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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保兴:杭州最难的事,就是做任何决策都会惹大利益集团

作者:仇保兴

来源:今日头条

来源日期:2021年09月06日

本站发布:2021年09月06日

点击率:80次




                                                   ✪ 仇保兴

                            原杭州市市长、现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本文摘自《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

▍一

我是 1999 年 3 月份调到杭州的,2 月份市人代会已经开过了,所以我当时还是代市长,我这个代市长要代近一年时间。当时,众所周知的是,杭州市区违法建筑肆无忌惮,遍地开花。我曾在杭州学习、工作过六年时间,我对这里很熟悉。我发现杭州许多单位、个人都可以盖违法建筑,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建成之后,临时工棚全部改成了店面。那么多公园绿化被占了,人行道被挤占了,管道被压了,城市还能不乱糟糟的啊!

我当时下决心要把这些违法建筑都拆掉,但很多人劝我等代市长的“代” 字去掉以后再拆。我认为,当时违法建筑增加很快,正是高潮期,每年增长约200 万平方米,推迟一年等“代”字去掉再拆,就要多拆 200 万平方米,各方面的矛盾和损失会更大。我记得当时很多朋友,包括和我关系很好的一些厅局长,纷纷打电话给我说:“你这样做,‘代’字还要不要取消啊?”我说:“不取消就算了,代下去就算了嘛。”我在当年 4 月份就部署了这件事,下决心进行大拆违。

我认为,如违法建筑不拆,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

当时我们拆的第一座违法建筑,就是某政法机关盖的三星级饭店绿晶饭店。当时我们去拆的时候,他们连家具都没搬,而市政府公告已经贴出半个月了,告诉他们要拆除,这是违法建筑。当我们把吊车启动,开始扒屋顶了,里边的负责人才跑出来,说:“你们真拆啊?”他说:“三年前省委书记办公会议决定叫我们自己拆,我们就顶着不拆,你们杭州市倒来拆。”意思是说省委书记办公会议定下来的他们都可以不执行,你们小小的杭州市竟敢来拆。其实市政府这个决定半个月以前就告诉他们了。我们真的开始动手了,他们才开始搬家,一边上面扒,一边下面在搬家。

当然,拆违的方法也比较巧妙。以前拆违法建筑都是领导下决心,然后执法队伍偷偷地去把它拆掉。我认为政府办事须公告在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公告明示:违法建筑坐落在哪里,面积多大,并通知违建者自己拆,如果自己不拆,到一定期限后我们帮助他们拆除。如果拆错了,政府赔偿。违法建筑公布以后,拆除完全是公开执行的。第一批违法建筑在电视台、报纸公布了以后,15 天内自己不拆除的,政府来拆。同时,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举报电话,听取群众举报他们住宅周边的违法建筑。违法建筑被拆的人有种心理,既然我建的违法建筑被拆了,就积极地举报周边他人的违法建筑。这样拆违的同盟军就越来越壮大了,越来越多的群众被发动起来参与拆违。违法建筑经群众举报、政府核实,核实以后登报进行 15 天公示,公示期间没有人提出异议、拿不出合法建筑证据的,就得拆。就这样,一浪接着一浪,一波接着一波,拆除违法建筑活动就推开了,到后来就成了一个群众的自发运动,挡不住,停不了。

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利益的冲突。这是难免的。对改变大家都会拍手叫好,但改到自己头上就不好了。最典型的是,我毕业后曾留在杭州大学物理系光学实验室当助教三年,有一大帮同事和同学。开始拆违法建筑的时候,他们都写信为我叫好:杭州必须要有铁腕拆违,必须要这样治理,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城市就乱了,衰了。后来浙大校园也开始拆违了。浙大对大拆违的贡献是巨大的,当时华家池校区的周边一圈全是临时建筑改成的商店,每年的租金收入就有四千多万元。浙大统统把它们拆了,并全部建成了绿化带。之后,浙大自己组织了一个拆违队,专拆校园里面的违法建筑。原来许多教授、讲师在校园内随意搭建棚屋养鸡、养鸭,甚至养猪的都有。校园拆违,首先就是把鸭棚、鸡棚给拆了。他们就写信给我,说想起了日本鬼子的“三光” 政策,他们养的鸡鸭都没啦,都被“鬼子”抓走了。有抱怨的、有骂娘的,反正完全是同一拨人,开始时叫好,后来喊糟。由此可见,只要触犯到自己的利益,人人都不痛快。

任何改革总体上是一片叫好,但是到了具体的单位和个人,产生一些利益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个体利益、局部利益、全体人民的利益跟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的,这是常识。但是看问题、做事情都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以后,民众怎么看这个问题。要是老是想着那几张选票,想着一时的叫好,老是考虑自己的位子,是做不好事情的。

