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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加诺夫:未来可以预测吗?

原标题:——自欺欺人如何取代了严谨分析

作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

来源:国观智库

来源日期:2019年07月19日

本站发布:2019年07月21日

点击率:164次


  编者按:国观智库现推出倾心精译俄罗斯总统普京前私人顾问卡拉加诺夫的重磅文章《未来可以预测吗?——自欺欺人如何取代了严谨分析》。

  文中作者全面阐述了当前国际问题研究的误区、世界局势发展的总体趋势、应对未来的对策、俄罗斯外交重点和任务、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俄关系走向等重大问题。

  文章反应出俄罗斯主流国际问题学者对上述课题的深入思考和系统结论,对研究俄罗斯的外交理论和实践颇有裨益,值得一读。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y Karaganov) 图源:澎湃新闻


  作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俄罗斯着名社会智库“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俄罗斯权威国际关系期刊《俄罗斯与全球政治》编委会主席。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系主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前私人顾问。

  编译:国观智库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

  文章摘要

  不可预测论的出现,主要原因是主导人类智力活动的西方精英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不情愿正视一个自己不情愿看到的未来。欧洲的知识和政治圈一直深信欧洲模式在全球胜利必然到来。

  大多数外国和俄罗斯国内的国际问题专家,无论政治观点如何,似乎都认为世界已变得不可预测,不确定性在增长。人类没办法影响这一进程,能做的只能是任其发展,袖手旁观。

  这样的结论对俄罗斯人来说尤其危险。可惜,成功后陷入恍惚,赢得战争后输掉世界,这是我们俄罗斯人的通病。但我敢说未来可以预测,可以而且应该对其施加影响。当然,这就要求国际大玩家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拥有足够的动力和智慧,制定政策时尽可能基于理智和长期的考量。

  不确定因素一直以来都存在。现在它不是变多了,甚至可能比历史上许多时代还要少。是的,由于信息革命,民众有更广泛的机会来影响政治。这使得精英们开始担心,因为他们习惯了由自己决定人们需要什么。正因如此,才出现了所谓不可预测的抱怨。事实上,允许广大民参与政治,反而会使政治变得更具可预测性,因为民众的利益比官僚们的阴谋更容易判断。

未来可以预测吗?

——自欺欺人如何取代了严谨分析

  01 思想和政治误区

  不可预测论的出现,主要原因是主导人类智力活动的西方精英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不情愿正视一个自己不情愿看到的未来。欧洲的知识和政治圈一直深信欧洲模式在全球胜利必然到来,而且西方积累多年的潜力(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和信息潜力)使得他们可以把这种观点强加给别人。在相对比较贫穷的非西方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研究都是由欧洲资助,这些研究的结论也就可想而知了。只有拥有强大财力的美国,通过独立的研究,提出了“欧洲怀疑主义”。当然,美国本来也不想多增加一个竞争者,哪怕是盟友。

  欧盟的现状在上世纪90年代时就可以预见到。得到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廉价劳动力和饥饿市场后,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放弃了经济和社会体系迫在眉睫的改革。在最终胜利似乎已经来到的兴奋中,欧盟试图制定“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使得上述失误被成倍放大。寻找“最小公分母”的路线大大削弱了欧洲主要大国的影响力。欧盟走上了失去理智的扩张道路,在没有统一经济政策的情况下推出了欧元。

  俄罗斯拥有“硬实力”、自然资源和被历史反复证明的自我修复能力。但是,欧洲人拒绝了与俄罗斯的接近。相反,他们选择了新魏玛政策。那些厌倦了“正牌社会主义”枷锁的俄罗斯精英们,极力想走近欧盟,能与欧盟一体化更好。当然,他们也需要在体面的条件下实现这一愿望。如果这种接近成为现实,目前西方走弱的过程就不会如此痛苦。它也许可以长久保持军事优势。军事乃是欧盟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保持主导地位的深层基础。

