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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日本学者看中美关系与日本选择

作者:综合

来源:参考消息网

来源日期:2019年07月01日

本站发布:2019年07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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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教授池内惠近日在日本《呼声》月刊6月号上发表文章称,对日本来说,中东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能源来源,日本必须厘清该地区多样且性质各异的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变幻莫测的均势,看准自己的位置随机应变。文章编译如下:

中东各国的百年“现代化”

当人们观察当下的中东局势时,或许可以沿着三条时间线进行。

第一条时间线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以前。在以1916年英法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为代表的现代国际秩序建立的同时,西亚北非地区以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为单位开启的重组进程持续了整个20世纪的上半叶,由此诞生了人们今天所知的“中东”。

随着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解体,从中东、北非到中亚一线强行组建起的众多民族国家如今纷纷呈现出衰落态势。这些虚弱的中东国家内部产生了宗派、部族,以及由那些没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民族国家的民族意识所聚拢起来的非国家主体纷纷崛起并相互争斗。

中东地区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但中东各国的“现代化”事实上只有区区百年历史。对这种现代化的不充分进行重新探讨,或者干脆说是彻底清算正在当地以激进的方式展开。

“反恐战争”的时代

第二个时间线是2001年“9·11”袭击后至今的18年“反恐战争”时期。“9·11”事件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对美国主导的后冷战世界秩序的最有力挑战。美国对此反应强烈,将与之对决置于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位置,并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铺开。

日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也是在不得不参与美国政策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么做的意义在于,如果对冷战后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无动于衷,那么日本即使作为美国的盟国也将不可能被纳入其外交和安全战略,这种选择不应当被批评为“对美从属”。无需多言,美国的“反恐战争”带给了中东、北非甚至是相邻的南亚和东非最为直接的影响。2001年以后的中东既是挑战世界秩序的震源地,也是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的主要打击对象,也因为这个原因获得了高度关注,吸引了大量政治和外交“资源”源源不断流入该地区。

但是美国的民意却是尽快了结“反恐战争”,无论是奥巴马当选还是特朗普当选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都很明确。对占领伊拉克和叙利亚领土的“伊斯兰国”的讨伐并不意味着能够终结恐怖主义活动,虽然“反恐战争”并未在实质上结束,但是美国国内对于长期且大规模介入中东冲突的支持已经到了很难再继续的阶段。

“反恐战争”被作为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议题确实给中东带来了诸如伊拉克战争这种灾祸,但这也是一个罕见的时代:中东政策被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最优先课题,中东地区被给予最高关注度,那些如美国所愿对其给予配合的势力得到相当离谱的丰厚援助,亲美政府更是受到超规格关照。但是,这样的时光就要到头了。

一直以来,不管结果好坏,美国对中东只管大举投入资金和人力,但在即将迎来“后反恐战争”时代的今天,这些投入都将减少。在这样的背景下,谁将填补实力真空、主导地区局势的发展?又能否给本地区带来稳定与和平?

2011年动荡的前前后后

第三个时间线是2011年中东动荡以来的这八年。如果要问中东的“今天”始于何时,恐怕所有人都会众口一词地说2011年。在此前后,中东的政治和社会前提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人们是否喜欢,中东的域内和国际局势都是基于此后条件展开的。提前把握好这些条件,对于观察和参与当下的中东事务来说不可或缺。

2011年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决定性变化?人们可以从中东各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方面加以观察。国内政治方面,虽然在2011年就被热烈讨论过,但在今天仍然值得再次确认,那就是媒体技术的变化和普及所带来的信息空间的变化。

中东各国的国内政治在2011年之前可以概括为“停滞且稳定”(除去被美国动用武力推翻政权的伊拉克)。随着政治活动的升温,阿拉伯国家的社会裂痕在变得愈发明显。这种矛盾因为选举变得尖锐和固化,导致陷入两难境地或爆发冲突的情况越来越多。陷入内战的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是宗派、部族、民族矛盾引发社会分裂的典型代表。而进行了选举尝试的埃及等国也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政治分裂与明显的极化。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对立双方最终的结局多是一方倒向军队,一方倒向宗教。在由强烈的个人主张、血缘、部族分割的中东社会,有望带来某种秩序的军队成为一极。另一方面,由人们的信仰、期望、强烈的伦理观念和目的性支撑起来的,且能够实施有组织地动员的宗教理念成为另一极。双方由于意识形态和阶层差异难以相互包容,持续争斗。这不仅是阿拉伯国家国内政治斗争的主要对立结构,也是中东地区国际政治中划分主要阵营的要素。

由此分析,卡塔尔和土耳其两国与沙特和阿联酋两国之间的对立才是中东政治的主线。

中东国际秩序的重建

2011年动荡不仅诱发了阿拉伯各国国内政治的波动,也正波及中东的国际秩序和围绕中东的国际政治格局。首先,中东国家出现了“有国家的国家”和“没有国家的国家”的两极分化。一边是中央政府的统治无法顾及领土内部各个角落,领土范围内非国家主体坐大,比如也门、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另一边是维持了国家的完整和稳定,尚有余力介入周边事务的地区性大国或强国,比如伊朗、土耳其、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

