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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主造福中国——评俞可平的民主思想

作者:李成

来源:《学术界》 2008. 6

来源日期:2009年04月09日

本站发布:2009年04月09日

点击率:176次

  〔摘 要〕为什么民主有益于中国?怎样才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小成本和最佳途径?如果民主将会导致混乱,甚至国家的解体,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就没有理由去追求它。如果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们认为民主将会损害而非促进他们的利益,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改革的共识就不复存在。因而,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讲,最大的学术挑战便是如何提出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民主概念和民主进程。本文详细分析俞可平的民主思想和其关于中国民主前景的途径探讨。同时还介绍俞的职业生涯、学术成就以及与其他著名中国学者在民主问题上的分歧。

  〔关键词〕俞可平;政治改革;增量民主;普遍价值

  杰出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马德森曾经注意到:“长久以来,美国人对中国的讨论,更多时候是我们的自说自话。”〔1〕美国的分析家们常常按照自己对中国该像什么的预设观念去审视中国,而未给予中国人的思维和其现实足够的关注。纵观历史,美国人的观点、价值和利益形成了其对中国政治走向的评判与争论,尤其是对民主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乐观主义者们常常期望,民主信条在中国的推广,将最有助于实现伍德罗·威尔逊一个世纪以前的理想主义呼吁“民主能让世界更安全”。〔2〕他们相信,一个民主的中国,不仅将缓解中国和西方之间意识形态的不同与政治的紧张,而且也将促使中国的决策者们遵守国际规则与标准。与之相反,悲观主义者们对任何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走向民主的讨论冷眼以对。在他们眼里,中国非凡的经济成就使得党国体系更富于弹性,因而更能抗拒重大的政治变革。〔3〕按照悲观主义者们所说,随着经济和军事的迅速现代化,这个弹性的权威主义政权不可避免地将对美国形成巨大威胁。

  然而,中国人自己对国家政治未来的探讨,在英语世界当代中国研究中尚鲜为人知。事实上, 199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学术界已展开了热火朝天的讨论。自2005年始,中国学者和官方媒体发起了一场遍及全国、公开的对民主问题的讨论。美国政治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称之为“民主热”。〔4〕

  这一讨论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对民主、治理和公民社会等问题的新思考。但遗憾的是,如一位新加坡学者所说,“绝大多数中国的顶尖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是以中文写作,而他们的绝大多数作品尚未被翻译成外文。”〔5〕因此他们的著作也大多未能进入西方学术界和决策圈的视野。

  然而,外部世界要了解中国社会进行中的学术和政治探讨,这些论著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持续的外部压力或外部影响可能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某种重要作用,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才是国家政治走向的主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对于中国政治未来的分析是决定性的。首先,中国领导人寻求政治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其次,有哪些因素或障碍阻止他们这样做?第三,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方略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人比俞可平更为明晰。实际上,前面提到的“民主热”便发端于俞那篇至今已广为人知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源于2005年香港《大公报》对俞的一个访谈,在2006年秋又被《北京日报》转载,而后便出现在了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重要报纸上。〔6〕2007年,《南方日报》将此文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文章之一。〔7〕2008年,他被中国媒体评选为改革开放三十年50位风云人物之一。〔8〕

  俞的观点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温斯顿·丘吉尔著名的机敏评论:“民主是所有被尝试过的政府形式中最不坏的一种。”俞用简明晓畅的语言,直接回答了植根于许多中国国民心中一个深深的疑虑:为什么民主有益于中国?对于正在经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转型的中国,俞的文章所引发的关于民主的价值的公共讨论十分必要。如果民主将会导致混乱,甚至国家的解体,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就没有理由去追求它。此外,如果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们认为民主将会损害而非促进他们的利益,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改革的共识就不复存在。因而,对俞和其他有相似关切的学者们,最大的学术挑战便是如何提出一个有利于中国的民主概念和民主进程。

