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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瀛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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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打赢一场中产阶级保卫战?

作者:刘迪

来源:澎湃新闻

来源日期:2019年06月26日

本站发布:2019年06月27日

点击率:537次


  昭和后半期,日本经济继续高歌猛进。大量高中毕业生、农民涌入城市,为了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日本各大城市在近郊扩建新城,开发了不少团地(小区)。买了房的新城里人,配齐家电和汽车,转身成了中产阶级。日本企业实行的“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制度,进一步保证了中产阶级的“再生产。

  在那时,未来被默认为“越来越好”。

  于是,大众消费主义逐渐形成。“(东京秋叶原)有世界上最火爆的电器市场”,《时代》周刊在它1983年8月的日本特刊中惊叹道,“在同一家商店,你能找到205款耳机,100款彩色电视机和75款碟片播放器”。物品的丰盛,带来了日本国民实实在在的安全感,“金满日本”的说法风行一时。

  根据日本政府1973年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日本90.2%的国民认为自家的生活水平属“中等”。这也就是媒体 “一亿总中流”的由来。

  根据西方政治学理论,中产阶级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越强大,这个国家就越容易接受民主制度,同时这种制度也越稳固。反过来,中产阶级的衰退则会加剧社会的对立,带来民主的危机。就像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万贯,另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

  如果说昭和时代见证了日本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兴盛,是生长曲线上攻的阶段,那么平成时代的母题则是守成,是保卫中产阶级,是防止曲线坠落的运筹帷幄。

  1990年代,发展的浪潮退去,许多问题一下显现出来。一方面,全球化之下,日本企业为节约成本向外转移或外包业务,造成本土“产业空洞化”。另一方面,小泉内阁(2001-2006年)为提振经济,推行“规制缓和”和“构造改革”的政策。结果,企业“终身雇佣”的制度被打破,失业及非正式雇佣者大增。到2016年,日本劳动市场非正式工已近40%,这些“非正式雇佣”形式有“契约员工”,“派遣员工”,临时工或钟点工等。

  与正式雇佣比,“非正式雇佣”的特点是单位时间工资低,没有奖金,退职时也无退职金,雇佣期间没有保障。非正式工是没有职业培训的,因而也无法积累专业技能,在这样的工作中沉沦得越久,他们越是难以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也就无法改变沉入社会底层的局面。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如IT企业、风险企业的老板,则在经济转型中成为时代宠儿。2003年,六本木新城(Roppongi Hills)居民大厦竣工,43层的高楼,单套住房均价高达数亿日元,这在一般日本工薪族是无法企及的。一时间,新贵的张扬与底层的无望形成巨大反差。

  2010年,一本叫做《苦役列车》的私小说问世。主人公北町贯多刚满19岁,生活却已经没有盼望。中学时,父亲因抢劫强奸入狱,随即父母离婚,贯多和一个姐姐随母亲匆匆离开原来的家。中学毕业后,贯多再也没有回过学校,在东京各港口靠打散工度日,每个月都要为房租而发愁。小说获得了当年的芥川奖。

  芥川奖选出这样一部“底层”作品,多少道出日本知识界对“差格社会”的焦虑。事实上,早在1990年代末,就有学者发出了日本“中产阶级崩溃”的警告,如苅谷刚彦的《大众教育社会的未来》(1995),田中胜博的《2010年,中流阶级消失》(1998),佐藤俊树的《不平等社会日本》(2000)等。

  日本中产阶级的危机,尚不在数量规模的萎缩,学者们更为担忧的是“质的变化”。 新仓贵仁用“中产阶级空洞化”加以说明,他认为,尽管中产阶级的规模没有缩水,但他们对自己的地位以及未来,怀有强烈不安。这让他们更愿意储蓄,而不是消费。在《M型社会》(2006)一书中,大前研一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些人都想抱着存款过日子,不过就算他们想用自己的钱享受人生,但是碍于对未来有一份不安,也只好把钱放着以壮胆,好让自己有备无患。”大众消费的枯萎,进一步造成生产的萎缩。

  不仅如此,这个时代日本还出现了一种“新民族主义”,其推进主体是“网络右翼”。以前,人们以为这源于贫困下层,但研究表明,“网络右翼”来自中产阶级,其成因正在于19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劳动市场动荡及雇佣不安。这种民族主义的特征是,将不安转化为仇恨中韩,拥护修改以“非战”为核心的宪法第9条,并在网络中对时政不断发表批评谩骂,对亚洲前殖民地国家进行攻击。