域外超级大国和大国对于中东事务的参与热情及其相互关系也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美国的存在感下降,或者说对其今后参与度下降的预测和对于发生戏剧性变化的不安,不论是亲美还是反美阵营,都与寻求俄罗斯介入中东事务的动向有关。不仅是一直受到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就连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埃及总统塞西、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这些中东主要国家的首脑都频繁前往俄罗斯“朝拜普京”,研究或者已经决定引进俄罗斯的S400导弹防御系统和苏35战机等先进装备,瓦解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

当前的中东政治正随着崛起中的多个地区大国或强国、域外大国各自推出的倡议和其相互之间平衡关系的变化而展开。崛起中的主要大国指的是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问题在于阿拉伯国家中还找不到能够与之抗衡的角色。曾经的地区大国埃及已经不复往日风采,大规模游行导致的政权垮台使其丧失了在中东地区的政治领导力。塞西政府眼下为了维持该国非洲部分的稳定而刻意与中东乱局保持距离的做法具有合理性,但从实现中东稳定的角度出发,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伊拉克自萨达姆政权倒台后,或者说从海湾战争以来就已经丧失了地区大国的地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将沙特置于中东国际政治的中枢,但是沙特是否具备地区大国的实力,又能否在与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的交往中保持势均力敌,这些都不确定。

从阿拉伯世界的视角出发,沙特作为中东地区大国为了抗衡伊朗和土耳其的崛起仍然需要得到埃及的协助。但是事情进行的似乎并不如预想中顺利。随着王位从萨勒曼国王过渡到穆罕默德王储,沙特正在迎来建国以来的重大转折。沙特新一代的王子们不仅要维持以资源支撑的繁荣,或许还将打造一个政治军事大国。沙特内政上的激变与中东地区国际政治领域的激变同时发生将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进一步参与中东事务,日本必须厘清如此多样且性质各异的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变幻莫测的均势,看准自己的位置随机应变。日本几乎没有一项制度能够确保长期且有组织地培养具备这种能力的人才。美国降低了介入中东事务的意愿,但对日本来说,中东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能源来源。建立起独立的中东人才培养制度已成当务之急。

【延伸阅读】美学者:如何理解美中印三边战略互动及其结果

原文刊载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82期。

【作者】阿什利·泰利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参考消息网6月24日报道 在谈论美国、中国、印度的“三角关系”(U.S.-China-India triangle)时,人们必须要意识到一点:中美关系、美印关系和中印关系首先是各自独立的双边关系。很多时候,这三组双边关系和美中印三角中的第三方并无关联;然而,人们往往试图以整体(totality)的视角来解读美中印三角,这并不符合现实。

在了解这一情况后,把美中印三角看作中美安全关系和中印安全关系的交汇,是一种有益的思考方向。这两组双边关系的交集产生了大国竞争的元素,并在近年来引起主要关注;而在未来几年,这两组双边关系的互动将会变得更为重要,如何管理中国的崛起成为决定大国竞争走向的关键所在。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正是凝聚美印的粘合剂,也是推动两者团结合作的一个要素。纵观历史,中美、中印和美印双边关系之间总是存在互补性。从1947年开始,每逢美印关系大体呈现良好态势之时,中美关系的状况则通常是相反的。

中国崛起的挑战与美中印三角的实质

目前,中国的崛起给美国和印度同时带来了挑战。首先,中国的崛起给美国带来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如果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最终会带来潜在挑战,美国能否继续维持这种包含开放贸易体系的国际体系?如果新的大国诞生于自由国际秩序,华盛顿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护这种秩序?这是如今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面临的核心问题。第二,如果贸易开放引发国内关键选民的反对情绪,美国是否将继续维护一个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换句话说,由于继续对外开放,政府将失去一部分重要的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美国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第三,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使得遏制政策已不再是可取的选项,在此现状下,美国能否应对中国的崛起?众所周知,美国积极应对与苏联的冷战并最终取得胜利,原因在于两国之间不存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时至今日,中美之间存在着深厚的经济相互依赖,但美国却日益将中国看作对手。不过,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意味着美国无法对中国使用曾经得心应手的遏制工具。

在美中印三角的背景下,印度也同样要回答中国崛起带来的三大问题。对印度而言,第一个也是最深刻的问题,即印度能否与相邻的超级大国和平相处?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印度鲜少面临外部势力的挑战。大部分情况下,印度面临的安全挑战来自南亚次大陆;印度从未经历在自家门口出现超级大国的情况。初获独立时,印度的外部安全环境不断改善;1950年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印度周边的核国家,印度虽感受到了压力,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相对实力较弱,印度并未感受到威胁。然而,随着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并获得成功,印度的担忧最终成为现实:自家门口确实出现了一个超级大国。对印度来说,这一挑战有三层含义:中国是大国,是强国,而且近在眼前。