  俞可平承认民主可能引发很多潜在的问题,但坚持认为民主在中国是可行的,中国能够找到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成本走向民主的道路。〔9〕俞称这条道路为“增量民主”。他主张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在时间上是渐进的,在规模上可控的。这些政治改革包括了党内民主、基层选举和法治改革。俞相信,当现有的各

  种政治力量已经准备好了这样一场重大的变革,这些改革最终将导致民主政治的突破性发展。在俞看来,这一方略,是在中国实现政治软着陆的最佳途径。〔10〕

  民主的普遍价值

  一个屡次被提出的疑问是:俞可平的民主概念是否与世界上大多数人,尤其是西方人的民主概念相似。概念明晰对于中国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政治与学术对话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我们需要理解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建言者,如俞可平,回答这一问题的政治背景。同中国领导人一样,俞可平认为中国不应该采用多党民主竞争体制,也不认为中国应该走向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体系。实际上,俞明确地指出中国应该从西方政治文化和制度中吸取某些积极因素,但“中国政治体制的西化”不应该是中国的政治目标。

  俞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即使那些对中国的民主化最为乐观的人也不期望这个国家短期内便能建立起一个多党体系。如俞这样的中国的思想家们,有着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形式,必将有而且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毕竟,英国式民主、澳大利亚式民主、日本式民主、墨西哥式民主、美国式民主在某些关键方面都各自相异。然而,他们都有制度上的分权制衡、政治选择权、宪政、新闻媒体的独立、确定的公民自由权。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有自己的特色,但它若想要被认为本质上是民主的,就必须具备这些共性。

  在他的著作中,俞可平明确而坚定地倡导着民主的普遍价值。当俞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时,他意指民主对全人类都是好东西,不是仅对美国人或中国人而言。在关于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讨论中,俞评论道,“全球化不仅使人类日益认识到共同的命运,而且对人类的共性,特别是对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福利、尊严等基本价值,也有更加深切的体验和认同。”

  值得提及的是,中国的领导人也多次谈到民主的普遍价值。2006年10月,在同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代表团的一次会面中,温家宝总理用了大量时间解释中国对政治民主的追求。他的民主定义与西方世界的民主概念并没有太大的差异。〔11〕“当我们讲到民主的时候”,温总理说:“我们一般指的是三个重要的部分:选举、司法独立和基于分权制衡的监督。”〔12〕除了在私下场合表明这种观点,温总理和胡锦涛主席在许多公共场合反复强调了民主对于建设一个更繁荣富强的中国的重要性。“民主”的确已成为许多中国领导人政治言论的一个关键词。

  俞可平的民主观和温总理关于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的论述反映了中国政坛开明派的新思维。共产党的教义长期以来将西方民主定性为代表着少数富人和有权有势者利益的骗局。对于中国的批判者而言,为竞选筹款的方式给西方政治带来许多严重问题。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和学者们往往过分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特色。当然,并非所有中国领导人或公共知识分子都认同温总理和俞教授对民主的热情。人们甚至可以合理地推断,温总理和俞教授的观点在领导层和学术圈内并非主流。

  正如某些中国学者已观察到的,俞需要特意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件事本身就已暗示这个国家许多人持相反的意见:“民主是个坏东西”。〔13〕据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史天健所言,俞可平的这个说法不代表中共党内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而是中共党内兴起一种新思潮的体现。史天健评论到,“从原来说这个东西不好,到现在说是好东西,这是个很大的飞跃”。〔14〕所有这些评论都凸现出俞的论题在中国政治讨论中的开创性和重要性。以下的篇幅将更为详细地介绍俞的职业生涯、学术成就以及与其他著名中国学者在民主问题上的分歧。

  俞可平:新一代学人

  中国媒体常常将俞可平称之为“中共理论新秀”。〔15〕他的学术成就已享誉中国政治学界。他同时被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中国知名高校的兼职教授,便是这一学术地位的明证。