  尽管如此,日本中产阶级社会没有崩溃。

  与危机同时展开的,是一场漫长的中产阶级保卫战。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界的“中流崩溃”论也可视作一种应激反应,是识别病原并发出警示的过程,本身就是中产社会保护机制的一部分。

  1989年即平成元年,日本人均GDP为世界第4位,高于美、英、法、德等国。到2017年,日本的排名已跌落至世界第25位,普通人家的平均收入不升反降。然而在2018年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中,仍然有92.7%的日本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在“中等”水平,这个数字甚至稍微高于GDP增长率高达8%的1973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日本是怎么做到的?我认为大概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解释:

  一是福利国家的政策。早在1960年代初,日本就建立起“全民皆保险”“全民皆年金”的制度,此后又不断进行改进和充实,尤其是在养老这一块,在一个人口快速老化的时代,撑起了世界最高的人均寿命(据世卫组织的统计,2018年日本人均寿命84.2岁)。

  值得一提的是,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比,日本只用较少的投入,就达到了“幼有所依,老有所养”的效果。比如在日本,养老多数时候是由家庭、社区和国家共同承担的,这既加强的家庭、社区的纽带,也减轻的国家财政的负担。又比如,有劳动能力的人是不能申请救济的,这基本打消了对福利制度懒汉式的依赖,兼顾到效率与公平。

  当然,与许多福利国家一样,日本积累的巨大的财政赤字,目前已经超过经济总量的两倍。但从成效来看,其投入产出的效果相对较好。

  二是低物价机制。在平成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其避险属性,日元汇率较高。对于日本消费者来说,这是件好事,表示他们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享受进口物品。加之长时间的通货紧缩,日本的消费者价格一直上不去,比如可口可乐二十几年一直是这个价格,最近才略有涨价,但在商场里仍然能买到折扣价。

  此外,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推进,许多廉价农产品和日常消费品进入日本,也客观上平抑了日本的消费物价。去年底,日本和欧盟签署自贸协议后,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红酒几乎应声降价。全球化还带来了一批外国人技能研究生和留学生,实际上为日本提供了廉价劳动力,现在在24小时便利店、餐饮业、建筑工地,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我们知道,生产及配送成本的增加,往往导致商品价格的提高,在在老龄少子化的平成时代,这些外国劳工的存在,其实从价格链条的前端稳住了消费物价。

  最后,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在于日本社会的“高共感力”及其共识。没有这一点,平成时代的平稳是难以想象的。共感力基于同理心,日语写作“思いやり”,简单说就是“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这不是高高在上的施与,也不追求回报。在这个概念里,没有“自我”和“他人”的区隔,疾苦或甘甜,大家是共感的。

  日本是公认的高共感力社会。在风平浪静的日常,这表现为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彬彬有礼和相互尊重;一旦危机发生,则会凝聚为惊人的韧性。经过东日本大地震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灾难是怎样接踵而至,但更大的震撼可能来自等待救济的灾民队伍,如此漫长而有序。灾后没有劫掠,甚至愤怒都很少,人们自发地分享食物和水电。这一切不用政府来号召,也无需舆论的引导。

  那么,日本社会这种高共感力由何而来?固然有单一民族及文化的先天优势在,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教育。日本教育十分注重同理心的培养,文部科学省(教育部)199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日本小学及初中教师把“思いやり”列于德育之首。不仅是教师,父母也是这样养育孩子的,根据《读卖新闻》2005年的一项调查,86.7%的日本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从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在高共感力的基础上,日本中产社会还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对现行民主政治程序的认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日本中产阶级实现了(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政治参与,的的确确把政治当作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众人”之事了。整个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公共精神始终高昂,各种市民社团不断为弱势群体提供大量义工服务,这种互助给予弱势群体信心,有效防止了他们跌入底层。在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日本城市没有出现贫民区,人们不论高低贵贱,都还可以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公共空间里。

  迄今为止,日本依靠巨大财政手段以及共同体的凝聚力,防止了中产阶级社会崩溃。但这场中产阶级保卫战是否能够取得究极的胜利?谁都不敢说。2018年,也就是平成30年,日本出生率降至史上新低——出生总人数92.1万,死亡总人数137万。社会人口再生产循环断裂,对苦苦支撑的日本中产阶级社会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作者刘迪,系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及研究生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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