第二,印度能否以自己的力量独自制衡中国?这是战略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经历过被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而印度则深深铭记被殖民的世纪所带来的教训:再也不能在安全上屈服于外来力量。因此,在印度的政治直觉里,必须以内部资源来解决问题是面对外来挑战时的第一反应。所以说,印度“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但却映射出其民族心理的内核,即印度不愿以与外部力量结盟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安全。可是,今天的印度不再享有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峙带来的便利。印度可否凭一己之力应对不断崛起的中国?这是印度要面对的难题,因为它并未取得中国式的经济成就;而目前,印度的经济发展亦存在不少弊端。印度也许会在未来三十年实现经济的腾飞,但就当下而言,没有任何一位印度决策者会相信这是个令人信服的前景。

第三,如果印度无法在目前和未来几年内独自制衡中国,那么余下的选项便是与他国结成联盟,当然不一定是结成正式的同盟,但至少是与另一外部力量建立联系。如果结盟是必须的选择,那么印度能否继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印度如何在得益于同盟的同时,避免这种具有依赖性质的关系所带来的不利?

美中印三角的实质是美印两国不断以对方为杠杆,用不同的方法应对中国崛起。

美中印三国的目标、策略与互动的结果

美国的目标:维持在亚洲地区和全球的霸权地位,维护既有的同盟体系,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延续经济繁荣。自1776年以来,美国便开始了对霸权事业的追求,唯一的变量是扩张的地理规模:

第一阶段从1776年到1815年,美国集中在美洲大陆上进行扩张,冲突对象为欧洲国家、美洲土著及墨西哥,并最终形成对美洲的主导权;

第二阶段是从美国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霸权在此阶段扩张至整个西半球;

第三阶段以二战为开端,自此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进行扩张,并在二战结束后成为全球霸主。在可预见的时间内,美国绝对不希望终结自身的霸权地位;当新的大国有可能威胁到自身地位时,美国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对抗这股新的势力,苏联便是实例。同时,美国的霸权地位意味着它不仅要维护自身的安全,还需保障其盟国的安全。反过来,对同盟体系的维护也是对美国霸权的维护,因为同盟能为美国提供维护国际体系的重要资源。再者,作为一个典型的技术强国,美国的经济繁荣与其在技术上的优势地位一向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在二战后体现得尤其明显。

美国采取的策略是,在维护同盟实力的同时寻求新的伙伴关系作为补充,保持军事优势,并维护高度灵活、开放的国内市场。由于维护同盟关系的成本高昂,美国试图从发展非正式的新型伙伴关系中获取战略利益。其次,足够的军事优势意味着能够在国土之外远程击败敌人,这正是美国国家意识中蕴含的强烈愿望。高度开放且灵活的国内市场则是美国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原因。美国能够在 200多年来保持2%至3%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奇迹中的奇迹。一直以来,美国都愿意容忍国内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的现象,以维持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而维持经济高增长有赖于国内市场保持高度的灵活性,这与维护开放贸易体系的诉求日益呼应。到目前为止,经济实力的强大让美国得以维持世界霸主的地位,并在与其他大国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

中国的总体目标是维持国内秩序、通过高经济增长迈向繁荣,以及提升综合国力。除了维持国内秩序,中国政府希望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值得注意的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越来越依赖通过开放的国际体系来实现自身的繁荣。与上述目标相对应,中国的策略是建立亚洲内部的市场网络,积极参与国际市场,以资本输出推进欧亚基础设施建设。

面对印度,中国的具体目标有二:一是与印度保持尽量多的合作关系,同时消除印度对中国的领土挑战;二是限制印度通过外部同盟来制衡中国的努力。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从未将印度本身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但当印度与其他大国力量结合时,中国的担忧便会上升。中国的应对策略是管理中印两国在政治和外交层面的纷争,增加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并让印度更多关注南亚自身的事务。

中美两国的战略互动造成的后果包括两国之间不断增长的竞争态势;以及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日益挑战美国作为亚洲安全守护者的角色。对印度来说,中美的战略互动还催化了中印之间的安全竞争。

印度的主要目标是加速国内发展,扩张经济实力,通过强化其在南亚的霸权地位来维护自身安全,以及寻求制衡中国的途径。印度认为,作为文明古国之一,自己的使命是通过经济实力的提升,再次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强国。基于此,印度采取了以下策略:把重心放在国家内部改革上,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参与亚洲内部对中国的制衡,以及加强美印关系的纽带。上述策略在实施的过程中虽显得断断续续,但国内改革确实是增强印度实力的第一方案,也是其国家战略的关键一笔。而印度近期努力与日本、越南、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进行接触的事实,体现了其在亚洲内部努力对中国进行制衡。

结论

通过对美中印三角间的互动及其战略的探讨,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面对中国的崛起,至少从2001年以来,美国便开始寻求提升应对中国的实力,幅度不大但力量集中,其中一个重要的路径便是积极寻求增强印度应对中国的实力。第二,中国通过合作与制衡的方式来限制印度与美国结盟的意愿。第三,印度试图与美国建立强大却又未达到结盟程度的伙伴关系,并从中“搭便车”,因为印度的强大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前,印度的意图和美国的动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然而,特朗普认为“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昔日美印搭档的策略在当下面临着挑战与未知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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