包括2012年穆罕默德·梅拉赫在图卢兹杀害犹太儿童和法国士兵的事件后,反犹事件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每年八百起,即每天两起以上。

  而现在,这个国家的情况又会如何呢?如果说紧张局势、袭击事件和塞缪尔·帕蒂被杀标志着对《查理周刊》的审判,那么审判的结束是否带来了完结?12月,所有14名被告都被判有罪,但针对其中6人的恐怖主义指控被撤销。

  我最近与阿卜杜努尔·比达尔(Abdennour Bidar)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交流,他是一位遵循苏菲传统的穆斯林哲学家,也是一位备受推崇的伊斯兰历史专家。2015年,在《查理周刊》袭击发生后,比达尔发表了一封“致穆斯林世界的公开信”,他在信中敦促穆斯林承认自己对“怪物”ISIS的诞生负有责任,不要躲在“自卫”的标签下避难,同时不去承担“自我批评的责任”。我问比达尔,在帕蒂遇害事件和审判(帕蒂被害的影响几乎完全盖住了审判)之后,他对法国现在的局势怎么看?

  “帕蒂被害令我非常震惊,”他说,“我当了二十年的老师。一个老师可能因为做他的工作,教授思想自由而被杀,这太可怕了。这对我个人触动很大。” 他说,除此之外,这次审判并没有改变什么。

  杀人事件发生后,应马克龙总统的要求,咨询机构法国穆斯林信仰委员会(French Council of the Muslim Faith)召开会议,制定了一份“价值宪章”,将价值与伊斯兰主义观点割裂开来,重申法国穆斯林对共和国原则的承诺。随后,在12月28日,巴黎大清真寺校长切姆斯·埃丁·哈菲兹发表了公开信,宣布退出讨论。据《黎明报》报道,他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包括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在内的几个组织反对拟议中的宪章,该宪章支持男女平等,并谴责对同性恋的憎恶、厌女症和反犹太主义。

  “那些组织想破坏这个项目,”哈菲兹在电话里告诉我。“法国穆斯林希望生活在和平之中。但这些组织试图通过任何手段,将他们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分离开来。”他来自阿尔及利亚,经历过内战的暴力。“在法国,我的责任是捍卫穆斯林,谴责那些试图将和平宗教推向战争的恶意组织。”哈菲兹告诉我,自从他发表公开信以来,他一直受到警方的保护。

  比达尔和哈菲兹是老一辈中思想开明的人;在年轻人中,激进化的可能性则最为明显。我问比达尔,从法国的历史来看,他是否认为法国可以成为一个产生新的、自由的伊斯兰教的土壤。他说,他相信可以,“但这需要时间”。然而,与此同时,自塞缪尔·帕蒂被害后,网上出现了数百个“关于帕蒂之死的笑话”,法国各地也出现了支持恐怖主义的声明。

  (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作者:马克·魏茨曼(Marc Weitzmann),原标题为:A Rising Tide of Violence i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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