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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中美过去40年的成就不容“脱钩”

作者:刘亚伟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来源日期:2019年07月12日

本站发布:2019年07月12日

点击率:1363次


中美关系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受瞩目的双边关系,这一关系的发展将塑造世界未来的面貌。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大阪G20峰会上会晤后,中美关系又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如何理解目前的中美关系形势及未来的发展?就此笔者采访了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

问:美国前总统卡特不仅建立了两国外交关系,至从他卸任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中美关系的努力。尤其是在目前两国关系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卡特总统还亲自给特朗普总统写信,提醒他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为尽快修复两国关系建言献策。回顾当时卡特总统与邓小平副总理共同决定建立外交关系的历史,以及他在离开白宫后为推进中美关系奔走和呼吁,这对我们现在的两国关系有什么启示?

刘亚伟:我觉得,如果说历史上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把从尼克松1972年的破冰之旅到1978年的艰难的马拉松建交谈判都算在内的话:

首先,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对尼克松来说其实要更容易一些。他本人就是靠反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没有反共就没有他自己政治生涯的开始,没有他跟艾森豪威尔担任了八年的副总统,没有他最后在1968年当选总统。因此,尼克松说跟中国接触,没有任何所谓“通共”之嫌,只有捍卫国家安全之利。

对卡特来讲,与中国的接触和谈判建交困难要大得多。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胜出,美国共和党人马上掀起了“谁丢了中国”的大辩论,指责民主党人亲共、媚共,优柔寡断。这一辩论直接导致了麦卡锡主义的泛滥,美国国务院所有在抗战和内战期间与中共接触过的外交官均被免职和开除。民主党人永远背上了因心慈手软而让中共坐大和夺取政权的罪名。这也是为什么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任民主党总统都不敢轻言与北京改善外交关系。卡特总统开始与邓小平副总理启动建交秘密谈判的时候,他的一些助手对他说:“如果你在任内要和中国建交,你肯定要输掉1980年的大选。”但卡特为了国家的利益仍旧破除阻力,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于邓小平来说,他面对的压力并不比卡特小。因此,作为政治家,要有眼光、要有远见、要有胆识;同时要学会妥协。在需要妥协的时候,暂时的妥协是为了更大的共识,有了共识才能促进双赢。在如何解决台海问题上,卡特和邓小平都显示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敢于担当。

第二点,利益是关系的发动机。当年中美两国领导人敢于反潮流建立外交关系是因为他们面对一个同的敌人:苏联。莫斯科对两国人民福祉的威胁使得两个历史、文化和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走到了一起。虽然曾经共同的敌人苏联今天不存在了,但今天共同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是更难以掌控的一种力量,比如气候变化、反恐、整个中东陷入混乱的问题,伊朗和美国若打仗引起整个世界能源危机,全世界将会陷入动乱,对全球经济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当年中美有共同的利益,今天中美共同的利益更大,这个巨大的共同利益不允许华盛顿和北京分道扬镳。中美两国如果不携手共同面对这些挑战的话,世界可能比当时更不安全。因为当时毕竟是两极的世界,有确定性、有可预测性,今天的世界因为民族主义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已经变得不可预测,更加缺乏稳定性。所以中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因为目前两国,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国内因素的考量,让两个国家脱钩。

第三点,卡特总统在自己的著述和最近与特朗普总统的电话中说,美国目前的很多问题源于自己的好战和失败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崛起恰恰是因为中国走与人为善的和平发展道路。因为钱花在了战争上,造成美国国内发展资金掉链子,美国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才能更加壮大自己,使自己的政治回归理智。

尽管中国在过去4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发展总量已经直逼美国,但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也面临深化和扩大改革与开放的挑战。中美关系目前出现的巨大困难有国际因素,但主要原因是两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出现困难使然。

特朗普当选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要重振美国的产业,让美国经济再度腾飞,让美国的蓝领工人扬眉吐气。习近平从去年的博鳌论坛到今年的“一带一路”峰会,他所谈的问题都是如何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怎样完善市场机制,通过什么手段保证国外企业在中国的利益和公平竞争。美国人应该明白,中国如果做到了习主席提出的各项改革目标,中美贸易冲突就会迎刃而解。这次大阪会议特朗普和习近平能重启已经破裂的谈判并阻止关税升级加码,也都是因为两边的国内发展不允许他们继续“对抗”,而是通过“对话”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换句话说,中美关系进入低谷,看似外交问题,其实是国内问题的外向化,是把美国国内问题转移到对中国的指责,寻找替罪羊;对中国来说,是各种特殊利益集团迟滞了改革第二个春天的到来。难怪特朗普在大阪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只要中国改善美国企业的投资和挣钱环境,中美就会是战略伙伴,而不是对手或敌人。

问:最近结束的大阪峰会,虽然没有达成一个贸易的协议,但两国会重回谈判桌继续谈判,您怎么解读这个峰会的结果?