  俞不仅热忱投身于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他本人也是中国党政机构的一名高级官员。自2001年起,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下属的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这是一个正式官方职位。因而,俞作为一个学者型官员有着双重身份。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简称,是中共中央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和理论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有: 1)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2)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的著作; 3)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发展。〔16〕虽然规模比中央党校更小,但中央编译局也是中国领导层的一个主要智囊机构,尤其是在理论研究领域。俞目前还担任了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

  在改革时期,许多中共党内的理论家在意识形态的突破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 1978年,当时还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的胡福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挑战当时中共领导人将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正统观点。不久以后,党抛弃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1991年,当党内的保守派抨击邓小平大胆的市场改革时,时任解放日报社副主编的周瑞金,以“皇甫平”的笔名撰写了当时极具争议的文章,反对用简化的、二元对立的方式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篇文章是对加速进行市场化改革,尤其是作为市场化改革先锋的上海的辩护。

  2003年,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在海南博鳌论坛上发表了主题演讲,阐述中国崛起将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的理由。〔17〕郑必坚的思路被胡锦涛采纳并用以构建其“和平发展理论”。应该指出,胡福明、周瑞金和郑必坚都生于1930年代,属于成长于中共革命和建国前十年的一代中共理论家。而俞这一代中共理论家,在文革时期成年,积极地参与了改革时期的学术讨论。因而,他们的视野相当不同于前一代的理论家们。

  俞可平1959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一个贫寒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成人。1976年, 17岁的他成了地道的农民,而后又当过本县花山村的一名生产队干部。这与许多中国国家领导人,如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副总理李克强、王岐山、中共组织部长李源潮等,以及一些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们,如经济学家胡鞍钢、社会学家李银河、历史学家秦晖、导演张艺谋和艺术家陈丹青等人的经历颇为相似。这些人在农村所经历过的艰辛给他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既有忍耐力、批判性思维、谦逊等品质,也有对中国农村的真切体验。〔18〕

  1978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俞是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考试而进入大学的首批学生。他被录取为绍兴师范学院政史系的三年制大专生。毕业后,俞可平有10年的时间都留在中国的教育机构,分别担任过中学和大学教师。1985年他在厦门大学哲学系获得硕士学位, 1988年他被授予北京大学博士学位,成了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两位政治学博士之一。〔19〕俞的博士生导师赵宝煦教授在海内外都常被视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

  在俞埋头苦读的校园岁月,中国正经历着一系列翻天覆地的社会和经济变

  革。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是一段激情飞扬的时光,中国年轻人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新知识,包括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李景鹏在80年代后期曾教授过俞,他回忆说,俞不仅对西方思想史和新趋势有浓厚的兴趣,也格外注意有选择地运用西方理论来分析思考中国的政治发展。〔20〕俞的博士论文题目便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分析框架”。

  如他同辈的许多中国著名社会科学家一样,俞有很长的海外生活经历。1990年代中期,他曾在美国的杜克大学、德国的自由大学任访问教授。通过对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深入阅读,俞对西方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兴趣。他深入研究过帕雷托、拉斯基、哈贝马斯、伊斯顿、亨廷顿和沙拉蒙等西方著名思想家的理论。他也曾同许多美国、欧洲的一流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安东尼·赛奇、托马斯·荷伯勒等人进行学术合作。他一度担任了联合国政府创新咨询专家,现在则是一些国际性刊物如英国的《全球化研究》(Global Studies)和美国的《新政治科学》(New PoliticalScience)的编委会成员。〔21〕2008年,俞被德国的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俞是德国有史以来第10位获得名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在其学术生涯早期,俞便以其不拘陈见的思想和大胆的观点受到关注。例如, 1990年,在一篇学术论文里,俞便提出人权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22〕而在当时,中国媒体和主流学术圈仍旧排斥人权概念,常常被视为一种虚假的西方观念或者笼罩着反华气息的说辞。俞的观点在当时相当程度上是对意识形态主流的偏离。