  当俄罗斯接近欧洲的愿望遭到拒绝,而且北约开始扩张时,我感到了恐惧。莫斯科的报价那么有利可图,对其拒绝怎么看都像是意在把过去的敌人赶尽杀绝。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疑问的只是何时、什么条件下发生碰撞,以及俄罗斯是否来得及积蓄力量。2001年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之后,昔日对抗的回归变得不可逆转。除了重新企图获得战略优势之外,这一举措没有别的解释。在对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侵略背景下,这一状况看起来更加危险。令人惊讶的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国内外专家来说,2014年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事件是一个意外,成了证明俄罗斯“不可预测性”的证据。这一事件其实是合乎逻辑的,甚至可能按照一个更加猛烈的版本展开。大部分国内精英拒绝正视现实,但他们并不能以此否定历史本身的逻辑。俄罗斯执政阶层的另一部分人看清了现实,并采取了行动。激烈对峙的准备在秘密进行。新一代战略和准战略武器系统不断涌现。经济潜力不断累积。国家治理结构得到改善。但是,国内当权者中的一大部分,特别是经济领域的人,并不愿意相信祸在眼前。否则,俄罗斯就不会上马具有如此高比例美国组件的新型MS-21民用飞机。就会提早引入独立的支付系统,来预防制裁的危害。俄罗斯富豪阶层也不会继续向西方转移资金。某些人也不会在不久前还在梦想解除制裁。制裁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投降政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对抗。原因还在于“部分去全球化”趋势,表现之一就是经济关系的政治化。这个过程是由一系列客观原因造成的。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彻底丧失了军事优势,以及基于军事优势的近五个世纪的政治和经济霸主地位。以前受摆布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拥有了利用自己竞争优势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自由经济模式”对创造它的人来说变得不利了。特朗普之前的美国就已经开始逐渐放弃自由经济。在美国大肆推行保护主义之前,欧洲人连同美国人已经频繁使用制裁了。他们公开用无法使用武力为实施制裁辩护。

  所有这些“转弯”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欧洲联盟陷入了多方面、甚至致命的危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中表现出日益严重的地缘战略“侏儒化”。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人上台也算不上骇世惊俗。美国陷入了几场战争,疯狂耗资数万亿美元,但在政治上都打输了。美国内的基础设施相对其富国地位惨不忍睹。中国往前猛冲,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开始挤占美国的市场。奥巴马上台时,已经接受了部分统治阶层授予的使命--减少对外责任,集中精力做好国内的事情。但是,就像詹姆斯·卡特总统在类似情况下一样,他不能(或者不被允许)履行这一使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精英们企图实现经济复苏和恢复军事优势,推出了罗纳德·里根。特朗普与里根的不同之处在于,在1990和2000年代,大多数上层人物对自己的正确无误和自由主义的教条深信不疑,以至完全忘记了国家利益。当面对无理智扩张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时,他们分裂了。纠偏的过程很粗暴,并没有按照精英们的意志来做。但只有对那些精英和给习惯了精英们提供的意识形态食粮的人,特朗普的作为才是一个意外。

  被强加观点于人的恶习放大多倍的失误,导致西方忽视了中国的复兴。对华政策的制定基于不情愿承认显而易见的现实。中国具有几千年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如果拥有多样化的13亿人口的中国实现民主化,那将是全球性的灾难。但是,有人相信,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中国将一定会变得更加民主和亲西方,其管理国家和自身资源的能力也就会降低。2000年代初期,事实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开始争相预测中国一定会崩溃,他们说,没有民主,资本主义就无法发展。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展脱离了民主。封建主义遗留下来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成为其发展的基础。按照现代概念,其政治模式框架乃是残酷的威权主义。此外,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不平等,它与民主、多数人的权力相矛盾。“民粹主义”是不平等大爆发和失控的移民增长绝对合理的逻辑延伸。要知道,虽然很少有人记得,移民政策是由欧洲资产阶级在20世纪70年代推出的。他们希望以此降低不断增长的劳动力成本和工会的影响力。今天他们在品尝当年决定的苦果。

  02  思维的误区

  当前对不可预测性恐慌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是世界和国内精英一直以来赖以思考的知识基础崩溃了。它是由西方在过去40年中建立起来的,在经历冷战期间暂时“胜利”之后,其主导作用变得无所不在。