刘亚伟:我觉得这个峰会的结果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从5月初中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双方实际上都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中美完全脱钩的话在两国甚嚣尘上。

看这次峰会的媒体报道,美国想要的东西、中国想要的东西——双方应该都拿到了,俗话说就是双方都有台阶下了。下面的问题就由专业人士去谈具体的问题。

在5月谈判突然破裂之前,按照美国商会的说法,实际上,双方在90%以上的问题上都已经有共识。最后5%、6%的分歧只是在如何推进、落实、核查和执行细节上,中国和美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有报道说,美国要求中国修改法律,以此保证做到许诺的事情。这事关中国中国主权和尊严,自然不能接受,中国民间也有人说,签这个协议签署了就是第二个《马关条约》。

从当时中国国内播放《上甘岭》、《英雄儿女》这类反美的宣传片,到《人民日报》“钟声”连续几十篇评论指责和攻击美国,到峰会最近中国播放《黄河绝恋》,到习近平谈乒乓外交、特朗普说习近平是中国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未来签署的贸易协议可能是“历史性”性的,都说明两位领导人又一次抓住了谈判破裂之后中美关系急剧下滑的脱缰野马,使其重新从可能的对抗回到了认真的、平等的对话。

习近平在与特朗普会见时,在开场白中提到了48年前的乒乓外交和40年前的中美建交,他潜在的话就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与尼克松、基辛格、卡特能开辟中美关系的新纪元,在于他们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敢于妥协,善于谈判,今天的你和我,也要有当年的胆略、远见和技巧,把中美关系推向另一个新纪元。作为旁观者,我对他们二位反潮流、担风险和破俗套的作为感到由衷的钦佩。

对那些说特朗普是“戏子”,信口开河,说习近平的国内结构性改革也会面临万水千山,说他们二位在大阪说起来容易,到了他们的助手在北京和华盛顿做起来会很难的人,我的回答是,当年从破冰到建交一共磨练八年时间,在建交后的40年,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共同和平与繁荣的一页,两个国家关系的盘根错结和对世界稳定的发展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人轻言脱钩,需要最有能力和胆略的领导人为这一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竭尽全力和奋不顾身。特朗普和习近平都做到了这一点。

问:这次特朗普和金正恩在韩朝非军事区的见面备受关注。同样引人关注的是习主席对朝鲜之前的访问,您觉得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刘亚伟:中国如果真的愿意发挥作用,中国的作用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替代的,这是我个人基于很长时间的一个判断,虽然我并不了解中朝关系的任何细节。

之前朝鲜能够顶着国际制裁的压力走过来,就是因为中国对国际制裁三心二意。中国一部分决策人的想法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有核武器的朝鲜是中国手中的一张王牌,可以随时对美国打这张牌。如果美国真的需要中国参与朝鲜半岛无核化,就应该做出必要的让步,如废除《与台湾关系法》。中国如果愿意,可以完全将朝鲜的经济搞崩溃,但主要害怕朝鲜陷入混乱,害怕难民大规模穿过鸭绿江涌入东北。