  俞也是中国第一批研究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学者之一。俞认为,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并非“西方的专利”,非政府组织的多元与动态角色能够分担治理的压力,并且有助于建构和谐社会。在俞眼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兴起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俞相信,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政府和公众的目标应该是“善治”而非传统的“善政”。在将这些西方概念运用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分析方面,俞可谓开风气之先。

  俞认为,“善治”的基础是公众与政府的合作,它寻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这不是意味着没有冲突,而是意味着双方都愿意谈判和妥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很自然对政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政府需要不断调整其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俞列出了“善治”的10个基本要素: 1)合法性,2)透明度, 3)责任, 4)法治, 5)回应, 6)效率, 7)参与, 8)稳定, 9)廉洁, 10)公正。俞也将相当笔墨给予了“善治”视野下中央与地方关系。为了帮助地方官员提高领导素质,寻求地方政府改革和创新,俞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这一奖项由中央编译局和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共同举办,迄今已历三届。8年中,一共有1190个地方政府创新项目报名参选,并最终选出了40个优胜奖以及若干入围奖。在这一方面,俞不仅是一个思想者,也是一个行动者和实践者。应当指出,俞同辈的一些曾有官、学双重身份的学者近年来已经成了全职官员,如王沪宁、曹建明和夏勇。他们的年龄都在50岁上下,都是政治学和法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也都曾在美国或欧洲的一流大学担任过访问学者。王沪宁曾是复旦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曹建明曾是华东政法学院的院长,而夏勇则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所长。现在,王沪宁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员,曹建明任职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夏勇是国家保密局的局长。他们如今的职位难以允许他们参与学术活动或者发表学术著作。

  与他们不同,俞可平积极地投入学术研究和讨论,从他过去10年所发表的众多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广泛的职业兴趣和对专业领域的热忱。作为一个多产的作者, 40多岁的俞已经写了12部专著,合编了4本书,主编了14本书,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他最著名的作品有《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2008年)、《民主是个好东西》(2006)、《增量民主与善治》(2003)。这些广为流传和倍受赞誉的作品正在改变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公民社会、治理和全球化时代文化现代化的视野。然而,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为设计中国未来民主的路线图而矢志不渝的探索。

  勾画中国的民主路线图

  对许多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而言,民主或许带来更多的是恐惧而非

  希望。那些相信民主转型可能导致诸多灾难的人,对民主转型有着深深的恐惧。从当局的角度,中国经不起这种恐惧造成的紧张和可能带来的冲突。在最近一次与中国媒体的访谈中,俞可平指出了中国政府改革和民主试验的三个主要障碍。第一,是政府官员没有动力去试行民主。第二,政府改革政治风险太大,官员常常担心目前的政治环境对错误的容忍度较低。因此,官员不愿意冒险。第三,制度惰性不鼓励大胆的政治试验。政治改革涉及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

  毫无疑问,没有一个机构或利益集团愿意接受政治改革带来的权力和特权的损失。〔23〕

  2005年一份对200个官员和学者的民意调查显示, 50%的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受到了“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24〕最有力的例子便是房地产的发展,可以窥见政府官员同商业利益集团已形成一个“邪恶联盟”。〔25〕一些中国观察家确信同产业发展相关的各种参与者们已成了当今中国最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一。〔26〕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在过去10年间,房地产利益集团集聚了庞大的经济和社会资本。〔27〕这一集团不仅包括发展商、房产经纪人、银行家和房地产投机者,也有某些政府官员和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和记者),他们支持和保护着房地产商与投资者的利益。〔28〕最近中央党校对地方官员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 90%的人不赞同大范围政治改革,〔29〕这并不令人意外。俞相信,正是因为政治改革存在的这些障碍,民主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应该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问题所在。他认为民主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许多挑战提供了答案。对俞而言,尽管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国内的政治分化,并且由于决策过程中需要协商和妥协可能比专制更低效,却比权威主义政权有更多政治正当性、更易带来长治久安。在他眼里,过去三十年成功的经济发展所造就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也已产生了公民社会自主性的需求。此外,公众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警惕,尤其是对官员腐败的不满,应当认真对待而非压制。用俞的话说,除非权力被有效制衡,否则,必然会导致专断和腐败。