  所有人都去学习、教授和传播西方学术界的思想和学说,视其为无可争议的真理。况且,西方更自由,更富裕,因此更具吸引力,其媒体在知识界占有主导地位。但是,这些理论、概念和学派中的大多数都存在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们的信奉者,有意或无意代表了自己国家或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的利益。而那些在其他国家中追随他们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按照别人规则行事,而且还处于客场。还有那些因为买办心理、愚蠢、无知或渴望取悦“先进世界”的同事而主动忘记自己国家利益的情况。大家应该记得,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有不少知识领袖和政治领导人宣称,我国的利益与西方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只要是来自西方的观念就必然是正确的。这些声音至今仍在耳畔回响。

  第二,所有这些概念,通常都是针对过去的两极对抗时期或1991至2007年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年代,也就是美国独霸的时代而炮制的。即使它们曾在某些时候反映过世界的现实,但已经过时了。

  第三,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已经分裂成许多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但是,选择性的采用某些观点妨碍了人们看到整体,因此,也就妨碍到人们预见社会或国际关系等复杂系统的演变。

  第四,许多理论本身就是是错误的。对“历史终结”、自由民主等理论及其实践绝对正确的信奉,给人们开了一个恶毒的笑话。然后到来的是政治正确的时代,自由主义民主的世界观中增添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 Alexander Lukin对此有精湛的论述 )。

  上述论述并不意味着所有西方理论都是错误的。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被美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坚决排斥。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在许多方面被证明是正确的预言。实力平衡的理论是符合实际的。由于各种原因自由派和中国人不接受这一理论。后者习惯的不是平衡,而是“天朝”传统中的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中国人开始遵守平衡理论的规则。

  再举几个普遍性思维错误的例子。西方民主是人类发展历史的王冠,这一认识几乎是普遍共识。共产党人几乎在近一个世纪里把共产主义想象成那样。但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或内部冲击下,民主无一例外地都消亡了。希腊的那些共和国成为暴君,罗马共和国成了帝国,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成了君主制,诺夫哥罗德消失了,威尼斯共和国向拿破仑投降,几乎整个民主欧洲都投降了希特勒。如果不是极权政府领导的苏联人民的无私斗争,那么欧洲目前的模式的民主可能就不会存在。

  尽管现代西方民主对大多数公民来说比较舒适,但它只是治理社会的手段之一。未来一定会出现模式的多元化。但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大学里,教授们使用政治正确的叙述,让自己和学生确信民主的胜利是必然的。其实,即使在西方社会,威权主义倾向也在增长。

  到目前为止,民主国家的和平性质及其崇尚国际法的神话在知识界中仍占主导地位。的确,民主国家进行长期战争更加困难。但是,在北约连续80天轰炸一个虽然部分陷入内战但完全民主的南斯拉夫的残余后,怎么还能奢谈“民主带来和平”呢?不要忘记,正是欧盟的民主国家在1991年非法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独立,从而导致南斯拉夫的内战。然后是对伊拉克和利比亚的侵略,大多数民主国家都参与其中。

  丧心病狂地寻找和杜撰敌人的现象表明,敌人的存在对西方政治体系至关重要。所有“民粹主义者”、失败精英的对手都被宣布为普京的代理人。美国的画面更加惊艳。在那里,落选者试图用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谎言来解释他们的失败。尽管俄罗斯军费是北约的二十分之一,军队人数也少很多倍,但是关于俄罗斯军事威胁的奇妙神话确复活了。2019年,当反俄运动开始失去动力时,他们加强了对中国的妖魔化,曝光其各种罪恶,其中最主要的是 “破坏”民主的企图。中国同事惊奇不已, 他们无法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四十多年前,我研究过现代全球化理论先驱的作品 -- 约瑟夫·奈、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基欧汉(Joseph Nye,Robert Gilpin,Robert Keohane)关于新的美好世界的必然到来的理论。他们认为未来相互依存会占上风,民族国家将会消亡,他们将被超国家机构、跨国公司 、非政府组织所取代。我有一段时间相信了这些理论。现在想起,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很惊讶地发现,这些理论仍在教授,包括在我们国家。但全球政府在哪里?我们看到的是世界政治的重新国家化和国际组织的分崩离析。跨国公司对政府的命令俯首帖耳。独立的全球非政府组织99%被某些国家或精英群体收购。