北京对如何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直到2017年还多少有一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即朝核问题是美国的问题,是美国对朝鲜的威胁使然,美国要让平壤对自己的安全放心,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中国能做的不多。从去年金正恩突然访华,北京对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有了重大变化。他们两位一共见了四次,其中两次在金正恩与特朗普会面之前。这次在大阪G20峰会之后特朗普看似“突发奇想”与金正恩在“三八线”非军事区见面,我个人判断,他们这次“盲约”实际上与习近平“突访”平壤有必然的联系。只有中国不对朝鲜半岛无核化袖手旁观,中国才能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朝鲜与美国单独“媾和”对北京来说是下策。66年前朝鲜战争停火,中国是停战协议的签字方之一,今天中国也必须是任何半岛和平协议的攸关方。即使中国不能像美国承诺保护首尔一样承诺捍卫平壤的利益,中国如能说服金正恩启动经济改革,放弃先军政策,朝鲜半岛的局势必将大为改观。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中朝关系是鲜血凝成的。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当年的牺牲,也就没有今天的平壤。此外,中国在地缘上对朝鲜的影响目前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望其项背的。朝鲜官员出国都要走北京,中国是朝鲜所需物资的通道和提供者。中国还是“改革开放可以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什么”的试验田。中国不能拿着这些牌不打。其实,在中美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中国更应该通过积极参与半岛无核化的外交与压力并进的国际行动,使得美国那些指责中国的精英认识到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愿意与美国一起挑起维护半岛和平与发展的重担。

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女官员说,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一种文明的冲突,这个观点出现在中美美系中还是第一次 ,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刘亚伟:“文明的冲突”这个观点出自亨廷顿的著名论述。当时他的这本书(1996)之前,福山的书《历史的终结》更为畅销,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制度击败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冷战”结束了,历史也终结了。亨廷顿对此观点持不同看法,因为这个世界有比意识形态更为深刻的冲突,那就是文明的冲突。9•11之后,福山的观点逐渐被亨廷顿的观点所取代。21世纪必将更加动荡不安,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国文明,还有伊斯兰文明,文明的冲突会更加富有不确定性,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引发的裂变更加剧烈。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局长斯金娜在一次跟她的民主党前任主持的对话中大言不惭地说,“冷战”期间美苏针锋相对,那是白人之间的角逐,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是白人的哲学思想。今天中美狭路相逢,是两个不同人种的较量,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冲突。一个在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做政治学教授的学者讲出这样的话已经让人啼笑皆非,而她自己作为美国黑人却在奢谈所谓白人文明与有色人种的文明更具有讽刺意味。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斯金纳号称自己是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的弟子。赖斯自己曾多次讲她是美国民权运动的受益者,没有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就没有她后来杰出的学术成就和辉煌的政治生涯(美国第一位女性出任国务卿)。不知道她会怎么想自己的学生,会不会把在废除黑奴156年之后美国黑人与白人两个种族之间依然存在的深刻矛盾也会称为“文明的冲突”。

就算历史、文化和制度都大相径庭的中国和美国之间有因为文明的特质所注定的不兼容或不融合,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文明必定要走向冲突。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学者和人民肯定能找到将两个文明的优点结合起来并克服各自的缺陷的共同领域,使两个不同的文明求同存异、和睦共处。斯金纳的位置曾经也是美国著名外交官兼思想家乔治•凯南曾经担任过的职务,负责美国长远外交政策的思考和制定。如果她把华盛顿和北京目前的摩擦看作是文明的冲突,这样的先入为主会极大阻挠中美双边关系的尽快修复。

不同的文明在这个世界一起共存了数百年,文明之间有冲突和战争,但人类目前的总体进步是进入文明共处和兼容的时代。中美在不相往来30年之后找到了合作的基础,40年内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变成了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最大亮点。我相信这两个文明会在今后40年再创辉煌,为铸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找前人没有找到的路径。

问:我想问一个美国高校领域的新动向,和卡特中心合作的艾默里大学最近解雇了几名华裔教授,昨天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FBI建议美国大学要监督在校园里的中国学者和学生。您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刘亚伟:首先,回顾一下已经发生的事情: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去年2月在国会作证时提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是全社会性的威胁,呼吁美国对中国威胁的反击也应该是美国全社会性的;10月4日,副总统彭斯发表讲话,说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是全政府性的,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威胁的反击也应该是全政府性的;11月28日,著名的智库胡佛研究院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发起和撰写的《美国的利益,中国的影响》出台,提出中国正在对美国包括高校在内的领域展开了大规模并富有成效的渗透和腐蚀。随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发文,要求从那里领取经费的各研究机构审核是否有违规现象。继位于休斯顿的美国著名癌症研究机构安德森中心解聘数名美籍华人学者之后,艾默里大学也勒令一对美籍华人夫妻离职。

这一切接踵而来的表态和行动让人想起1882年美国的“排华法案”,以及上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美国过去歧视华人的前科现在又有起死回生的趋势。在美国的华人社团、其他少数民族组织和不少名牌大学纷纷表示担忧,并表示他们不会允许这样的针对一个种族的歧视政策继续扩大。