实际上,整个拆违工作也是利用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力量,依靠了这种新的机制,干部还是原来那批干部,就把违法建筑拆了。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些违法建筑实际上就是这些干部默许支持下建起来的,现在又是他们去拆的,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说,这关键是人民群众被真正发动起来了,干部的思想想通了,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违法建筑最多的是江干区,当时市政府决定江干区的违法建筑如果不拆,不能完成指标的话,上自区委书记,下至一般的干部,出国考察一律停批。当时出国还是很热门的一件事情,一说出国停批,大家都不好受了。一年、两年,一直到我离开杭州的时候,他们区长都没有出国过,领导干部也觉得很没面子,所以拆违的底气就更足了。办难事,就需要把一切手段都利用起来,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二

如何利用市长公开电话来改善城市管理的?

我到杭州任市长之前就有市长公开电话了,但那个时候的市长公开电话基本是个空架子,八位数号码谁也记不住,且只有一条线路,几乎谁都打不进去,用不了。

大体上,我们的城市管理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住一个破草帽”,希望把七八个大盖帽的职能全都集中到一个单位,然后让它用最大的权力、最高效率把城市管起来。这种思路其实隐含着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现代化城市公共服务职能部门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复杂,怎样才能把这么多的“大盖帽”合并到一个大机构里面去?

而“12345”市长公开电话和数字化城市管理功能不同,首先,它是一种效能检查和监督的机制,也就是说不管有多少的城市部门为老百姓服务,都能通过“12345”公开电话把它们全覆盖在里面,让老百姓监督它们的运行效率与质量。通过市长公开电话“12345”,可以评价出哪个单位服务最好,哪个单位投诉少,哪个单位反应快,而且一目了然。这是“12345”市长公开电话最主要的功能,也是对政府效率进行控制的一个必要系统。它能促进政府职能部门用最高的效率服务群众,让人民群众来评价政府的效率。不管城市政府有多少个单位,只要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都要经过人民的评价,因为人民群众是从他们的切身利益方面来评价这些部门的。其次,它能促使政府真正成为一个亲民的政府,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块要高高挂起的匾,而且是要落实到政府服务的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上。

这个电话号码最容易被民众记住,原来的电话号码不太好记,有人甚至连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也记不住,而“12345,有事找政府”就朗朗上口。要做一个合格的“保姆”,首先要保证“保姆”容易被主人找到,而且这个“保姆” 能够办事,而不只是一个传声筒。许多地方的市长公开电话效率不高的根源就在这里,接电话的人都是一帮临时聘用的小姑娘,只是转转电话,跟 114 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杭州的“12345”市长公开电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效率都很高?因为我要求机关所有的后备干部都必须到“12345”去直接为百姓解忧办事,不仅现场能清楚回答百姓的诉求,而且要有权调度相关部门,能够调动“分保姆”直接为老百姓服务,还要对他们的服务效能作出评价。

▍三

在杭州,最难的事情就是我们做任何的决策都会涉及原有的利益所得者。

这些利益所得者,不是个人,而是一些强大集团,要处置这些人的利益,难度非常大。我印象最深的是河坊街的改造。河坊街从拆改成保,是我主持市政府工作的第一项重要决定。我在杭大读书的时候也去过河坊街,我认为这是杭州的宝贝。当我决定要把它保下来的时候,当时的副市长陈继松眼泪当场就流出来了。因为他是拆迁指挥部的指挥长,现在要就地改成保护指挥部的指挥长,这个转变多大啊!

当时有三拨人反对,一是个别思想保守者有意见。因为原市政府决定要拆河坊街的,当时河坊街上的树已经被砍光了,人也搬光了,土地也分光了,不能说改就改呀。二是已获得河坊街开发权的六家房地产公司。这六家房地产公司都是有背景的,它们已经把地分走了,现在要将它们到手的利润取消,当然有抵触。三是原来的住户。原来的住户虽然没有房屋所有权,但是他们习惯长期住在西湖边,如果将河坊街保下来,他们就要离开河坊街住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记得有一次中宣部部长来杭州视察,这批人中的一百多人“啪”地跪在部长面前,我就在旁边,很尴尬。但是两年半以后,河坊街开街了,这些不满就烟消云散。当时在河坊街设计的时候,我们请了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他是这方面的权威。我让阮教授赶快给我重新设计一下,但他说调查研究至少要一年半,我开玩笑地说:“等你一年半规划拿出来的时候,我官帽可能就没了。”后来通过招标,三个月就把规划拿出来了,修复取得巨大成功。

回溯这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每一项成就和失误都衡量着当地决策者的素养和才能:是注重长远利益,还是注重眼前利益;是追求整体利益,还是追求局部利益;是着眼于打基础,还是着眼于形象工程;是迎难而上,还是顺水推舟…… 历史和民心会述说真相。

本文摘自《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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