  约瑟夫·奈(Joseph Nae)提出了“软实力”理论,他是一流的知识分子,也是其美国国家利益的铁杆扞卫者。这一理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如果我们从“软实力”理论中剔除其亲西方的一面(用老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会发现,1920-1930年代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尽管存在贫穷和清洗,但它曾经拥有巨大的“软实力”。它宣扬的普遍公正、平等、民族解放等理念有数以亿计的追随者。我们还发现,现代的俄罗斯即使相对贫穷而且不是很自由,也有自己的“软实力”。扞卫主权、民族尊严、文化多样性、传统价值观等俄罗斯的思想信条为大多数人类社会所接受。这也正是他们发起针对俄罗斯异常疯狂、非常不得体的信息战的原因之一。

  罔顾事实,故意回避帝国主义和帝国存在的论调令人发指。美国作为回避论的主要制造者,是帝国的经典类型之一 。美国虽没有传统的殖民地,但拥有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强行输出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导向、军事集团和对外经济政策。欧盟虽然没有皇帝,但它是一个更经典的帝国。世界其他国家都应该追随这些虚伪的做法吗?也许,帝国不仅现在存在,将来还会继续存在?甚至未来是属于它的?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大多数现有的理论仅仅部分符合实际。我们可以用其作为分析工具,但前提是必须清楚意识到它们的实用性是非常有限的。

  03 关于未来

  唯一可以彻底改变一切的东西是大规模战争。它将使历史进程完全无法预测甚至彻底结束历史。我不止一次写过,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目前大战爆发的概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但是,可以通过智慧的政治、多边相互威慑和争取和平的积极努力防止爆发大战。其余的宏观趋势显而易见而且可以预知。下面我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趋势:

  1. 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向亚洲的转移将继续下去。即使减速不可避免,中国的综合实力也会在可预见的未来赶超美国。显然,在许多技术、战略领域,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正在赶上或超越美国。随着军事、经济、政治重心朝着亚洲、欧亚大陆移动,文化和道德影响力重心也在移动。在俄罗斯这个欧亚大陆北部地区的面前正在展现出可期的未来。

  2. 在“特朗普革命”刺激下,美国经济可能会得到改善,将有望保住1、2号国家的地位。但美国超级全球玩家的角色将弱化,并将在某些领域缩回西半球。

  3. 为了团结一致应对“敌人”,遏制其实力增长,西方对中国发动的冷战已是既成事实,它将成为未来多年国际关系主导趋势中的一部分。大约四年后,美国精英的分裂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他们将大体上掌控社交媒体和国家的政治体系。这样以来,他们在俄罗斯身上寻找敌人的兴奋度可能会降低一些。更何况,在充当敌人角色方面,中国似乎正在逐渐取代俄罗斯。美国那些饥饿已久的战略武器生产商的利益将得到部分满足。重要的是我们要及时让美国人明白:他们不可能通过军备竞赛的消耗战获得优势,里根第二版不会再现。那时,可以指望俄美关系一定程度的正常化。但是,对抗的其他原因仍将存在。华盛顿没能阻止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形成半同盟关系,对它来说,重要的是要么搞垮俄罗斯,要么使俄罗斯中立,以削弱中国,要么使北京和莫斯科分手。