第二,中美建交40年,除了在经贸、文化、政治、安全和其他领域的合作,最大的合作其实在教育与科研。中国留学生已经多年是美国留学生中最大的团体,中国学者,特别是在美国拿到学位之后融入美国社会的中国学者,几乎遍布美国各个高校和企业的科研机构。中国的留学生为美国高校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美籍华人和中国学者所从事的各项科研与美国的创新和发明在世界的名列前茅有必然的联系。第三,在美国的华裔学者有没有违反美国的相关法律和规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未向所在单位披露和未经所在机构批准的情况下转让了知识产权?肯定有这样的情况,但应该是极为少数人的行为。美方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相信美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也不会向着科学有国界的死路上走,更不会放弃使得自己牢牢占据世界科研霸主地位的诀窍——美国欢迎世界一切有才能和天赋的人到美国实现自己的梦想。

最后,美国人不能只算自己的贸易赤字,还应该算自己的教育和科研红利。中国留学生每年给美国大学所交的学费,在美国的消费是一笔巨大的红利,华裔学者在科研上为美国创造的红利折合成钱,应该也是天文数字。

目前反华和排华的声浪是在不断升高,但我相信美国不会再犯1882年的错误,也不允许麦卡锡主义再次沉渣泛起。所有在美国受过教育和从事过科研的华人,无论他们今后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他们都是中美交流的桥梁,是两个不同文明的粘合剂,是中美共创人类新文明的发动机。

问:北京在4月召开了第二次“一带一路”峰会,您最近也去过非洲考察过几次,当地对“一带一路”的反应如何,您对这个倡议有什么看法?

刘亚伟:首先要说的是,“一带一路”的作用在国内有被无限放大的势头,“一带一路”成了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一带一路”从根本上讲其实是利用中国自己的产能和资金优势为发展中国完善自己的基础设施增砖添瓦。在此之外,它可以增进贸易,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增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相互理解,最后形成一个水涨船高、共同致富的局面。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和方向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它不仅会造福中国,同时也会造福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增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贸易和其他的联动。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一带一路”就是让目前还没有完全搭上经济全球化列车的国家也能检票上车。

如果“一带一路”的故事这样讲,目前不少恶意中伤该倡议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领导人,可能会变得哑口无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必须在“一带一路”的终极目的上与中国保持一致,并与北京一起讲“一带一路”这个美好的故事。如果他们不认可所谓“一带一路”就是铺设债务陷阱的工程、掠夺大国资源和侵犯小国主权的阴谋,中国就会为该倡议赢得更多的朋友和伙伴。

近期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对“一带一路”的评估报告,报告认为“一带一路”是为全世界造福的工程,但不是没有风险和挑战。世界银行提到的“四大风险”是债务、环境、管理和社会动荡。如果“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国做好顶层设计,增加“一带一路”项目贷款的透明度和工程的公平招标,如果“一带一路”国家能够理解、消化和执行“一带一路”工程并为本国人民提供相关的信息,这个工程的最后成功就会有更多的保证。中国外交部对这份报告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说明中国政府变得更加成熟,对“一带一路”倡议也变得更加务实。

其实,北京主办的第二次“一带一路”峰会显示,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已经遇到和将会面临的挑战,对其的推动变得更为客观、更加实际,同时也开始扩大“一带一路”工程的朋友圈和伙伴群。

美国不是“一带一路”国家,美国对该倡议也从开始的无知逐渐过渡到误解和敌视。我们不能低估美国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势力干扰和破坏“一带一路”倡议的能力。美国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在过去两年里每次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访问中都会警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要上北京的“一带一路”列车,因为这趟车只往一个车站开——债务站。要突破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阻击,中国一是要如前文所说,打破美国决策层和媒体对“一带一路”妖魔化的攻势;二是要积极向美国政府、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主动提供“一带一路”发展情况和信息;三是主动邀请美国的企业参加“一带一路”工程的竞标,并跟美国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探讨在“一带一路”国家搞三方合作。美国认为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讲中国故事都是在搞债务陷阱。比如,东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国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与美国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等国合作,增加互信,培养合作的习惯,为把非洲变成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大陆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刘亚伟为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璐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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