  对这些阻碍的认识使俞可平对中国民主发展的路线图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俞认为,在条件未成熟之前仓促地推进民主将对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按照这一思路,俞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概念。

  一是国家不得不承担的“民主的代价”。这一代价有时会高到无法承受,这便需要政治家和决策者的智慧,“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在中国的民主建设中,减少政治和行政代价应该是中心问题。中国公众们能否达成民主共识,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他们对代价的计算。

  第二个概念是“增量民主”。在俞眼里,在当前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中国的民主发展不应也不会通过激进的方式实现。它应该从多个方面通过一种渐进的进程达成。这些路径包括党内民主、基层选举、行政改革和公民社会的成长。俞尤为强调党内民主。“没有党内民主,中国很难实现民主”。“如果基层民主意味着民主自下而上的推进,党内民主则是从权力核心向外围的推进”。他认为,发展党内民主的核心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选举制度、决策制度和监督制度。俞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增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优战略。他相信渐进变革是中国历史的经验。民主需要足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资本;所有这些领域的积极进步都将不仅从量上增加民主的可行性,也将适时发生“突破性”的变革。同时,当大部分人从社会经济改革受益时,增量政治发展便将获得动力。

  不过,俞并未提供民主化突破的时间表。

  第三,俞提出了“动态稳定”这一概念,作为中国共产党处理社会政治紧张的新思路。虽然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们可能有充分理由关切社会稳定,但在新的人口与政治环境下他们对稳定的过分关注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后果。俞将中国政府传统上实现稳定的方法称之为“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30〕与之相反,俞倡导“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如公共听证会、舆论调查、信访、群体抗议等一些新的机制便是很好的例子。用他的话说,动态稳定旨在通过协商而非压制维持秩序。〔31〕

  按照俞的说法,中国政府应该同社会力量协商,并不断地调整政策以适应大众需求,从而实现动态稳定。在当今中国,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但权力并不意味着正当的权威或善治。对动态稳定,正当的权威比权力更重要,因为善治才能带来稳定、秩序、信任和效率。〔32〕俞相信防止社会动荡或革命的最好方式是推动善治,而非依赖严厉的控制。

  一些海外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认为俞的民主路线图不过是对中国老百姓和外部世界的空洞承诺。例如,《论言论自由》一文的作者胡平相信,如果不考虑多党体制,任何关于民主的讨论都将毫无价值。此外,胡抨击俞的动态稳定完全有悖于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民主原则。〔33〕

  对俞的批评不仅来自于鼓吹激进民主化方案的“新右派”,也来自质疑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新左派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深信,任何走向政治民主的努力可能会释放长久以来积蓄的社会紧张。在伯克利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北京大学教授潘维,更青睐新加坡的法治而非西方式民主,他明确主张法治改革而反对民主选举。潘直率地批判其同行们的民主崇拜和选举迷信,对俞的“增量民主”概念也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目前党内选举和基层民主不过是政治秀。〔34〕

  由俞可平和其他中国思想者们所开启的新一波民主的学术与政治讨论在未来几年很可能仍将继续。这一热点讨论可以被概括为如何让民主造福中国而非贻害中国的困惑和思考。每一位读者可以对于这场民主讨论的意义和重要性作出自己的评判。然而,我们可以断定,这一问题在中国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重要。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中国正在塑造他的新国际形象和核心政治价值。俞所贡献的信息和洞见不仅展示了中国人的视野、焦虑和困惑,也为这个国家政治未来走向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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