  4. 显然,欧洲错过了扭转欧盟一体化和欧盟国际地位退化趋势的机会。民族主义和专制倾向将会加剧。很可能会向下和向后漂移,并在20世纪80、90年代后期的水平上找到新的平衡。但由于制定统一外交和防务政策的试验不成功,由于欧洲内部的问题,曾经的大国没法找回先前在世界政治中的主体地位。对这个已经褪色,但仍然辉煌和富裕的次大陆,外部力量的对其施加影响的竞争正在加剧。这场争夺可能是俄罗斯和世界面临的重大地缘政治挑战。欧洲人以前不想负担他们的安全和军队,现在他们必须以政治忠诚和经济让步来换取安全。将其政治和经济利益与美国人挂钩的买办阶级仍然强大。美国人在旧欧洲建立了广大的客户群。欧盟扩大导致其内部亲美元素得到加强,这包括意识形态上的俄罗斯恐惧症,还有腐败透顶的那些欧洲弱小政府,其领导人完全受人摆布。但炒作俄罗斯是“敌人”的做法已经正在失去势头。俄罗斯与欧洲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客观上正在成熟。但这很可能只是与松散不堪的欧盟中个别国家关系的改善。

  5. 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将有两个重心:美国和大欧亚大陆。前者将包括革新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部分拉美国家、英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后者的命运及其轮廓首先将取决于北京是否能够克服“天朝”的历史惯性,即在周边保有一个附庸国家带。在中国新的全球角色中,这样的战略是行不通的。那样的话,迟早地区内大国将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美国也可能参与。本来就从过去继承了相当多的冲突基因的欧亚大陆将变成激烈竞争的超大地区。如果中国能够扮演平等伙伴中的领头者角色,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主开始积极建立合作机构,主动加入一个联系和平衡的网络 ,那么大欧亚地区的伙伴关系将应运而生,无论它叫什么:和平合作与发展的超级大陆,或者伟大文化的协作体。局势在演变,有可能在5到7年内见分晓。

  6. 世界整体上将更加自由。但是,世界力量对比前所未有快速演变,世界政治的区域化、民族国家的角色再次强化。过去苏联和美国两个霸权控制下的冲突重燃,新型武器出现,这一切都将影响国际战略稳定,提高爆发大战的概率。无论从直接保障安全的角度看,还是作为影响安全的工具,军事因素的意义如果不会增加的话,也将保持不变。

  7. 看来,人类思维水平的退化趋势将继续下去。其中包括,也许首先涉及,许多国家的执政阶层。其原因是信息和数字革命。二十年前,随着“电视一代”的上台,这种趋势已经显现出来。他们倾向于机械性地对新闻和“图片”做出反应。当“iPhone一代”成长起来,这种趋势将成倍加剧。他们几乎难以区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独立、批判性、历史性思维能力越来越低。与此同时,现代民主国家选举的实质是推举与自己类似的人,因而是一种反精英的制度。非常有可能,未来在有能力遴选管理者的国家中,个人或群体对互联网的抵抗力将成为遴选的标准。

  8. 不可再生矿产资源的作用将继续下降。与此同时,食品、海洋生物资源、清洁淡水、清洁空气和森林可再生资源对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将会增加(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学者Igor Makarov注意到这种趋势并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生产这些财富的地区的价值将再次上升。

  9.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的退出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形成了一种意识形的真空,填补真空的斗争已经开始。它正在被国家、民族和伪宗教类型的民族主义的形形色色变体所填满。新世界迫切需要新的意识形态。

  10. 由于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以及与数字革命相关的生产本地化,局部去全球化的趋势将继续。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化和经济杠杆的强力使用将继续下去。在形成世界新的军事力量框架,以及西方适应新的力量对比格局之前,不必妄想相对自由的世界经济秩序再次回归。

  11. 无论原因是什么,气候变化的影响众所周知。

  12. 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或这种感觉是一个重大的国内和国际挑战,大多数国家都必须应对这一挑战(俄罗斯属于第一梯队)。这种不平等将继续加深。这也反映出对新发展观的客观需求。

  13. 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越来越大,从以前的两极和单极世界老体系遗留下来的大多数机构的退化不会停止。这些机构要么是过时的,要么是有害的,通过参与其中来延长其生命,越来越没有意义或适得其反。

  04 如何应对

  旧的世界体系正在崩溃,新的体系正在建立。尽管俄罗斯资源相对薄弱,特别是经济上(这是俄罗斯首先需要发力的领域),但俄罗斯仍在四五个能对未来国际体系建立起关键作用的国家中占第三位。要想有所作为,需要掌握以下简单原则:

  1. 不要害怕不可避免的事情,这是由宏观趋势所决定的。未来总会提供适应和积极影响它的机会。

  2. 规则不再起作用。这要归功于特朗普,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以前被虚伪地隐藏起来。但在没有规则的斗争中,凭借我们的历史、气概、新的开放思维、敢于冒险的特点,俄罗斯人具有竞争优势。我么所要做的只是拒绝继续追随“伙伴”们厚颜无耻地强加给我们的规则和制度。如果他们想让世界通行“丛林法则”,那你就要依照 “西伯利亚泰加森林法则”行事。那些出于习惯或希望从老伙伴那里获得微笑赞许的人,还想走老路,那么他们应该明白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有权犯错,但是这个国家及其精英不能。

  3. 在未来的世界中,那些对信息杂音关注最少、根据对未来的客观评估来制定政策的人才会获胜。智慧、现实主义加上政治意志,这是制胜的前提条件。

  4. 几乎所有从两极和单极时代遗留下来的对外政策概念都已过时或者是错误的。越来越显而易见,这些旧的外交思想是在自私地保护西方走下坡路的地位,我们必须摈弃。需要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当然在这过程中要吸收过去的,包括西方的成果。

  5. 大多数从过去继承的机构要么会死亡,要么有害。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是例外。我们需要与正在灭亡的国际关系体系无关的全新机构。

  6. 政治和思维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已经过时,且有害。美国中心主义特别有害,它给予了与俄罗斯为敌的国家额外的王牌。与此同时,无谓的蓄意反西方主义是过时的欧洲和美国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7. 需要有意识地在公众中灌输“东方”和“南方”的重要意义和认知。这才是未来主要的经济和政治市场所在。

  8. 再重复一遍,军事力量、突破条条框框的精英们的思想、俄罗斯式的敢作敢为,这都是我们的竞争优势,必须持续发扬光大。一定要坚决摈弃 “政治正确”。昔日体系的规则正被创立它们的人所抛弃。

  9. 必须在新的数字时代实现突破性进步。但与此同时, 有意识地抵制数字化的负面效应,包括精英的智力退化。

  10. 应该开始积极构建和推广我们对未来的理念以及我国在其中的作用。俄罗斯是世界和平、自主与相互合作国家共同体、世界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扞卫者。该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国际关系最大程度的民主化。长远目标是重新按照规则游戏、重回对现在已被抛弃的国际法的倚重,最大程度上重视建设性计划的实施。

  05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1. 在大欧亚地区建设一个合作、发展和安全区,包括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在内,整合成一个超级大陆自由贸易区。

  2. 中期目标是建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欧盟、中国组成的自由贸易区。(在未来的经济条件下,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区看起来并不那么具有威胁性。大多数俄罗斯专家以老眼光看问题,认为有很大威胁)

  3. 在可预见的未来(六至七年)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半联盟关系。之后的发展轨道将取决于中国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成为大欧亚大陆伙伴关系的背景下平等伙伴中的领头者,融合进各种平衡和合作组织构成的的网络。或者中国会走上充当唯一领导者的道路。

  4. 特别注意与印度的关系发展。这一关系已滞后于新世界提供的可能性和客观需求。

  5. 尽可能发展与欧洲国家的合作,但必须是在欧亚的框架下。

  6. 巩固欧亚经济同盟现有的发展水平。提高其执行决策的效率,确保其得到社会支持,目前支持还不够。为两三年后深化(和扩员)的新阶段做好准备。

  7. 无论从提高世界治理效率,还是从防止灾难性战争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启动(或扩大)俄中美三方互动。这个三角形应该是21世纪“大国音乐会”的雏形。其他或多或少有效的治理形式目前还看不出来。在俄罗斯,曾经有人提出过这个想法。但是,正如在我们国家常见的那样,人们说完后就几乎忘记了去努力推进。实际上,其实施条件已经成熟。

  8. 制定经济增长的得力政策,否则战略成功无从谈起。

  来源:《俄罗斯与全球政治》杂志网站

  https://globalaffairs.ru/number/Predskazuemoe-buduschee-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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